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怎么看中国 [中国:月光更明亮]
-系列专题报道


主编:爱立克.理英罕

This article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华兴双周报

[译者按] 2001年5月,美国明尼苏达州《明星论坛报》(Star Tribune),资深主编爱立克理英罕先生(ERIC RINGHAM)和凯特斯坦利女士(KATE STANLEY)率领二十二位记者走访中国,这次旅行是由美国全国编辑联合会赞助的。他们访问了上海、西安、北京和香港四个城市,回美后发表的一系列专题报道连续五天刊登在6月17日至21日的《明星论坛报》上。比起目前充斥于美国报纸上成篇累牍有关中国的负面文章,理英罕和斯坦利的专访报道比较客观中立,实事求是,颇能代表实地访问中国之后的美国人对中国的观感和心态,他们的文章也许能够做到“以正视听”的效果。

美国人怎么看中国 [中国:月光更明亮]
-系列专题报道

李宗琦组稿 2001年7月于明州


明尼苏达州《明星论坛报》(Star Tribune),资深主编爱立克理英罕先生(ERIC RINGHAM)和凯特斯坦利女士(KATE STANLEY)选写。以下是原文登载《明星论坛报》的标题和日期。

6月17日,中国的月光更明亮
6月17日,邓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些人已经富了
6月17日,社论:华盛顿和北京,布什的威吓有危险性
6月17日,不忘记南京大屠杀
6月18日,台湾的逐渐过渡与各方面的利害攸关
6月18日,从美国看到的是敌意
6月18日,导弹防御--不怎么样的长城
6月18日,毛泽东:“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6月19日,社论:不自由但是比较自由
6月19日,宗教自由--要有妥协
6月19日,在互联网时代,审查制度面临不可能的挑战
6月20日,社论:北京申奥--美国不应干扰奥委会表决
6月20日,为赢得世人尊重而奋斗--北京申奥的努力
6月20日,香港松了一口气-- 资金充足、信心增长
6月21日,新经济为西方提供机会
6月21日,加入世贸是一回事,而恪守其准则是另一回事
6月21日,社论:交流与接触多多益善

译者:李宗琦、胡佳、马京晶、张智群、刘杰、陈克俭、魏爱平、李颍波
(按翻译文章的前后顺序排列)


(1)

中国的月光更明亮

引言

中国的未来正如远看她的山水风景画,不甚清晰。一片朦胧笼罩了她那美丽的庐山真面目。她在稳步前进中时而出现的耀眼光华,常被黑暗和条件反射式的偏见所蒙蔽。

不过,从中国政府办公室到城镇的街头巷尾,从学校校园到计程车,人们有一个共同的看法:我们正走向更美好的未来,我们将有更多的民主,更少专制,更加容忍大度,更关心生态环境,更不会固步自封于意识形态。

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中国未来的月亮将更明亮。

北京报道:从遥远的地方粗看中国,很容易为她慢条斯理的变化而气馁。世界上其他共产主义国家失败后这麽多年来,中国在多方面依然钳制自由和滥使特权。

可是近看中国,这种气馁却变成了惊讶。中国的变化虽然是渐进的,却是千真万确的和引人注目的。对北京政府具有不同程度认可的观察家们都一致同意这种说法:中国老百姓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自由。

人们可以参与地方选举,流览网络,选自己的职业,赚自己的薪水,到自己喜欢的地方买东西,拿到房产贷款。他们也可以上法庭上诉政府。当他们看小红书时,只不过是要查电话号码,而不是阅读毛主席语录。

一个有五千年历史的国家是要走得慢一点,急躁冒进的代价是惨痛的。

大门紧关

十二年前六月,中国有一批年轻的空想主义者想在天安门广场上搞一个时间差。他们在象征京城皇权的紫禁城边竖立起一个民主女神像。它的面貌形态与美国的自由女神相似,但对这个国家的专政政府来说,是一项挑战。

学生领导的示威者想搞一个他们自己的大跃进,对沉闷的中国刮一阵东欧式的改革之风。据最近出版的“天安门文件”披露,政府元老粗鲁地关上了示威者想打开的大门,它给世人留下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一个手无寸铁的示威者站在一列坦克车前面。

在今天的天安门广场上,在毛泽东1949年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地方,他的微笑肖像依然祝福着全国人民。推着婴儿车和撑着漂亮阳伞的人们在广场上漫步,这和美国人在华盛顿首都广场参观没有什么两样。电话手机发出的是西方歌剧的乐调,小贩们追逐着游客。列队行进的人民解放军战士,齐步行进跨过灯柱上装有电视摄像机的广场时,没有引起什么人的注意。

就在这个地方,在春光明媚的一天,现代中国的矛盾展露无遗:一位西方外交官如此说,人民和政府达到了一种默契,你给我们富裕和繁荣,带我们稳步走向民主的未来,我们会让你继续统治。

害怕人民

根据这个观点,这个掌权者最值得担忧的不是一个挡在坦克车队前的示威者,不是台湾总统访问纽约,也不是被禁的法轮功信徒的自焚。最令人提心吊胆的事情是1989年12月罗马尼亚总统齐奥赛斯库和夫人伊莲娜遭到行刑队射杀,这件事发生在天安门事件六个月之后。

记得当时美国驻中国大使罗德的夫人包女士在电视上回答记者的问题:为什么政府害怕老百姓?她的回答十分简明:他们有十亿之众啊!

现在中国人口达到十三亿左右,约占全球人口的五分之一。当时对政府有害的传真机已经被功能大得多的个人电脑取代。政府控制资讯的能力显得微不足道。

一位北京清华大学的教授上个月这样说:“你要雇佣多少网络警察”?

骑龙

在清华大学或者其他一些别的地方,美国访客只要设身处地就能够容易看到中国的真相:人和人在各方面都是不同的,这包括他们放弃传统,拥有接受新技术,承担公民义务。如果我们理解甚至赞美我们自己文化上的多元性,为什么我们期望中国是单一性的?

一个有十三亿人口的多元性大国的发展,怎么能够不是渐进式的?

一位在西安的导游解释说:“这就象骑在一条龙的背上,龙一直往前走,有时候它停下来东张西望,但是它还会继续朝着正确的方向往前走。”

人们知道不必为巨龙退一步走两步而担心,她的鼻子和尾巴分开得这麽远,就象长在两个动物身上,这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布什总统缺乏看龙的经验,似乎只将注意力集中在龙喷火的器官上。


什么样的威胁?

没错,中国具有布什所相信的那种潜在的危险,问题是美国的政策制定人如何寻求最好的办法避免这种危险成真。布什宣布:中国和美国由竞争伙伴的关系变成竞争对手的关系,中国各界人士都被弄糊涂了。

“很明显,我们面对一个困难的时期,”上个月中国外交部助理周文中对采访的记者这样说,“我们想和你们交朋友,你们却不要,我们别无选择。”

许多观察家认为中国的内部事物已经够麻烦了,它不可能侵略邻国或美国,它的土地和人口已经够多了。周文中说:“我不知道中国对美国会有什么威胁“。

“我觉得有各种理由让我们两国合作,我们希望和你们交朋友,然而,从另一个角度讲,我们也有我们的原则。”

一位西方观察家指出:引起两国关系火爆的原因是台湾问题。

这是显而易见的,美国觉得爱好民主、自由的大卫收到共产主义的歌尼亚巨人的恐吓是受不了的,何况大卫是美国传统的盟友。对中国来说,再也没有更令人愤慨的事就是以西方帝国主义心态强权干涉中国的领土主权。

维持了三十年和平的公式在于采取仔细小心的模糊政策架构。美国对台湾说美国关注台湾的防卫,美国对中国说台湾是中国的领土。

这样一个神秘不可思议的方程式使各方皆有所节制。一旦发生冲突,台湾和中国大陆不能确定美国会做什么,甚至美国自己也不知道。这种安排导致缓冲时间和安定。同时中国大陆和台湾可以寻求务实的办法减小彼此之间的距离,旅游和贸易蓬勃发展着。最近一位中美问题专家指出,当海峡两岸的生活水平持平时,统一是可以水到渠成的。

渐进的方式过去有效,将来也可能可行,只要你容许它。它要求美国尊重中国的国家尊严。2001年春天中美关系濒临破裂的边缘,它起因于美国军售台湾、美国间谍飞机事件,甚至是两年前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事件。当布什总统建议考虑减少中美之间的军事合作交流,好象他觉得互相更好地了解对方并无什么价值。

布什政府的言下之意涉及一个早已解决的问题:我们是否需要与中国交往?


六任总统

或许当他访问中国之后,才会找到正确的答案。间谍飞机的危机已经解决,谢天谢地,这件事没有阻搁布什今秋访问上海的计划。上海是一个衡量中国进展的绝佳地点。当你在上海这座东方的纽约式大都市漫步时,无法不感觉到她的希望和进步。在西安,甚至是在稳重单调的北京也是一样。

问题不在于美国是否要继续和中国交往,中国正在和全世界交往。中国在世界之林的地位和有没有美国的帮助无关。更中肯地讲:我们希望未来的中国回顾历史时,将美国看成是对抗者,或者是合作者?六届前任总统培植的传统政策,遭到布什一席话的破坏。

“我们正在观其言、察其行,”助理外长周先生说,“当然我们更注意他们的实际行动。”


(2)

邓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些人已经富

在上海--如果你问一个中国人,中国是共产主义国家吗?他会小心地笑着回答:“这是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

不错,共产主义是执政党的名字,但这能描述这个社会吗?这个国家现在有上百万的百万富翁,有层出不穷的暴发户,还有不断涌现的股票市场。

很难说这还是共产主义了。这个国家的头头们还自称共产主义,但却是亚当史密斯看不见的手在操作着这个统治阶层。这双手在中国四处可见,玩着资本的魔术。这双手驾轻就熟,让个人利益创造财富,从而为公共福利服务;同时让经济上的不平等泛滥成灾。

百万富翁们乐得如此,能上麦当劳吃饭的中产阶级也无所谓。在黄浦江边霓红灯高照的摩天大楼下,上海这个惊人的现代化、雄心勃勃的城市,集中了这个新中国令人叹为观止的一切。

从数字上看,这种能上天揽月的雄心壮志对中国很有好处。自从二十年前邓小平发起了自由市场经济,中国的经济增长了300%,绝对贫困率不断下降,电视机走进了每个中国家庭。

只要你能从不断膨胀的经济中分得一羹,这些就是好消息。这就是中国的麻烦所在。有名的“铁饭碗”--国家从生管到死--曾经是人们生活的基础。

今天,“铁饭碗”早被打烂,与此而来,党和人民之间的那种紧密关系也没有了。社会保险网收起来了,平均主义的梦想没有了。生产率低的国营企业必须参与竞争,只好裁减上百万的工人。单位所有的住房参与了市场销售,工人们第一次被迫学会保护自己。

这些人上哪去好呢?很多人就成了这个国家的新阶层,变成达两亿的所谓“流动人口”,他们是农民和被解雇的工人,到别的城市寻找工作。上海的一千六百万人口中,就有三百万这种流动人口,他们干最累的活,挣最低的工资。

这些人当然不愿意一辈子这样,特别是在上海这样的花花世界。没有比看着别人过好日子更让穷人不能安分守己的了。眼下,太多让穷人眼红的东西了。中国今天的贫富差距悬殊不下于美国。中国经济学家发现,百分之二十的城镇家庭拥有百分之四十二的城镇收入,而最穷的百分之十五的家庭只拥有百分之六点五的收入。

城乡差距也在加大,不满情绪不断深化。回首五十年代,贫困至少不是孤立的--人人都穷。如今,只有一部分人穷。

这个曾是“无等级”的国家,就这样养成了一种明显的等级意识。一些人想的是富了再富,另一些人只希望不要穷了更穷。

邓小平早知道这是不可避免的。他那有名的、肯定贪婪的格言(“谁富谁光荣”),推演出另一个不那麽有名的口号,这个口号承认了不可避免的社会不公平。他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确实,一些人先富起来了。

中国历史上很少有社会机动性,没钱的人没有什么理由认为事情会变好。对他们来说,毛泽东的老式社会主义梦想很有吸引力。因此,如果有一、二百万这些愤怒的农民上街游行,就不必大惊小怪了。如果他们的要求是“施粥”和“打倒新生贵族”,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为什么不呢?照他们看来,他们没有赶上这辆市场经济的末班车,他们没有什么可以再失去的了。

但对这个民族来说,就有太多的可失去的了。这肯定就是为什么中国最坚定的资本主义者,大权在握的集权政府,会对任何有组织的动乱的迹象,惊惶失措。这个政府简单地相信经济的未来在于稳定。市场政策,是这个国家提高所有人生活水平的最大希望。政府担心那些没赶上车的人如果还赶不上车,他们就会永远赶不上了。

当然没有理由非镇压这些游行示威不可。不过我们也可以看出共产党领导人的思路。他们正把中国快速地引向自由经济,这些烦人的农民却挡在了路上。上一次的革命是一个灾难,新的革命正要开始。谁有时间来倾听这些“老同志”的絮絮叨叨。

但是,党的领导人似乎非听不可。他们面对的是他们应该非常熟悉的抱怨。归根到底,正是这种对社会不平的强烈不满,引发了上一次的农民革命。

这种强烈不满正在上升,甚至比共产党屡试不爽的镇压能力上升得还快。果然,这个月刚刚下达的一份党内文件警告,社会动荡对市场改革形成了真正的威胁。因此,既然镇压不管用,共产党采取了其他办法,比如通过税收来填补收入的差距,运用社会保险制度,给人民更多的“社会民主”,等等。

嘿,不必大惊小怪吧!这不正是我们指望在贪婪失控时,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所做的吗?

(3)

社论:华盛顿和北京、布什的威吓有危险性


有时看来,布什总统似乎下定决心继续提醒中国政府,今年四月发生的间谍飞机事件使两国关系蒙受损害。这次危机却已经圆满解决了,布什和他的外交团队成功地迎回美军人质,也没有作出中方要求的无意义的道歉。做得好!可是尽管目前需要的是使美中关系平静下来以及加以正确的领导,布什却发表威吓的言论,显然想下决心证明一个观点。

这个观点究竟是什么?想说美国不受别人摆布吗?话是对的,不过很难理解对此如此迫切。特别是采取中断五角大楼与中方的军事交流这样的无效措施。这个措施本身就不高明,可是它仅仅是美国领导近来端出来刺痛北京眼睛诸多手段之一。

另一个手段就是美国众议院待决的议案,反对北京主办2008年夏季奥运会。北京可能赢,也可能输,可是美国众议院对此事的影响力等于零,而且还会在备忘录上记下美国政府想阻挠中国获得应有的尊敬和光荣。等到下个月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票决公布时,北京就有凭据或是埋怨美国或是庆贺胜利,这两种反应都对美国不利。大部分美国施于中国的对抗源于我们的意识形态:尊重人权。毫无疑问,中国在践踏人权方面急需改良,同样无可非议,天安门事件后12年来,他们在这方面的大步前进是惊人的。唯一的问题是:采用何种有效的方法引导中国走上正轨?

千真万确,部分的答案就是将中国看成是可尊敬的对等的伙伴--然而,布什是憎恶这个词语的。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国,中国需要培植出口市场以继续其经济上的发展。好几万中国学生前来美国留学,当美中之间交流渠道倍增时,美国价值在中国根植的机会也会大增。从这个意义上讲,贸易会起一定的颠覆作用,中国的领导者也明白他们在走一条不归路。中国也许永不会成为西方式的民主社会,但是她极有可能成为现代化的亚洲社会,举例来说,类似台湾。

台湾的命运是美中关系中最令人烦心的一环。在美中建交过程里发表的一系列公报建立了一种十分细致的平衡,北京得到美方保证认同只有一个中国,华盛顿也号称她未抛弃盟友,台北也得到喘息的空间来发展经济、防卫和民主机制。看似复杂,这种安排是外交上的奇迹:它允许台湾和大陆之间的关系自然地进化,不用武力。

今天台湾去大陆旅行的人数如过江之鲫,在中国和台湾两地共同生根的生意繁荣昌盛,企业家在海峡两岸置家立业,这在二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它也使统一这个议题容易处理。

布什政府公开质疑这个平衡政策,建议指出上海公报和其他的一些公报不再反映美国的观点。布什自己已经说出“尽一切可能”保卫台湾,看来似乎是美国政府对于渐进的步伐变得失去耐心。发出这种信息是十分错误的。导致台湾问题成功解决--不流血--的关键是:不能贸动。

对于一个喜欢黑白分明式地处理外交事物的政府可能不满意模糊朦胧的策略,可是自尼克松以来各届总统都发现让中国加入此种模糊政策的优点。是时候了,布什应该加入他的前辈们的行列,如果可以选择的话,他应该陪伴中国向前迈进,而不是成为绊脚石。



(4)

不忘记南京大屠杀

南京--一个11岁的女孩正向你叙述着一个故事。她发光的黑眼睛让你想起远在美国的那些绿眼睛的孩子。她油黑的小辫让人想起你所熟悉的那些金发孩子。

因此,你答应静静地听她讲述。她开始了她的故事,一个宜江门外血流成河的故事,一个南京城里尸积如山的故事。这是一个每一个中国中小学生都牢记在心的故事,这是1937-38年冬天日本军队占领南京时的大屠杀。

你也许听说过南京大屠杀,但在南京,在“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纪念馆”里再听这个故事仍让你毛骨悚然。跟随这个小辫出入于各种各样纪念碑,你参与到这个民族难忘过去的传统之中,你记住了从这个女孩嘴里涌出的一串串地名:正觉庙,和尚们在这里被处死;秦淮河,绿水变得血红;中山路,一万难民被机枪扫射。

还有更多的地名,这座桥,那个门,这座山,那条河,全是砍头、钉桩、强奸、火烧发生的地方。把这些地方、时间和暴行放在一起,你得到一些数字:在那六个星期里,有三十万人在南京内外被残杀。

一只小手向我指出,这些数字已被刻在这里的石头上。这只小手指向那“血泪墙”,这座墙上刻着一千名死难者的名字。这只小手把我引向一座棺材形的建筑。当你步入这座建筑,那些数字已不重要。一个人很难想象一次杀掉三十万人是怎么一回事。这只小手的主人把这件事简化成这样一些事实:这里就是头骨。不错,这些头骨就在眼前,活灵活现地象刚从乱死岗里挖出来一样地陈列者。这个女孩讲述到,这里是一个母亲的骨骸,那里是一个两岁孩子的骨骸,那个女孩可能只有十一岁。说道这里,她沉默了。不知为什么,你害怕她会正视你。谢天谢地,她没有这样做。如果她正望着你,你是会想起那些绿眼睛和黄头发来的。

参观总算结束了。你总算可以离开这个女孩和那些暴露的尸骨。你走进南京最好的饭馆。你很高兴,你总算看过了这个城市的大屠杀纪念馆。但是一旦你叫了想吃的饭菜,你才发现那些尸骨好象跟着上了你的餐桌。正所谓真情被埋,尸骨尚存,冤魂不散。今天仍在昨天的阴影中。


谁能忘记过去

这些冤魂还在中国。南京外国语言中心的一位名叫陈英的学生问道:“三十万人就在这麽短的时间里被残杀了,哪个国家能够忘记呢?”

陈英不能忘记。任何一个中国人不能忘记。南京大屠杀发生在这个国家的一个历史时刻。这一血腥恐怖是这个国家一系列国耻中的一件--从19世纪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大炮打开了闭关自守的市场,到毛泽东体制下出现的饥荒和虐杀。这三件事确定了这曾为世界最伟大的文明的伦落。这是一个骄傲的民族不易忍受的耻辱。

由于侵略者没完没了的傲慢,正如人们所说的死者仍不得安息。日本政府拒不承认南京大屠杀,激怒了中国人民。这种激怒能被一些较小的侮辱进一步激化。比如,在日本政府今春批准的历史教科书里故意略去了日本的战争罪行。

中国人用一种简单的方式记住了这深深的痛苦,他们留下了大屠杀遗留的骨骸。“我们必须记住,”陈英说,“如果一个国家不能得到基本的尊严,她的的政府怎么能够存在呢?她怎么能面对国人呢?”这位学生说:归根到底,中国渴望尊严。

中国经常提及尊严一词,这比在美国国内听到的多得多。尊严一词比“霸权”更常被提及。“霸权”一词表达了中国对美国恐吓的担心,这种担心能为你招来一杯茶和一席长谈的邀请。不带“霸权”气的赴约,你就能得到这杯茶和客气的接待。

中国人民很看重尊严。他们感到很久以来只得到很少的尊严。感到缺少尊严,使他们对空中事故怒气冲天,对道歉一词非常认真。这种感情危险地把敏感的问题表面化了。正如把骨骸暴露在地表一样。

说到底,暴露出南京大屠杀中儿童的骨骸是有目的的,这个目的就是让人们不要忘记过去。他们就是要让全世界睁眼看看这个民族所受过的侵犯。当你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里遇到这个十一岁的孩子,你见到了中国人之所见。

中国是一个有着尚未掩埋骨骸的国家,一个有着无尽创伤的国家,一个有着很多被遗忘了数字的国家。中国是一个深知自己的过去,且必须告知世人自己的过去的国家。中国是这样的一个国家,除非全世界花点时间看看它的过去,它很难阔步前进、尊严地阔步前进。

(5)

台湾的逐渐过渡与各方历害倏关

请想像三十年后一个周日的早上,在同一家公司任职的三个不同的中国人家里:一大早要做的事情都是一般美国人所熟悉的。送孩子上学,吃一个快便的早点,流览一下同样的头条新闻。三个人赚相同的薪水,穿着也很相近。他们是同事,几乎都通过电子邮件和电视会议交流。它们向同一位老板汇报,作同一个预算,享用一样的医疗计划。它们对早报上谈统一的消息是一点也不吃惊的。对他们来说,统一已经是往事了,这三个分别生活在香港、上海、台湾的职员早已生活在统一的环境里了。当两岸终于实现了统一,在那庆祝的焰火比九七年香港回归更壮观的片刻,他们可能会激动得流泪,可两岸统一对他们的生活没有多大的影响。

事情可能会这样发展

再请想象一下几年后的今天,台湾政府决定举行全民投票来决定从中国独立出去。北京政府则以武力相威胁力图阻止。而美国尽管早就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布什昨天却立即警告大陆政府不要出兵,并派遣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北京的强硬派得到不断壮大的支持,向美国发出最后通谍,可布什政府坚决不退让。

事情也可能会这样发展

而这是肯定不会发生的:北京政府经过考虑,决定再没有把台湾留在中国大家庭的必要。台湾政府则在遣返几个大陆家庭后,宣告独立并申请加入联合国。

上个月一位西方观察家说,国家主权是中国的神圣原则。周恩来〖已故中国总理】曾说过他自己首先是中国人,其次才是共产主义者。现在几乎没有人称呼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了。了解中国的人提醒西方国家要注意到中国几百年来被西方列强打开国门后所受到的耻辱。

一个美国总统如果显得他有权力教训中国人民应该为他们自己的国家做什么,是不会得到几个人欢迎的。

台湾逐渐过渡对美国事关重大。过去几年里,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一直含糊不清,让北京和台湾都摸不准一旦两岸爆发战争美国会怎样做。用一位分析家之言:“模棱两可是其中心。但模棱两可的策略在两年前就漏馅了。当时台湾总统李登辉公开说台湾多少已经象一个独立的国家在运作了。北京对此以试射远程导弹作为回报。”

“北京政府试射导弹是针对李登辉斗胆把众所周知的事情说穿了,”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中国问题专家汤姆苟德指出,“没有任何问题比主权更重要”。

眼下李登辉下台了,新任总统陈水扁更令北京头痛。尽管他是因为提出反腐败的竞选纲领,只得了30%的选票而上台的,而且上台后一直对台独问题保持沉默。不管怎样,北京的不少要人觉得让因铁拳戒严而闻名的国民党--那条更熟悉的龙来统治台湾更好一些。

“他们不接受一个中国,我们怎么跟他们谈呢?”外交部助理周文中问道,“我们没有放弃武力是因为台湾人在鼓吹分裂,没有任何中国政府允许分裂”。

香港是榜样

北京政府指出香港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大英殖民地的明珠--香港与大陆的团圆,确实体现了尊重个人权力和不同体制的共存。人们常用“一国两制”来描述香港,“一国两制”也是为解决台湾问题而发明的。

“我们明确表示,台湾的“一国两制”能比香港和澳门更灵活”,外交部的周说,“五十年内,除外事权外,香港法保证香港自由并享有独立的政制。”例如法轮功在国内作为邪教被禁止活动,而在香港却可以自由练习。尽管香港行政长官董建华表示香港也可能禁止法轮功“。

北京真有长远眼光,接受两岸现状慢慢演变成统一吗?

“我认为没有时间表,”周说,“邓小平说这事不能无限期地拖下去,那不是原文。但那是要点。”

要不是被迫,北京有许多好处可以让台湾维持现状。北京还没有必须的军备武装侵台。更没有足够的钱和外交资本。当前中国应着眼于经济建设。要搞好经济建设,北京需要与台湾、美国有良好的商业关系。台湾已在中国投资400亿美金,高速经济增长也促使中国的不同地区变得更接近了。象一位在香港的西方记者说的,“最终他们会唱同一首歌,挂同一面旗,用同一个国名叫CHINA”。
文章开头那三位虚拟的香港、上海、台湾职员不完全是空想。总部设在明尼苏达州的3M公司在三地都有子公司。眼下就由一个在香港出生、曾在台湾任职,现住上海的先生主管。你要是问他国籍,他会说“CHINESE”。

要有耐心,将来可能不会那麽遥远。
(6)

毛泽东:“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明星论坛报》编者按:毛泽东(1893-1976〕领导中国共产党打垮中国国民党,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1949年逃到台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共产党和国民党曾合作抗日,战后成立联合政府的企图失败,1946年停战协定中止。三年之后,在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广场的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以下是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开幕词的摘录:
… … … …
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民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派政府所压迫和剥削的结果。

… … … …

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国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 … … …

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欺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的革命已经获得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欢呼,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 … … …

我们面前的困难是有的,而且是很多的,但是我们确信,一切困难都将被全国人民的英勇奋斗所战胜。中国人民已经具有战胜困难的极其丰富的经验。如果我们的先人和我们自己能够渡过长期的极端艰难的岁月,战胜了强大的国内外反动派,为什么不能在胜利以后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呢?只要我们仍然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只要我们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我们就能在经济战线上迅速地获得胜利。
… … … …
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吧,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 … … …

庆祝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的胜利!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
(7)

导弹防御--不怎么样的长城

中国的秦始皇真是个大梦想家。他在两千二百年前想出了一个古怪的、空前绝后的防御工程:一座从朝鲜山头到戈壁荒漠的万里长城。虽然这个古代版的导弹防御系统花了老鼻子的钱,但目光远大的秦始皇知道他所追求的东西--一道可靠的、对付北方掠夺成性蛮夷的防御线。

唉,如果当年秦始皇请一家咨询公司,也许他那时就会发现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长城作为旅游景点倒是不错,抵挡侵略却没有什么用。防御性的行动有时看上去具有进攻性。把钱花在庞大的工程上就夺走了孩子们口中的粮食。而且,那些掠夺性蛮夷如果真想打进来,他们总会找到途径的。

如果那时秦始皇接受了这样的忠告,现在的几大世界奇迹就会少一个。但是,如果布什总统现在不重视这样的忠告,世界将面临的则将是新的严重危险。布什正在推进一个现代版的、意在防御导弹袭击的长城。这是一个诱人的主意,但他能否使世界更安全--布什却说这正是他的用意,却一点都不清楚。
这个世界充满了武器,有些还在疯人手里。每个明智的人都不想让它们飞上天空。的确是这样,布什说有几个恶毒的国家,其领导人如此疯狂,会不顾肯定会招来的毁灭性报复而发射核导弹。他的导弹防御系统就是为保护世界免受这些流氓国家的袭击。

要逮住一个已发射的导弹是件棘手的事,许多工程师都说一个万无一失的系统也许永远都造不出来。而且,即使它能彻底防御流氓国家的导弹,这个系统可能也不值它所需的费用。那几十亿美元的价格要考虑,而且其他的代价也要算进去。布什的防御计划肯定会毁掉作为全球军备控制基石的1972年反弹道导弹条约。一轮新军备竞赛的前景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全欧洲的警觉,更不用提莫斯科了。

可能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更警觉了,中国觉得布什的计划有针对性。中国领导人指出,美国的防御系统将扼杀中国小小的核威慑,并怀疑这正是该计划的目的之一。在与中国副外长李肇星上个月的会谈中,美国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詹姆斯凯利否认有任何这样的用意。但这种保证很难使中国真心相信。最近,布什总统一直称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而不是克林顿总统以前所称的“战略伙伴”。另外,五角大楼正在谈论把驻欧洲三分之一的美国军队重新部署到太平洋地区。为什么呢?显然是为了防范中国。

如果美国要寻找中国的军事威胁,它肯定能够制造出一个来。视中国为有敌意的国家是为其火上加油的一种可靠的方法,建立一个中国觉得威胁性的导弹防御体系则是另一种。如果布什政府真的想促进世界的稳定性,它必须很小心地处理导弹防御事务。它必须克制通过军事镜片观察中美关系的本能,而把目光注意到贸易与合作上。

(8)

从美国看到的是敌意

去年冬天,我在雅典的老机场被困了一夜。这是社会主义希腊建造的最差的机场之一。要在它那空旷、脏乱的候机厅里无所事事地呆一夜总是很可怕的。不过我到有事可做。从午夜到黎明,两位南京来的年轻纺织销售员,对我描述了我的国家对他们的国家是多麽的仇恨。

我们怎样恨他们?看他们列举的方式吧:我们故意轰炸了他们在贝尔格莱德的使馆;我们武装日本来恐吓他们;我们妖魔化他们的国家;我们觉得什么都比他们的好,我们的政府比他们的先进,我们有资格摆布整个世界;我们故意说他们想控制整个世界,尽管他们几百年来都没有扩张的举动。
如果我今天再遇到南京的销售员们,他们可能要在这个愤怒不平的清单上在加上几条:侦察机事件肯定要算上;美国对台湾出售武器;以及布什总统“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台湾的即兴保证。

虽然上个月我到南京时,没有见到那两位销售员,但我听见许多他们同胞的说法。很多中国人都有这样的清单。诉说时,他们并没有咬牙切齿--他们将美国人与美国区别开来--但他们的愤怒却很容易被感受到。他们从内心里相信美国视中国为毁灭性的力量,并企图控制这个力量。

很多人都相信这一点,而最相信的则是大学生们。回到1989年,在作为天安门运动神经中心的北京大学里,这一信念似乎是一致的。“我觉得美国对中国很敌视,”一位研究生说道,“它想主宰整个世界,我们觉得很不安全”。

当半小时后,这位学生说起她到美国上学的渴望时,你得强忍才能不露出笑容。中国的公民怎么会对去美国的机遇如此喜爱,而对美国的动机却如此嘲弄。

中国人的这些概念对美国人看来,有些是天方夜谭。比如认为对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轰炸是故意的(我曾告诉南京的销售员们,我们的确很蠢,但还没有蠢到那种程度)。不过这些信念并不比美国人经常对中国所做的假设更荒唐--中国是个灰色的、充斥着毛式服装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不可救药的荒蛮之地。

“不是那样的”,一位在北京工作的美国人说道,“离这几条街的地方就住着一个开法拉蒂跑车的家伙”。

身居中国的每个人都异口同声指出同样的现象:这个社会变得极为多样化--现在经济机遇和个人自由在二十多年前是不可想象的。尽管有个压制性的政府,但它远不如以前那样令人恐惧了。很多在中国的人都相信,再过二十年,一个中国版的民主就会站稳脚跟。

大多数美国人对中国已经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一无所知。一听到中国,他们就想到“毛泽东”。

“百人委员会”(一个急于促进美中关系的华人组织)主席亨利唐对这种反射式的思考很忧虑。“美国人印象中的中国是一个冻结的、一个人站在坦克前的照片,”唐说,“从天安门事件以来没有一丝变化”。

这种框架式的印象无视中国的多样性及其惊人的跃进,它让中国人恼怒也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关于美国视中国为军事威胁和敌人,美国政府自封为世界主宰的说法又是怎么回事呢?中国人怎么会形成这样的概念呢?

也许他们只要睁开眼睛看看就行了。正象唐所指出的,美国一直在发出它把中国看成新冷战对手的信号。这一段时间,这位纽约银行家说,美国就是把中国当成军事威胁,正在仔细考虑各种战术--从导弹防御体系到社会鸵鸟主义--来打压中国。

记得那句老话吗?“你患有恐惧症并不能说明有人要整你。”这个说法对中国再合适不过了。也许中国患有恐惧症,但原因难道不是很明显的吗?世界的龙头老大硬要将中国的经济成功解读成军事预兆。

可是美国没有这样思考问题。“中国不想征服世界,”唐说道,“但是美国的政策就象有一面后视镜,一直显示着德国、日本和苏联--全是扩张性的强国。如果你怕的就是这个,你大可放心,什么也不会发生。”

一个好的心理医生可以理解这种纠缠不清的难结。美中两国就象同一家的两个成员,互相埋怨“你先干的”。美国肯定没有控制世界的计划,中国也没有。但如果任何一方觉得对方想动手,紧急应战的情况就肯定会出现了。

真正的情况是这样的:来见医生的双方苛求同样的东西:繁荣、安全,及在世界上有一定的影响力。他们全部所要求的就是一点尊重、一点承认。如果他们浪费时间去培养对对方的怀疑,把对方想得尽可能地坏,那将是很愚蠢的。他们当然知道这些。他们难道不应该去追求和平吗?

可是,就象一个家庭的争吵一样,必须有一方反省、谅解。而这一次为什么不是美国先走第一步呢?

无论如何,美国人过得更舒服。他们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最鼓的钱包和最好的设施。他们没有为正在把一艘满载13亿人的巨轮顺利地从社会主义的沼泽地驶向自由的市场而努力。他们更没有经历过文革的磨难,他们也没有什么理由(不管怎样要比中国少)觉得更受到威胁。

那麽有什么东西会阻止这些幸运儿们做的能让中国放心,其实美国并不恨他们呢?他们为什么不能采取明显的步骤来表明美国在为中国的成功喝彩呢?他们为什么不能做点大方的姿态--比如缴纳联合国会费以及签署一批国际公约--来证明他们不仅相信全球化,也相信全球化的决策呢?为什么美国人不能说中国人最想听的这些话:国际大家庭欢迎她,她的邻居对她也没有恶意呢?
(9)

不自由但是比较自由

对中国的看法流行着两种观点,他们是互相矛盾的又都是对的。其一是认为中国是一个警察国家,老百姓生活在担惊受怕之中。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历经巨大变革,人民过着在中国历史上最自由的日子,文明社会正在开创,各种宗教和其他团体开始形成,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已经失灵。

如果中国能打定主意,美国的中国政策就容易制订了。正因为中国无法表明选哪条道路前进,西方国家应该探求希望在哪里和行动的计划。诧异吧!中国是多元化的,各种观点都会引起争论。正如美国谚语所说,西方民主诞生和发育于荆棘丛生之处。

不管话题是中国的贸易状况,或是北京申奥,美国的一些中国批评家总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人权问题上。他们寻找违反人权的例子--这并不难找到--然后大喊大叫。中国的逐步过渡的领导阶层中的一些人说:“是的,我们要走的路还远,但是我们有进步”。

抽象的对进步的保证对羁押在监狱中的天主教或法轮功成员是无济于事的,可是对他们或是对制订美国政策的人能起一些安慰的迹象是,中国政权正在看清真相:如果中国践踏人权,她就不可能发展成为真正的世界大家庭的成员。

接近高层的官员了解,如果中国想要达成发展经济和社会安定的目标,那麽社会一定要更自由和更和平。如果仅仅是为了繁荣才促使这位官员说他支持“一个更公开的社会,人民可以自由地表达意见。”但是这也不失为一个诚实的动机。一位西方观察家曾说,中国对人权的看法“和美国说的不同”,对中国来说人权是“使十三亿人衣食温饱”。

对美国来说,是如何促进中国意识到对人权的尊重,关键之一是保持与中国的交往,特别是以贸易为主。因为贸易导致中国人和外国人建立关系。当他们看到外国人是如何生活的,就会提升对自己政府的期望。另一个关键是要了解中国必须找到自己的路子,这不能由西方强权来垄断。中国人民和领导热切盼望与美国和其他国家更多地开展关系,但是有太多的人对他们指手划脚。

西方的杠杆就是中国渴求繁荣发展,一旦使用得当和尊重中国的尊严,这条杠杆就会移动中国。就算不能使中国发展成和西方社会一模一样的社会,那又有什么关系?邓小平说过:不管是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

(10)

宗教自由--要有妥协

西安--在老城区的一条热闹的街道上有一个铁栅,当中是一道门,你不会注意也不想踏入此门,除非你注意到其上方安装的一道金属拱门,上面的招牌是:天主教堂,用英文字母拼写,其中一个字母是歪歪斜斜的。

门后的庭院铺着石块,连到一座装饰古老的教堂。清晨刚过六点种,仔细地听,你会听到隔壁的鸡鸣,以及从教堂中隐约传来的哼哼声。它那断断续续的声音传到西方人的耳中显得很单调机械化。

哼生变成人的声音,妇女们在唱赞美诗。歌词和双声调门是奇怪的,其节奏和旋律却是人熟悉的。

里面有三十来人,或跪或坐,手中握着玫瑰色的珠串。有几个是男人,其中一位在唱歌之间大声朗读。人数慢慢增多,水在他们中间传着。大约二十分钟之后,穿祭服的一些人出来主持圣餐。

精神犯罪

基督教在西安就象在明尼阿波利斯市一样不足为奇,基督教在中国出现的时期比某些欧洲地区还早,比新大陆几乎早两千年。目前人数有几千万,其中有一千二百万

官方的和非官方教堂的天主教徒。非官方的或是地下教会的会员可能被捕或起诉。一位西方外交官说:“在极权社会里,每个人都可能是罪犯。”

没有人比荆路先(音译〕主教更明白这一点。他在上海领导官方准许的十四万天主教信徒,虽然他并不同意“官方”这两个字。

他在上个月的访谈中说:“我不喜欢这两个字眼,我们不是官方的,我们是地上的。”

荆主教85岁,在文革前后被关押了27年。1945年受委任为牧司,在欧洲学神学,1950年回国,1955年被捕,直到1982年为止。现代中国的政治迫害使他选择忠诚:他只能忠于教皇或北京,而不能选取两者。凡蒂冈拒绝承认北京政府,北京政府对忠于凡蒂冈的天主信徒实行压制。

在上海瑞金医院的访谈中,他将中国的两种教会作了一个比较。他在医院治疗糖尿病。
“我信奉教皇二十三世的指引,”他说,“不要对抗,要对话”。荆说:“我没有理由对抗政府,在我看来邓小平是个伟人”。

他说地下教会遵循教皇PIUS七世的指示与政府对抗,那麽他对教皇约翰保罗的看法如何?

“大体上他不错,但是他不了解中国的实情。我们忠于教皇,可是教皇承认台湾为中国的合法政府。”
问他一旦台湾和大陆统一后,地下和地上教会是否也会统一,荆说:“我希望比这还早。”但是他承认这个希望是渺茫的。“他们在等待这个政府垮台,这是愚蠢的。”

有一点荆的看法和凡蒂冈不同:他赞成计划生育。“如果没有计划生育,中国的人口会爆炸,我反对坠胎,我赞成避孕。坠胎是杀婴。”

罗马天主教堂的一些人认为荆是叛徒,这种看法对一个在中国的耶稣会会员付出巨大代价的人是很奇怪的。他不愿意谈他在监狱中的18年和在劳改营中的九年。

“这些都已过去,我原谅并忘记它,我在牢狱中感谢上帝,”因为这使他在文革中与世隔绝。

穿着睡衣的荆主教坐在医院的会客室里,空气中飘着医院常有的那种酒精味,荆显得很和蔼和毫无防范,告诉他有一位美国访客是犹太人,他十分高兴,他用英文说:“你知道耶稣是犹太人,他的圣母也是犹太人。”他会说五种语言。
他说以前他喜欢的福音是约翰福音,可是近来更喜欢路加福音,因为路加记述了耶稣的诞生、乐善好施者以及回头的浪子,他说:“只有路加说耶稣有一位女门徒。”

法轮功

荆作为天主教领导人取决于他愿意服从北京政府的君权,其中之一就是哪些教派或哪一些哲学可被接受,哪一些不被认可。举例来说,他对于政府有权取缔法轮功没有异议。法轮功在西方人士的眼中只不过是有良好组织的阿拉伯式的天方夜谭,直到有些信徒用汽油和火柴引火自焚。今天的法轮功在中国被禁,在香港也可能被禁,就是在拥有宗教自由第一宪法修正案保障的西方人眼中,法轮功也是很惹麻烦的。中国官员说他是一个邪教,他们灌输对活人的个人崇拜,此人就是生活在美国的李洪志。

“我的一位亲戚本来是很勤劳的人”,国营的新华社的一位记者说,“工作认真,有家庭,有好职位,自从他加入法轮功就停止了工作,只是修炼,真是可怕。”

“我们认为这带给我们社会很大的不稳定性”,外交部周文中说。他说法轮功教导它的信徒清除道路上的一切障碍,不管是生活上的或是家庭中的障碍。

一位西方中国学者看法不同:“它具有威胁的原因是因为它是有组织的一种挑战。”

北京的外交观察家说,一度有一千万之众的法轮功在今年的天安门自作祭品之后失去了吸引力,这种自杀的企图将法轮功定位邪教,中国人是这样看的。

如今在香港法轮功可以继续公开练功和发传单,一张传单号称法轮功在四十多个国家中有一亿以上的信徒。他们坚持说法轮功不是宗教,它不要求举行仪式,适合于每个种族、年纪和各阶层人士。它说:“修炼法轮功以后,会大大增进健康、降压,提升道德和精神的修养。”这个组织对天安门自焚十分遗憾,“但我们不相信这五位自焚者是法轮功成员。”

在美国人眼中,法轮功只不过是一种无害的、充其量是古怪的团体。很清楚北京取缔法轮功是一种过度的反应。

官方认可的天主教曾一度被禁,目前受到国家认可。学会了以妥协求取生存。虽妥协,它却在成长,清晨的弥撒仪式上,人们排队领圣餐,这种妥协看来是法律的要求但更近于信仰上的要求。


(11)

在互联网时代,审查制度面临不可能的挑战

北京--五月十四日《先驱论坛报》上的消息似乎是少了一些,这是有原因的:第三页和第四页丢失了。在北京国宾馆早餐的人显得迷惑不解,有人说这可能是校对方面的错误,又有人说可能是审查出了问题。

这可是十分奇怪的,审查者是够聪明的,应该可以想到:他们拿走一整页,我们当然会注意到,他们要控制我们的阅读,我们也意识到遭到控制,他们想让人们看到好的一面,可是我们却看到他们最坏的一面。

有什么道理呢?为什么他们要多此一举?特别是在北京这样一个有意大利美食和比明尼阿波利斯谈吐更优越的大都市?

到互联网上流览一下就会发现究竟。我冲到旅馆的贸易中心,联上网络,打入耳目能详的网址:http://www.iht.com 运气不好,进不去。我明白了,在中国的互联网上有一个潜藏者知道哪些地方中国人不能去。

但是我不是中国人,大部分中国人不识英文,那麽审查者要保护谁?我并没有开始战斗,我的11岁的小孩曾告诉我如果你不成功,第一件事就是去找YAHOO,它的搜索机将我带到先驱论坛报的窗口,显示出5月14日报上删除的两个标题:其一是在中国西部某处铲除了地下教会,另一标题是中国法庭将某一法轮功成员当作间谍审判。

这就是审查官不想让我们知道的消息吗?被禁的教堂真的被禁吗?法轮功成员会有更坏的结果吗?如果这些是新闻,那麽他们并不新。事实上先驱论坛报有关取缔教会的故事不过是转载自中国的报纸而已,在一份英文报纸上将常识般的文章开天窗是没有道理的。

没有逻辑可寻,也许逻辑与此无关。在中国,对新闻的管制并非如此想象般条件反射,审查官似乎觉得有责任审查和阻挠,不管它能否达到目的。

一旦我们开始提问题,事情就清楚了。我们问一位高官,中国的审查制度如何工作,他微笑着说:“我真的不知道”。他的表情似乎是可信的。我们拿同样的问题问新华社--中国的通讯和宣传机构,主人们显得并不了解。“我是新闻工作者”,资深编辑袁炳州(音译)叹了一口气说,“有时我有自己的标准,也向极限挑战,有时守门员却说不行。。。”

时间久了,袁学会用一套自我审查的办法,以求具备守门员的功能,他捉摸他的上司喜欢什么和不喜欢什么。听起来枯燥,这如同每天在美国的新闻办公室内发生的事情那样。有哪位新闻工作者没学会取悦上司?哪一位作家不知道什么故事可以发表,什么会打入冷宫?

袁和他的新华社同僚们认为:去批评中国的新闻审查制度吧,可你别以为美国新闻机构告诉世界的都是真相,美国记者的文化束缚并不比中国少。他们从美国的立场报道新闻故事,看中国时总用一个红白兰的有色眼镜。这种观点的确减缓了马儿的步调。说实话,在中国干新闻并不容易,他要有勇有谋,要求记者挑战自由独立的极限,有时会产生坏的结果,近年来很多中国记者被捕入狱。本月内共产党开除了两位在中国最好的报纸「南方周末」任职的编辑,因为他们贬低了中国社会主义的成就。

另一件中国的困惑是:新华社人士常说中国新闻所受的枷锁比过去好多了,它正在慢慢改良,从柔顺的怀中小狗变成看门狗。尽管他们拥有自1949年毛上台以来比任何时期都多的发言权和选择读什么和听什么,他们还得满足政府审查制度的现状。

很难说下面这件事值得庆祝还是惋惜,除非你是李希光(音译),他是清华大学新闻系教授。李看出了这种动向,他培训的学生在数年之内会在新华社任职,相信这些人会有所作为。

他在五月份说:“中国报纸上刊载许多地方贪污滥权的消息,这些消息有助于报纸的销售,他们得不到中央政府的资助,但他们满足了广大读者的要求。读者也知道中国在民主方面不完善,可是她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这样的努力能在政府的管制下生存下来吗?李说:能,因为人民会坚持。他们知道报纸没有报道故事的全部,他们也不是百分之百相信政府所言。过网式的审查制度阻挡不了人们的好奇心,先驱论坛报上遗漏的两页新闻是一个例子。李说:“这是非常外行的人干的,有何目的?表示中国有新闻审查制度吗?”

这是行不通的,李坚持说,因为互联网上新闻传播的巨大能力,李说:“在网上聊天室,人们谈各方面的话题,国际网络对传统媒体带来了变革,政府必须注意这一点。”

会话是无法停止的,不管是在报纸上撤去几页新闻,或者是关闭几个网站,李说:“这是不可能的,上百万上千万人在网络上交谈,他们总会找出交谈的办法,你能雇多少网络警察?”问得好,这是停止打扰先驱论坛报的一个原因。政府也许应该在报上刊载雇人广告,好的网络警察是很难找到的。

(12)

北京申奥-美国不应干扰奥委会表决

有的人认为:要让一头苯驴往前走,你必须鞭打它或用胡萝卜吸引它。这种办法也许可以赶驴,但在很多地方却行不通。对于那些美国外交政策的谋士来说,他们应该多了解一些情况,多提供一些选择。他们应该学会如何跟驴交谈,应该了解它的要求、它的耽忧、它走了多远的路,更应该让驴明白为什么还得向前走,最重要的是,他们应该与驴同行,而不是骑着驴往前走。

某些国会议员以为中国的申奥要求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拒绝给驴吃胡萝卜的机会。他们指责中国有可耻的人权记录,并认为那就是拒绝中国申奥的理由。

毫无疑问,中国政府必须停止虐待中国公民。中国政府无权以文化上的差异与借口而监禁或虐待持有不同政见或不同宗教信仰的中国公民,这种做法无异于一个摇摇欲坠的警察国家为维持其统治而作出的不智之举。

应该看到,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改革派人士进入了中国的领导阶层。这些人明白:中国的繁荣与稳定需要更多的自由而不是更少的自由。改革派人士对中国近年来的进步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如果国会要把中国申奥与其人权状况挂钩的话,它应当奖励中国的进步而不是惩罚其不足。

其实,把申奥与人权挂钩并不是一个好主意,这就是我们从美国抵制莫斯科奥运会的过程中所应该吸取的教训。1980年,美国为抗议前苏联入侵阿富汉而抵制了莫斯科奥运会,4年后苏联以同样方式抵制了洛杉矶奥运会。这些抵制活动的真正受害者是运动员。今年的美中关系可能会恶化,国会反对北京申奥的议案只会是有百害而无其一利。

这个议案的主要推动者--加州民主党众议员罗得斯(Tom Lantos)是当年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他把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比作是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罗得斯议员认为柏林奥运会使得希特勒成为举世瞩目的人物。或许如此,但柏林奥运会留在人们记忆中的是一个挫败的希特勒,希特勒的亚利安超人的神话,消失在杰西欧文扬起的尘土之中。

民族尊严是中国精神的核心。中国人民迫切希望世界各国的运动员、报刊媒体以及观众能来看看这些年来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如果国际奥委会7月13日的表决,结果是由北京主办2008年的奥运会,那将证实世人认可了中国自93年申奥失败后在这8年里所取得的进步,也将鼓励中国在今后8年里做得更好。

国会议员们,包括另一个失败了的反对中国申奥议员的发起人威尔斯通(Paul Wellstone),最好不要干涉国际奥委会的表决。如果这些议员们执意干涉的话,北京申奥失败便可归罪于美国的干涉,若申奥成功,北京也可为击败美国的干涉而更加得意,中国不是一头驴,即便是的话,它也会笑话那个用胡萝卜和棍子敲打自己脑袋的苯蛋。

我们希望国际奥委会的表决将会把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送给北京。

(13)

“为赢得世人的尊重而奋斗”-北京的申奥努力

当海外游客抵达北京时,他们是降落在为2000年奥运会而修建的北京机场上。然而,2000年奥运会却是在悉尼举行的。

北京对申办2000年奥运会的失败依然记忆犹新。据报道,北京与巴黎和多伦多一道是2008奥运会首选城市之一。北京正尽各种努力,包括对奥运设施的大笔投资,直至修订新的对台政策。北京的官员们保证:他们将主办一个“绿色奥运”,一个清洁而无金钱丑闻的奥运会。

在北京郊区有一个钢铁厂,该厂排放的烟气是北京的主要污染源之一。如果北京申奥成功,这家工厂将被关闭,北京与台湾的关系历来是奥运会筹划者们最敏感的问题,如果北京主办奥运会的话,奥运火炬将会经过台湾。目前,已有人建议部分奥运项目的比赛在台湾举行。

作为一个许多乡村地区依然贫困的国家,中国决定投资300亿美元修建及改善运动设施、公路交通及旅店设施等。一位北京政府的官员说,他们将花尽最后一分钱。别忘了,北京机场几乎还是全新的。

在北京的外国游客发现,当他们在北京旅游时,总有许多热情友好的中国青年请求他们在申奥支持信上签名,如果不签,他们便很难进入旅游景点。这样的签名活动有许多记者在跟随。

北京的申奥组委会的官员们对美国很不放心,他们似乎认为美国不甘心接受一个公平的表决。他们认为美国会不择一切手段阻挠中国申奥的努力。北京申奥组委会的一位官员龙新民说:美国的一些国会议员们不愿承认中国已经开放了许多,他们不应该将体育和政治混在一起。

一位驻香港的西方记者指出:一个对中国有利的投票结果将对今后七年中国政府的行为有正面的影响。他认为:那将导致中国进一步开放门户,进一步融入世界主体社会。

民族尊严与骄傲在中国是一种最为明显的力量,但这并非是一种反美的力量。中国人民喜欢美国人民,但同时他们也认为美国政府有意轰炸了中国驻贝尔格来德大使馆,因此,他们也会轻易地认为美国政府会采取一切手段来破坏中国的申奥成功。

一位西方分析家指出,每位普通的中国人都为他们所做的一切努力而骄傲。在北京申奥组委会驻地新桥饭店,有一个电子时钟,这个电子时钟是为7月13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奥委会举行的奥委会表决而倒记时,申奥组委会的龙新民先生说:中国人民对奥林匹克有深厚的感情。

西方人耽心,也许这种感情太深了。一位观察家指出:一个国家和人民为申办奥运而付出如此巨大的投资并非一件好事,如果北京再次申奥失败,中国人将认为那是国耻。不幸的是,在每一次表决中总会有许多城市失败。

中国官员说:如果表决过程是公平的话,他们可以接受再一次失败。他们认为公平的表决应当是基于申办城市的条件而不是政治。但是他们认为他们已经为申办奥运,改善主办奥运的条件尽了一切的努力,如果再次失败的话,政治是唯一的解释。

不幸的是,美国众议院的一个主要委员会已经对中国人亮出了它的政治武器。当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提出反对中国申请奥运的动议并得到60名议员的签名时,此举产生了极大的反响。这并非是说美国众议院有主宰国际奥委会的权力,充其量它只是让世人知道它的观点。但对中国人民来说,这项议案无疑是对他们民族尊严的挑战。

一位西方外交分析家指出:中国人民为他们能在过去短短几年内所取得的进步感到非常地骄傲。

一位西方外交分析家指出:中国人民为他们能在过去短短几年内所取得的进步感到非常地骄傲。如果全世界能如中国人民所愿而看到他们的成就的话,世界将会尊重并平等地对待他们。

一位北京大学的学生是这样总结的:她说:“如果北京申奥成功,全世界将有机会看到中国。”
北京组委会的龙新民先生说:“多伦多和巴黎都已主办过奥运会,可是北京还从没有得到过这样的机会。”

在北京的美国人意识到:中国大使馆被炸案,以及海南撞机事件与不久的国际奥委会的决定相关联。在上述两事件发生以后,普通的中国人包括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都对美国产生了最坏的看法。他们认为美国人不仅傲慢,甚至嗜杀成性,如果中国申奥失败的话,他们认为美国将是罪责难逃。

一位在北京的美国观察家说:“中国申奥失败的危险是:这件事会成为压断骆驼脊梁的最后那根稻草。”考虑到大使馆被炸和撞机事件留下来的反美情绪,以及若申奥失败而再度激化的可能性,这位观察家说:“可以认真地告诉你,7月13日那天,我的孩子肯定不会在这里。”


(14)

香港松了一口气资金充足,信心增长

香港--香港与中国大陆的关系用官方的语言来说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事实上,人们的感觉更像是“两个国家,不同的星球”。

97香港回归之后,人们认为香港必然会发生变化。事实上,人们的感觉跟1985年时很类似。有一些人甚至说他们比在英国统治下感受到了更大的自由。

“回头看,香港是一个特殊的地方。”一个美国贸易部的官员这样说。“那时只有一件事是重要的:在1997年7月1日那一天,什么样的事情会发生?”

其他所有的事情都被暂时搁置在一边,例如:教育、环境、住房等等,整个城市屏住呼吸等待中国政府的举措,能走的都走了。“我的秘书移民去了多伦多。”一个外国总裁说:“现在她拥有一个公共关系公司,一所学校和四个餐馆。”

最后乐观的估计是对的。中国政府意识到香港的价值在于自治和资本主义精神。许多在香港回归之前离开的人们回来了,他们带回了技术、资金,有些人带回了外国护照做为他们的保险单。

九七回归至今,已经快四年了。令人惊讶的是,香港仍然与中国大陆处于隔离状态。尽管北京到处都是去香港旅行的广告,但内地游客必须有香港特别通行证才能去香港旅行。西方人去香港却不需要任何签证,只要带上信用卡就行了。两地的货币也不同:大陆用人民币,香港用港币并与美元挂钩。新闻检察官在大陆徒劳地监督国家先驱论坛和CNN的广播,却不干涉香港的新闻自由。大陆禁止传播法轮功,在香港法轮功仍然合法,至少现在是这样。

上个月在香港召开的全球财富论坛是一个特例:警方将法轮功信徒截、堵、藏在机场,而没有让他们去打扰会场---前美国总统克林顿正在那里演讲。会议顺利进行。(一个听众认为克林顿的演说很出色,“以克林顿的标准来衡量,演说太过简短,几乎简短到卡斯特罗讲话的长度。”

很显然,法轮功的需求在香港总督董建华的议事单上微不足道。当被问道机场阻拦事件时,董回答说:“事情就是这样,这个会议对我们很重要。”

董建华有更重要的事情去耽心。和善、富态的他像管理企业一样治理着香港。上个月,他的工作中心是香港的新名牌运动,目的是标榜香港是“亚洲的世界之城”。这个标语大大缓解了香港与不断上升的上海市的竞争。

董建华对香港的优势充满信心,很高兴接受与上海的对比。“一个香港市不能够满足全中国的需求。”他说:“另一方面,我们要准备好竞争。但是,正如我经常提醒我的同事那样,竞争是健康的。”

他又说:“我可以向大家保证一件事:上海永远也赶不上香港。”


不完全的投票权

当世界财富论坛开会期间,爱米丽劳(译音)在会议中心的街道上示威,警察不得不把她及其同伴脱离现场。

劳是香港立法会成员,正在她的第四次任期上。她对现在的政治体系持反对意见:她认为赋予她的权力是非常有限的,仅仅够政府声称的持不同意见者,也就是仅仅有发言的权力。

“这对他们是非常有用的。”她在采访中说道:“我是一个象征――类似橱窗里的摆设。他们的政治体系是专门设计来压制民众意愿的。”香港基本法责成香港政府“逐步地”过渡到“立法会成员的直接选举。”现任立法会成员中,24人是直接选举产生的,另外36人代表具有“有限特权”,意思是他们是特殊利益集团挑选的。

“有些人根本不是选举出来的。”劳指出。“他们是被银行或饭店选举的。这是企业选举。”

劳是直接选举体制的早期产物。尽管她属于前卫党,但她是作为一个无党派人士参加的选举。“前卫党不会参加任何不完全的直接选举,”她说。“在政治上我们退步了。”她又说:“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不是唯一持有这一观点的人。”

毕业于伦敦经济学院跨国关系专业的劳感到在香港政权交接问题上被英国政府出卖了。她说:“最不光彩的事情是港人在中英联合声明中毫无发言权。何里豪(英方首席谈判代表)说:“不容讨价还价,就算你们不愿接受,我们也要把你们还给中国。”

“资金不断涌入”

董建华同意劳的观点:殖民政府没有倾听港人的意见。董说:“在直选上,有一些港人认为我们走的太慢了,而有些人则认为我们走的太快。但不要忘了:过去,我们根本没有表达意见的权力。”董说:“人们问我,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否成功?我认为最好的例子是资本。资金是否在被抽离香港呢?只要按一下键盘,资金就可以被抽走。而今天,资金在不断地涌入。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最早是北京对台湾的承诺,一些观察家认为北京给香港自由,在某种程度上是希望台湾对统一后的持续繁荣消除顾虑。董认同这一观点。

董说:“我并没有有意识地让“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为台湾服务,我让该制度为香港的成功服务。如果它最终促成了国家的统一,那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

董很高兴他是第一个中国的行政长官来统治一个长期以来代表中国屈辱历史的属地。他说:“几代中国人的梦想是一个为世界所接受和尊敬的中国。这不是一件过分的事情。这是中国人再次自豪的一个机会。


(15)

新经济为西方提供机会

上海,当义愤填膺的中国人走上街头抗议美国轰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时,其中不少人饿了后还去麦当劳(Mc,Donald’s)吃午饭。

仅次于肯德鸡(KFC)的麦当劳在中国的生意做得很大,肯德鸡(KFC)则是捷足先登中国市场的,在麦当劳吃一顿午饭花费$2.25美元,尽管这超出大多数中国人一顿饭的正常消费,但仍有足够多的顾客来麦当劳就餐以支持在中国的350个麦当劳饭店和38,000名麦当劳工作人员。

路易斯庇南是比利时人,他是通用汽车 (Genenal Motor) 在中国的财务主管。他回忆起中国大使馆被炸后那些艰难的日子,怎样对待他的雇员尤其困难。他曾对一个想参加抗议示威的助理人员说:“我可以回比利时为GM工作,如果每个人都仇视别克 ( Buick ),那将来你做什么?”。

庇南的助理所面临的问题在中国具有普遍性。事实上,中国政府所面临的也正是类似的问题。尽管今春中美关系已恶化到近20年来的最低点,但没有人愿意做或者说任何有损于商务气氛的事。香港商务会会长 Eden Woon 回顾中美之间的困难时说:“这里的人们在一定程度上是麻木的。因为如果你不麻木的话,恐怕早就患上心脏病了。”Woon 认为就算没有最近的动乱,在中国的外国公司仍有常规的事务烦心,诸如每年在华盛顿召开的中国商务状况年会。他解释说:“你必须投资,你不可能总是观望而不投资。”Woon接着评论:“我们当然希望中美关系会更好,这一点我可以打保票。”

灰色论理区域

3M中国总经理Kemneth 于 在3M上海总部的一次采访时谈到:“你也知道,企业人员是最讲实际的,如果你等着共产党或美国国会告诉你该怎样工作,你就没法在中国办企业。”

这家以明尼苏达为基地的跨国公司已经在中国办了多年企业。1984年,3M成为第一家完全外资所有的上海公司。拥有8个工厂,生产面向中国市场的产品,于的评论是“公司有一定的利润”。于说:“3M在63个国家设有分公司,3M的分公司致力于使自己成为不仅是好的而且是模范的企业。中国是一个正在逐渐完善法规的国家,3M必须小心观察,以免误入灰色论理区域。”于接着说:“对我们来说,不存在灰色区域,总是黑白分明。”

当GM需要地皮在上海建厂时,政府迁移了30多户农民以腾出空间。这些家庭只有三个星期的搬家期限。庇南认为整个过程不是为民众着想的。

这样的政府可以是极好的朋友,同时又是难相处的伙伴。 庇南认为:“我们已经得到上海政府提供的多方面的支持。有些在其他地方需要很长时间的事,可在这里一夜之间就能办成。然而,在另一些方面,它可能很痛苦。”

不论3M还是GM,在中国办企业的关键不仅仅是赚钱,如果仅是为此,两个公司恐怕早已迁至他地了。也不是仅仅为了廉价劳动力。于评论说:“越南及印度尼西亚的劳动力更便宜。”“中国的诱惑在于,你如果不在中国建公司,从长远看,你就不能说自己是个全球公司。”

你可能被解雇

这个真空是由中国经济的转型而产生的。在旧体制下,生活是由单位组织的,而“基本上所有的人都是为政府工作的,”加州大学贝克莱分校的政治学家凯文欧布赖恩的评论指出:“甚至百货店都是省市所有。”他接着评论说:“而现在,人们必须自己找工作,你可能还会被解雇。”

西方的企业,像麦当劳等有助于填补这一真空。这些西方企业付本地雇员的薪水低于美国本土,但远优于中国的标准工资。麦当劳的中国总裁彼特谭估计,麦当劳的部门经理赚双倍于政府部门经理的薪水,而柜台工作人员赚双倍于筑路工的薪水。他认为:“这是份难得的工作。”大学毕业生排队应召。当顾客走过上海41家麦当劳中的任何一家餐馆时,都会享受到雇员热忱的欢迎。而在美国,只有出现在电视广告中的麦当劳雇员才有这样的笑容。令人感到放心的是,即使那些刚刚从反美示威中出来的的人们,也没有失去对所有美国食品的胃口。


(16)

加入世贸是一回事,而恪守其准则是另一回事

上海,在所有关于中国的矛盾中加上这一条:就在14年来中国努力加入世贸组织胜利在望之际,前景使人望而生畏。

中国领导视成为世贸成员是使其经济发展全球化的关键步骤。一旦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国,中国即可不经过年度审议程序,而该程序是与美国有正常商务关系的先决条件而必须审议通过的。

冯军是上海世贸组织协商中心的成员。他认为:“没有哪一个国家真正恪守世贸组织的法规,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他的这些评论令人不安,因为设立中心的目的恰恰是为了帮助上海遵守世贸组织的条款。

冯认为美国是对中国强行实行双重标准。在其准则下,中国必须恪守而其他国家则可例外。他尤其反对限制农业津贴,因为这样会使美国食品业主具备远高于中国农民的优势。冯上个月曾指出:“如果农业不稳定,政府则不会稳定,而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的确,这是个问题。去年中美达成入世商贸协议是加入世贸组织所必需的一步。此后。美国曾指控中国试图违背协议中的某些规定,其中包括在农业、交通以及在进口汽车及其工业方面设置关税壁垒。

美方官员这个月曾报告与中国达成协议使得中国可进一步向加入世贸组织迈进,但没有详尽的细节披露。不管这中间的交易是什么,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如果美国人满意,那必然会有一些中国人很不满意。

痛苦转型

至少在短期内,成为世贸组织成员会使许多中国人的日子更难过。贫富悬殊目前已经令人触目惊心。一些偏远的乡村出现前所未有的贫困。大批农村人口流入城市,而且还在增加。尽管如此,鉴于经济增长的明显减缓,政府仍决定向前推进--忍耐而痛苦的经济转型,以便获取进入广阔世界市场的最终利益。

一位西方分析家指出:“正如邓小平所阐述的。这笔交易是:你们认可共产党的领导,而我们使你们致富。…….政府知道别无选择,经济必须向前发展。”唯一选择只能是开放。他接着指出:“从上层讲,他们知道必须这样做,他们将不得不做这些棘手的事以进入世贸组织。因为这是唯一可使经济马达运转的必经之路。”

某些中国人认为中国会用一切手段来减少这些棘手的事。3M的中国地区总经理Kenneth于指出:“不要指望会有突变,日本已是多年的世贸组织成员了,你目前仍旧得付日本进口关税。”

中国领导人相信:安全来自稳定,而稳定只能来自经济繁荣。试想中国作为一个首次空中跳伞的人,她也许不完全信任降落伞,可毕竟已经跳出飞机了。


(17)

交流与接触-多多益善

当有关来自中国的消息大部分反映中国与美国之间的紧张与冲突时,人们很容易忘记中美关系事实上是相对不错的。自1972年以来,两国已建立了一种较为牢固的外交关系基础。在这一基础上,只要操之谨慎,两国关系将得到改善和加强。

双方需要做很多工作,克服一些障碍,双方也需要摈弃一些相互之间的偏见。而达到这一目标的最佳途径则是交流与接触,尤其是当暂时冲动诱使我们采取某些相反的行动时。

今年春季发生的中美军机相撞事件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美国人认为中方坚持要求美国道歉是荒唐可笑的;而中国人则认为他们的政府在事关主权的问题上表现的太软弱。双方都错误地估计了对方。这 种相互错误的估算可能会导致不测事件。

布什总统违反常情地限制了美国五角大楼和中国军方的接触,而这种接触则是防止将来类似事件发生的最佳途径。总统实行这种限制,意味着双方军事人员的接触与交流更少,而事实上他们需要的是更多的接触。如果双方感觉有必要给对方发送某种信息,最好的办法是通过面对面的交流与商谈,而不是通过广播和电视。

中美之间明显的严重误解证据是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及其所产生的影响。年轻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不认为是美国所称的误炸。他们持这种看法的基础实际上是对美国的某种赞美--他们难以想象拥有如此先进技术和设备的美国会犯这种错误。而美国人则非常容易接受并理解类似这样的错误。当美国人向中国人解释说:你们不知道另一半的故事时,而中国人则是不能理解和接受的。

如果他们接触更多的美国人就会听到更多的故事。美国人在公开的场合更容易取笑自己的政府,他们会兴高采烈地指出自己政府的缺点和错误。这样做的同时,他们亦在出口一种价值--即言论自由。也许当中国人知道美国人多么放肆地指责自己的政府后,他们就不会太介意某个美国总统指责他们的政府了。

也许还有很多“下次”的机会,诸如人权、贸易、导弹防卫系统,台湾问题等等。当意见和分歧出现的时候,美国不需要抛弃自己的原则,但需要认真聆听一下自己讲话的腔调--我们是在平等的对话?还是在对一个落后国家训话?

中国经常把眼睛放在历史和过去上,这对她是很不利的。许多中国人记得美国在19世纪西方列强入侵北京时的角色。中国人认为世界的根本是革命,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只是近两个世纪以来,由于西方帝国主义包括英、法、俄、日、美大肆的经济掠夺和特权攫取,严重地阻滞了中国的发展,直至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掌权之前,中国依然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国人认为:世界一旦给予她应有的尊重,中国一定会再次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

这些虽然从历史角度上可以理解,但这种观点却让中国没有平衡感。北京把任何合理的,对其政策的反对意见都看作是对其主权的挑战。在合法领域的侦察飞行是侵权;要求中国按国际规则办事的贸易协定被认为是不公平;对其人权的批评,甚至一部同情西方的电影都被认为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

事实上,这都不是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应该对西方言论自由的传统,对真的或想象中的小事情不要过分敏感。与此同时,美国要对中国的批评认真反省,美国的确把自己描绘成世界领袖。在北京,有许多同情及赞赏美国理念而且有影响且很聪明的人们,如果华盛顿不傲慢的表现出自己是世界领袖的话,他们的观点会被更多的人接受。那就是美国需要以自己的行动来领导,这样,不仅中国人能够接受,美国人也希望自己的政府这样做。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站在个人尊严及人权的角度上,例如,在沙地上划一条线,线的一边是可以接受的,线的另一边是不可以接受的。我们更可以说这样做是道德的。这对在狱中的人们是种鼓励,我们知道他们的存在, 他们不是无闻地在受折磨。

可是,他们的最佳希望是在地球的另一边。如果美国只是气忿地谴责中国损害人权,然后又干扰中国出口产品的权力,那将是犯下用最弱的武器并且只打一枪的错误。更有效的办法应该是,创造某种条件,使每个政治犯的处境成为一种(人所共知的)困窘,虽然这在短期内不会奏效,但是,当更多的中国人与美国人接触之后,他们会了解其他国家的人权状况,从而开始反省自己国家生活的规则,而贸易则可以提高人们的期望,引发疑问。限制贸易是不可取的。

尼克松对中国的历史性访问已有三十年了,许多西方人仍然对其意义不甚信服。他们认为,经过这麽多年的交流与接触,为什么他们还没有变成像我们一样?他们不愿意被告知他们错了,他们让意识形态卷入贸易协议中;他们虐待少数民族;他们错杀无辜;他们用冷战残余的有色眼镜看待世界、、、

这些,不是我们的不同之处,而是我们的相同之处。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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