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历史、所谓爱,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荒诞

焦宗烨

最近,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盛行海外,据说是大陆还暂时不能出版,为此,龙女士在去年十一之前说“外省人1949年来到台湾和本省人共同生活,组成命运共同体,但彼此却完全不知道对方的情感脉络,不懂对方的伤痛;60年过去了,记忆的黑盒子还是没有打开,或者没有完全打开。只有将记忆的黑盒子打开,才能避免伤痛转化成政治上的斗争”。并以此要求国家领导人要说“对不起”。不明真相的听众以为是龙应台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中在叙述人民的历史,在叙述“人性”。但是,当我看后,恍然发现,所谓历史、所谓“人性”,所谓“人民”,所谓“政治斗争”,都是龙应台自己设置的一个圈子里的自我演绎。
而其本质,则是一个偏居一隅的所谓“有良心”的作家在一个试图给自己的历史的空间中谋取自己的所谓“爱”,谋取自己的“大江大河”。
龙应台这本《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没有反映真实,或者借用《联合早报》的一篇文章说“根本无意说明历史”。

1所谓“历史”

前些天,笔者说胡兰成“江山如梦”的伪善,今日,又看到了一个自诩为“有良心”作家的所谓“大江大河”。纵观全书,让人不得不产生错觉,这似乎不像龙应台的著作,或者说这才真正反应了龙应台自己。
在此书刚刚在台北出版之际,龙应台就放言大陆,话语是义正词严,上纲上线,让人以为只要封杀就意味着背叛历史、民族和家国本身。
现在关于中华民族的近现代史是各自论述,两岸的差异很大,鉴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所以里面的“政治因素”确实有。这因为因为此,笔者一度期待龙应台先生《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立足于底层是能够反映历史真实的。
此刻,笔者看完《《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之后,恍然大悟,这是个戴着套子的著作,属于“见光就死”的那类。里面无处不在的硬伤,基本来源于作者政治立场下的个人叙述,对受访群体、对表达意图、对历史记忆有着自己可以的处理。而终其的表达,就成为一个小群体的所谓历史,此书充其量是一伙一九四九战争的失败者在六十年之后的自我宣泄,里面缺乏理智的剖析,没有历史的真实,只有个别人的真实。
在此基础上所产生的“历史”性叙述也就毫无置疑的成为个人化的历史,已经远离了人民的历史本身,此所谓结论也就构成了自我的表达。

一,首先,立足历史本身,历史应该是人民的历史,不是狭小视角的个人叙述。

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中,龙应台引用的、叙述的仅仅是那些流落到台湾的人群和个别的海外华人,这些人当初都是蒋介石的跟随者。很明显,作者的这些人群是可以设置的。在此前,龙应台利用了直升机、游艇等等豪华设备去参访,去寻找资料,那为什么不在大陆选择一些人呢?难道是政府限制?龙应台的文章在《南方周末》有专栏,所以不可能受到限制。这就说明,作者刻意的回避了一些人,刻意的选择了另外一些人,而这些人还不是大多数,只是千万分之一,这就是少数人的叙述,由此成为了所谓“历史”性叙述。
毕竟,历史的叙述应该是全体的经历者,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里我们没有看到,我们看到的仅仅是一个极其狭小的群体,更是具有相同经历:解放战争失败后流落他乡的人。

二.其次,历史的评价标准应该是而且只能是所有经历的人民的一个公允评价,所谓“天下为公,人民最大”,而不是失败者的自我抒情。

“但是穿过人民广场,刚好踩过红军纪念碑在地面上的投影时,我心里想到的是,长春人,或说,东北人,记忆里藏着多少没真正打开过的抽屉啊?
譬如说,一九四五年八月,在接受日本人统治十四年之后,当苏联红军﹁解放者﹂的姿态进城,并且在长春和沈阳中心建起那些高大的战机、坦克纪念碑时,长春和沈阳的人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情在那纪念碑上落款,说﹁长春各界人士﹂共同纪念?事实上,在纪念碑落成、﹁长春各界人士﹂在向红军致敬的同时,红军正在城里头烧杀掳掠。
那一年冬天,二十一岁的台北人许长卿到沈阳火车站送别朋友,一转身就看到了这一幕:沈阳车站前一个很大的广场,和我们现在的︵台北︶总统府前面的广场差不多。我要回去时,看见广场上有一个妇女,手牵两个孩子,背上再背一个,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拿一件草席,共五个人。有七、八个苏联兵把他们围起来,不顾众目睽睽之下,先将母亲强暴,然后再对小孩施暴。那妇女背上的小孩被解下来,正在嚎啕大哭。苏联兵把他们欺负完后,叫他们躺整列,用机关枪扫射打死他们。许长卿所碰见的,很可能是当时在东北的日本妇孺的遭遇,但是中国人自己,同样生活在恐惧中。一九四五年的冬天,于衡也在长春,他看见的是,﹁凡是苏军所到之处,妇女被强奸,东西被搬走,房屋被放火烧毁﹂,不论是中国还是日本的妇女,都把头发剪掉,身穿男装,否则不敢上街。所谓﹁解放者﹂,其实是一群恐怖的乌合之众,但是,人民不敢说,人民还要到广场上他的纪念碑前,排队、脱帽,致敬。”

尽管这是事实,龙应台却也回避了当日日军肆虐东三省时蒋介石的不抵抗导致东三省一夜之间成了日本的附属国“满洲国”,日军横扫华北时国民党的“攘外必先安内”,正值抗日关键时候的“皖南事变”,在消极抵抗的时候导致南京的“三十万”屠杀!
所谓历史,应该要还原到本真的状态,龙应台没有这样做,也不想做。

“已经成了正式﹁解放军﹂、穿着军装的刘绍唐,一年以后,制作了假护照,不断换车、换装,像间谍片的情节般,一路惊险逃亡到香港。
这时候,后来成为︽中国时报︾驻华盛顿特派员的傅建中,是个上海的初中生。北平﹁解放﹂以后四个月,在上海的街头看着解放军进城。各种节日的庆典,学生被动员上街游行、唱歌、呼口号,他睁着懵懵懂懂的大眼睛,觉得很兴奋,摇着旗子走在行列里。七岁的董阳孜——没人猜到她将来会变成个大书法家,也在上海读小学,开始和其它小朋友一起学着扭歌,﹁嗦啦嗦啦多啦多﹂,六十年后她还会唱。比她稍大几岁的姊姊,很快就在脖子系上了红领巾,放学回到家中,开始热切而认真地对七岁的阳孜讲解共产主义新中国。有一天,姊姊把她拉到一边严肃地告诫:﹁如果有一天妈妈要带你走,你一定不要走;你要留下来为新中国奋斗。国民党的飞机来轰炸上海的工厂和军事设施的时候,阳孜的妈妈被低空飞机打下来的机关枪射中,必须截肢,成了一个断了腿的女人。即便如此,两年后,这行动艰难的年轻母亲,还是带着阳孜和小弟,逃离了上海。在上海火车站,系着红领巾的姊姊,追到月台上,气冲冲地瞪着火车里的妈妈和弟妹。﹁我到今天都还记得姊姊在月台上那个表情,阳孜说,对我们的背叛,她非常生气。
张爱玲,用她黑狐狸绿眼睛的洞察力,看了上海两年,把土改、三反、五反全看在心里,就在阳孜被妈妈带上火车的同一个时候,也悄悄出走,进入香港。”

龙应台捕捉到了历史,但是却忽视了推动历史的那最大部分群体,下层人民。当解放军进入上海的时候,上海人民是怎样的欢迎,怎样%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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