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口音,北方腔调

南腔·北调

  南方口音,北方腔调,一向是中国读书人的特色。中华文化,在于字面上的大一统,至于说话骂街,向来是各行其事,各说各的方言。中原地广,又是中华文化的中心地带,口音虽然有差别,但是互相还能理解,因此北方腔调,便成了官话;南蛮之地,山高水深,人民顽固不化,所以相隔十里,口音便有不同;相距百里,互相居然听不懂。江浙以南,山越多的地方,方言就越复杂;温州福建一带,方言之多,多如牛毛。温州到福州的无数隧道打通以后,山两边的人民,交流起来,至今是连蒙带猜。

  明朝初年,始有官话一说。想来朱元璋很不耐烦百官之间,用方言交流的缠夹不清,遂命人编篡《洪武正韵》,颁行天下。从此南方之人,如果游学,做官,便开始有南方口音,北方腔调一说,或谓南腔北调。对于天下的南方人来说,南腔北调便是官话,当然并不局限于当官的,好比游学,徐霞客那样的旅游,商贩,甚至于武侠、浪子和乞丐,少不得也要用南方口音,去说北方的官话,以求沟通。

  但凡官话,都有推广问题;《洪武正韵》以降,不肯讲官话的官老爷,依然层出不穷。至雍正六年八月,皇上觉得事情还是有些不妙,特别是广东福建这鸟语花香的两省,问题很严重;于是严旨训谕当官的,必须在任上说官话,以免“官民上下语言不通”。训谕颁布之后,朝廷雷厉风行,还在广东福建两省,设立“正音书院”和“正音蒙馆”,重点突出,对广东福建读书做官之人,进行培训,几乎象是现在的党校,专门培训干部。

  所谓正音培训,无非是南方之人,学点北方的腔调;字正而腔圆,几乎是遥不可及的事情。比如宁波话承古音,基本上只有平声和去声,听起来象日语。宁波话为母语之人,再要去学正音,困难极大;好比蒋介石,东去日本留过学,南在广州当过校长,贵为委员长,一辈子所说,无非是南腔北调的官话;准确地说,他是以宁波话为基础,带奉化口音,又染上一点上海腔的江浙官话。这种话,北方的军阀听而不懂,暗中估计是要跳脚大骂的。

  江浙一带流行的一句话,是“宁愿听苏州人吵架,不愿听宁波人说话”,形容宁波话说起来舌头之硬。四九年以后,宁波最早的官老爷,清一色是从山东过来的解放军。宁波人不识北方话,经常张冠李戴。曾有解放军数名反扭一犯人自街上过,有好事者问:所犯何罪?解放军用山东话答道:“投机倒把”。第二天,宁波人中到处流传,解放军刑罚太严,“偷剪刀一把”也要被反扭抓走,于是噤若寒蝉,社会秩序为之大好。

  宁波人经过多年之正音培训,现在遇到一句鸟语不识的北方人,勉为其难,可以说点官话;自嘲的说法,叫做宁普话。宁普话是宁波口音普通话的缩略语,通常需要把舌头完全调动起来,并使其打圈,再用脸部的几块肌肉进行配合,才能说出来。但是一个北方人和一个说宁普话的宁波人交谈许久,紧张而满头大汗的却是北方人,因为宁波人累的只是舌头和脸上的肌肉,所以感觉轻松;北方人却因为要替宁波人感到累,反而紧张得出汗。

  我初到北京,自是一口宁普话。第一次上街回来,对宿舍的同学宣布说:“我到农贸市场卖了十个鸡蛋!”同学皆惊讶,以为我勤工俭学,兼卖鸡蛋。盖宁波话买卖不分,让我困窘。痛下决心,向同宿舍北京同学苦习北京话,两年有成,才知道学的不是北京话,而是北京郊区的顺义话,口音和京郊青年农民相仿佛。习之再逾两年,后舌音仍时有残缺。一次嗓子发炎,竟至失声;事后朋友问起为何久不联系,我答之:“我上段时间失身了”。朋友以为我惨遭爱情悲剧,心理扭曲,以致于公然宣布这等事情。

  南方口音,北方腔调,关键在于后舌音之缺陷;想来人的全身器官之中,舌头老得最快,一过二十岁,便学不到地道的语言;从此南腔北调,甚至是怪腔怪调。印度孟加拉等国,英语也是官方语言,但是相对于所谓的牛津英语来说,也不过是南腔北调而已;印度英语,永远听着古怪,也和舌头之发育,大有关系。瑞典人说英语,几乎每句都是往上升的语调,很象山东口音;丹麦人的英语,却是先升后降,好比吹喇叭;种种口音和腔调之不协调,遍布世界。

  南腔北调,多少也是一种文化冲突;文化冲突,通常先冲突在舌头,再冲突在肠胃;冲突之激烈,几乎不可调和。但是从文化传通角度来看,文化冲突的是硬币的一面,另一面,恰好是跨文化传通带来的不同文化之交流和融合。南腔而北调,多少也融合了南北两方文化,形成了跨文化的优势;韦小宝的辉煌人生当中,大大地得益于他的南腔北调,甚至于他那几句颠三倒四的俄语;话翻过来,我一直觉得,一个上海女人,带点南方口音的普通话,软软的腔调,远比一个字正腔圆的北京女人说话,要好听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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