最失败的教育(江菲)

“我要感谢你,在发生这种行为之前,想到了给我打个电话”

  2004年6月的一天,《中国中学生报》编辑吴若梅接了一个冗长的电话,是一个高一男生打来的,他的目的是要向吴若梅宣告:我要和异性发生性关系,马上!

  “行啊。”吴若梅不动声色地回答,“可是,为什么呢?”

  “我周围的同学都有了,那我也得有。”男生说。“行啊。”吴若梅还是那种缓慢的语调,“那你和谁啊?”

  “和我女朋友啊!”男生理直气壮。

  “好啊。可是如果你想和女朋友发生这种关系,那就得有个长远打算吧?你爱她吗?打算和她结婚吗?”

  “我们俩长不了,高考完肯定分手。”“哦?为什么?”

  “我根本不喜欢她。但是我们班男生都有女朋友,我也得找一个就找了她。她特别喜欢我。”

  “那这事儿你和她商量过吗?”

  “没有。但我知道如果我强烈要求,她一定会同意。她特别喜欢我。”

  “可是你想过没有,如果你将来的妻子,在结婚前和别人发生过性关系,那你……”

  “那绝对不行!”没等吴若梅说完,男生斩钉截铁地接道。

  “哦,那你想,你将来肯定要和这个女朋友分手,如果她将来碰到一个和你有一样想法的丈夫,那你不是把她害了吗?”

  “嗯……那也是……”男生犹豫了半天,又执着地说:“那你看这样行不行,我家有钱,我去找‘小姐’行不行?”

  “行啊!当然可以。”吴若梅心里咯噔了一下,但声音还是很平静:“可是找小姐,你要考虑到安全问题。即便采取了安全措施,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不出问题呀……如果这些我们都不考虑,还有法律问题呢?”

  她慢悠悠地说:“你现在闭上眼睛,试着想像一下那个场景,警察进来了,把你抓住了,他会问你问题,比如:你叫什么?你的身份证呢?你还是个学生吧,哪个学校的?……我可以跟你打赌,不出4个问题,就能把你问哭,你信吗……”

  来来回回40多分钟,那个男生最后叹了口气说:“吴老师,你说服我了,我不做了。”

  听到这句话后,吴若梅终于松了口气,说:“我很感谢你。”

  “谢什么?”男孩儿大惑不解。

  “我要感谢你,在发生这种行为之前,想到了给我打个电话。而不是草草地就进行了。感谢你这么信任我。”

  话虽这么说,吴若梅心里依然很沉重。当编辑之余,她从事了12年的青春期性教育工作,并在北京电台《今夜私语时·青春版》担任了8年嘉宾主持,对她来说“这样的事太多了”。家里、办公室里,成百上千封信中,随便抽出一封,不是讲述青春期情感的,就是谈论性问题的。“讲女生怀孕的事儿,每星期至少会有一封。”据吴若梅所知,就在不久前的北京市中考体检中,某区就检查出了3位已经怀孕两三个月的女中学生。

  在大家还在讨论性教育“应不应该进行”和“如何进行”时,青春期的孩子们早已开始了行动。今年年初出版的一本书,将人们的视线引向这个令人吃惊的领域。这本书名为《藏在书包里的玫瑰———校园性问题访谈实录》(以下简称《玫瑰》),作者通过对13位在中学阶段发生过性行为的学生进行调查式的访谈,得出的结论让人瞠目———

  在这13位中学阶段发生性行为的学生中:半数以上是师生公认的好学生;1/3来自重点中学甚至是名声显赫的学校;他们初次发生性行为时100%不用安全套;他们有过性行为的事实,父母与教师100%不知道;他们对学校与家庭的性教育100%不满意。

  作者之一张引墨在后记中引用李银河的一句话作为这个结论的解释:“由于我的样本很少,所有没有任何统计意义,也不能做任何统计推论……其中所有的材料只具有‘存在着这样一种事实’的意义……”

  但《玫瑰》中所叙述的“事实”,仍然引起了强烈关注。发行半年来,该书重印6次,销售量达16万册以上。许多家长看完这本书后,觉得“不敢相信”、“毛骨悚然”;而初衷是面对老师和家长的书,中学生却成了主流读者群,他们觉得这本书“很好”,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科学”和“人性化”的知识;更多性学家和青春期性教育工作者,也站出来对“这个事实”发表观点,因为在13个“事实”背后,是青春期成长过程中更多不可忽视的“事实”。

  “对于这些孩子来讲,接受这个访问,都带有一点自我总结的性质”

  看过这本书的人,都会敬佩这两位编采。

  不仅因为他们有勇气公开出版这个敏感而隐晦的题材的书,更因为他们能够找到这么多人,说服他们接受访问,并愿意向公众讲述他们对这一经历的思考和感受。

  对张引墨来讲,事实远不如人们想像得那样复杂。

  “我几乎是被动的。”她笑着说。当她把作这个研究的打算散布出去后,她更多的只是等待。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她碰到的多是这样的情景———一位受访者打电话来:今天就见面吧。

  张引墨:今天我太累了,能换个时间吗?

  受访者:不行!就今天。也许明天我就不想讲了。

  于是,张引墨常常在结束白天的工作后,疲惫地赶到约定地点———通常是一家肯德基或麦当劳,要两杯饮料,就着薯条和烤鸡翅,开始谈论这个被大多数人认为难于启齿的话题。

  只要谈话一开始,张引墨的疲惫很快就消失了。很多时候,是受访对象一个人侃侃而谈,她很快便由一名访问者变成了一个倾听者。

  促成张引墨写这本书的原因,是在她作为《中外少年》杂志8年编辑的过程中,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学生,在尚未具备处理性行为应具有的知识和心理能力时,就开始了尝试。对于后果,他们更是知之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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