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妈妈----写在二零零一年“母亲节”前

邕茳

    一九九九年圣诞那天,我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与往年每次回家探亲所不同的, 是此次我专程独身前往,只为看望病中的妈妈。象以往一样,一进家门,我首先期待的是妈妈到门口对我远途而归的迎接,尽管这近两年来她步履维艰,岁月在她身上留下的痕迹越发无情地显现出来。

    每当见面的那一刻,我心中积攒了多日的,对她老人家远隔重洋的爱戴,思念,和牵挂,最终都只变成人类语言中份量最重,内涵最深的一个“妈!”字,和一个发自心底的,实实在在的拥抱。妈妈是那样的瘦弱,憔悴,我得小心翼翼地控制住内心的激动,才不致以因搂得太紧而弄疼了她。妈妈此时总会拉着我的双手,或捧着我的脸仔细端详,有时还会在我脸上亲一下:“回来啦!都好吧?”(指我及先生和孩子)妈妈是个话不多,但控制力极强的人。而面对着生养并把我们兄妹几人哺育成人,如今已是白发苍苍,风烛残年的妈妈,我心中的滋味儿真的无法形容,所能回答妈妈问话的,除了一个深深的点头,一声哽咽的“嗯”字,一脸呵呵的憨笑,还有一汪百感交集的泪水。

     这回,我深深地失望了:门口没有出现妈妈的身影。当时虽说才六点多钟,天却已经很黑了。可是家里连灯都没点,而且静得怕人。“妈妈呢?”我焦急地冲着前来迎接的大姐发问。当得知妈妈已卧床不起近两周了,我的心骤然紧缩。急步冲到妈妈床前。藉着昏暗的光线,只见妈妈那原已消瘦的脸庞更深地凹陷了下去,完全脱了形。我轻轻一声:“妈!”只觉得鼻子发酸,视线顿时模糊了。

     对于我们这些有年迈父母而远离故土的人,可以说跟老人是见一面, 少一面了。正因如此,我出国十五年,就回家探亲八次。可万万没想到,这一次竟成永别!妈妈生命旅途的最后十三天,直至临终的那一刻,是和她几个孩子中离得最远的我,朝夕相处,蹒跚共进的。她那颗心肌大部坏死,极度虚弱,而又异常顽强的心脏,在同命运抗争了近八十六年后,于二零零零年一月七日十三时三十分截然停止了跳动。

     在妈妈看来,她的一生是平凡的;而在我们子女的心中,妈妈的一生既平凡,又伟大。她饱经人间沧桑,历尽世间艰辛,以她那独特的气质,正直的品格,坚韧不拔,不卑不亢,乐观豁达地完成了一生的使命。妈妈留在我们心中的形象,是高大而神圣的。

     一九四二年冬延安整风运动开始时,妈妈已经在那片红色的土壤上,扎扎实实地生活了四年多。她先后在陕北公学,马列学院,接受马列主义的理论教育,并学习社会科学,中国革命史,毛泽东的游击战,持久战等理论,外加军事操练。妈妈于一九三九年二月转正加入共产党。一九四零年马列学院毕业后,就被分到军委总政治部保卫部任秘书。可是,当年满怀激情,一片赤诚,置家庭与自身性命于脑后,毅然决然地背井离乡,从湖南老家设法通过道道关卡,辗转千里,到达延安,只为投奔共产党,八路军,加入抗日救国行列的她,做梦都不会想到,自己在一夜之间,竟然会变成整风运动的对象!

     同周围许多跟她一样来自全国各地所谓“白区”的,踌躇满志,不愿当亡国奴的男女青年一起,妈妈也被隔离在一个山沟里。没完没了地让写“自传”,还得整天参加斗争会,相互批斗,辱骂诬陷,有的甚至动手打人,还把人吊起来,非把人逼到硬给自己扣上个“国民党特务”的帽子,方才罢休。可是妈妈生性倔强,不愿作假,更不象某些人那样“识实务”,因而被隔离审查,挨整批斗的时间更长,心灵上受的伤害更深。她心中的苦,是孤独无助的孺子被亲生母亲所抛弃的苦,是世界上最痛的苦。

     年轻的妈妈心碎了,精神亦出现了异常。她人变得痴痴呆呆的,还时不时地又哭又笑。她感到彻底绝望了:几年来,自己把共产党比作母亲,为了投入“母亲”的怀抱,她抛弃了曾经属于自己的所有。可现在连“母亲”都不再信任自己,要把自己拒之于门外,世界上还有什么值得留念?!仅管在批斗会上有位领导威胁说:“有些人抗拒整风,自杀了。这些人死了还是特务,连狗都不如,棺材都不给。”妈妈还是决定走了。

     一天,趁夜深人静,妈妈把一封请求“母亲”在事后还清白于她的绝书塞于枕下后,便顶着寒风,摸黑到了窑洞外的坡上,纵身向下面一汪水潭跳去。。。还是陕北的严冬及水潭上结的厚冰不忍心妈妈含冤而去,将走投无路的她挽留了下来。

     与心灵上的创伤相比,脸面上的伤痛要短暂得多。经过一年多荒唐的整风运动,直到一九四四年春天,妈妈才同绝大部分挨整的人一样,被摘掉了“特务”的头衔,重新获得了做人的基本权利。但后来当妈妈看到组织上给她做出的结论时,她感到啼笑皆非:“政治上没问题,思想上有毛病。”

     妈妈是在中央在延安办的一个保卫工作训练班上,与曾参加广西白色起义,后跟随中央红军万里长征的幸存者之一,也就是我的爸爸,认识的。因为爸爸是军人,与他的结合,也就意味着转战南北,动荡生涯的开始。一九四五年夏天,我大哥还不满半岁,爸爸就得告别妻儿,奉命随干部团南下,准备增强共产党在华中地区的力量。当部队行至河南时,正赶上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中央决定改变计划,这批南下干部立即北上,去东北创建新的根据地。

     一九四六年初,由于国民党进攻延安,局势紧张,中央决定从延安疏散。当时正在中央党校五部当文化教员的妈妈,也属疏散人员。但由于不知爸爸的去向,便写信给朱老总。从朱总的回信中,才得知爸爸转道去了东北。于是,妈妈拖着个刚满周岁的孩子,同另外二十多人为伍,离开生活了七年多的延安,踏上了障碍重重,通往大东北的征途。直到四六年秋,途中辗转大半年之久,妈妈才在一行人的掩护和爸爸派来人的接应下,与在冀热辽分区二十四师的爸爸久别重逢。 我的二哥也出生在硝烟弥漫的战火年代。妈妈当时虽有身孕,妊辰反应又重,可是还得跟着身为指挥官的爸爸,随部队连续行军。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哥在热河赤峰出生后的第三天,爸爸就率领部队出发作战去了。由于战事的进展,产后刚八天的妈妈,不得不拖抱着两个婴,幼儿,跟随部队行军转移。那种日子,能把命保住就是万幸,哪里还有做月子一说?妈妈的健康因此受到了严重的损害。然而,正是延安那场政治磨难,以及艰苦的战争岁月,把体质虚弱的妈妈,练就成了一位具有顽强意志和坚定信念的坚强战士。

     妈妈一生都在以她惊人的毅力,顽强地与命运抗争着。还是在那场空前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中,爸爸因有当年在红一军团,四野和空军工作的那段历史,被莫须有地加以“林彪集团骨干分子”之罪名,惨遭诬陷迫害,身陷囹圄,从一九七三年初至一九七八年底,长达五年零八个月之久。值此期间,爸爸杳无音讯,生死不明,同家里完全断绝联系。而做为子女的我们,却都在各自不同的岗位,在不同的程度上受到牵连,打击和排斥。在那段极度困难的日子里,是我们的妈妈,顶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和内心的痛苦,为我们树立了强有力的榜样。她教育我们要顽强奋斗,不卑不亢,不向厄运低头,坚信正义必胜。“四人帮”粉碎后,爸爸终于平反,恢复了名誉和自由。然而,由于被长期与世隔绝,独身监禁,爸爸这位参加革命五十多年,久经沙场的老将,已被折磨得身患绝症。回家仅四年,终于一九八二年十月十一日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爸爸的遭遇及逝去,对妈妈精神和身体上又是一次残酷的打击。在悲痛欲绝的同时,妈妈对共产党内奸臣仍逍遥法外,且依旧高官厚禄的腐败现象,百思不得其解,痛彻心肺。然而,为了我们几个孩子还能有个家,也为了目睹那群卑鄙政客的应得下场,妈妈一如既往,昂首挺胸地做人,不屈不挠地生活。长期以来,妈妈虽离休在家,却从未停止过对自身素质的提高。她关心天下大事与人间疾苦,天天坚持读书看报,因而知识面广,并具有相当高的理论水平和文化修养。妈妈还特别注意锻炼身体。身体条件允许时,就站着练,练久点儿;身体条件差些时,就坐着练,少练会儿。仅从妈妈几十年如一日,雷打不动地坚持锻炼这一点,就不难体会她那超人的毅力和自律。

     一九九三年的四月,是个极为不同寻常的月份,它在我们家史册中占有重要而辉煌的一页。四月初,妈妈突发大面积心肌梗死,全身多脏器衰竭,陷入昏迷状态。在急救室抢救了整整十天,全身插了许多管子,气息极其微弱。全家兄妹几人除我之外,都回到了妈妈身边,轮流在病床前守候。当时大夫对妈妈的恢复已不抱任何希望,明确表示要家人着手为妈妈准备后事。可谁能想到,已经昏迷了五天的妈妈,四月八号那天突然清楚地说想吃东西。大家真是喜出望外!更为神奇的是,四月八号这一天,正是我女儿在异国他乡问世的一天。当我大哥在病榻边将这则喜讯向几日未睁眼,气息奄奄的妈妈报告之后,只见妈妈眼皮稍动,脸上泛出了会心的微笑。自打那一刻起,病房里出现了奇迹:妈妈的病情每分每秒地开始向好的方向转化!连大夫们都为之震惊,他们异口同声地宣称,说这在医学上无法解释,是医学史中罕见的奇迹!更令他们万万想不到的是,妈妈不仅走出了急救室,两年后竟然离开了医院,回到家中又与小女儿(我的妹妹)一起生活了将近五年!

     正当妈妈在与死神进行着殊死搏斗之际,大洋此岸的我,也在生死线之交奋力挣扎。那天正值我分娩。稀里糊涂中,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也不知为什么,产房里突然出现了许多莫名其妙,跟接生毫不相干的人。他们进进出出,各个神情严肃,各尽其职地挨着个儿,往我身上七七八八地连接了一大堆东西。我当时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根本顾不上探个究竟,心底却生出几分怨气:我生孩子,你们跟着凑什么热闹?莫不是拿我当实习对象或试验品不成?

     好一番挣扎后,当得知平安落地的是个女儿时,我如愿以偿,开心地笑了,心里那个甜哟!可全然不知自己当时距离死神仅仅咫尺之遥!还是当大夫见我幽幽然从死亡线那一边晃悠到了这一边,安然脱险后,才向我及一旁的丈夫和盘脱出事实真相,解释了我分娩中所遇到的险情及可能发生的后果。听了之后,我是连倒抽一口冷气的劲儿都没了。丈夫听后,感叹不迭,“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婆婆听后,泪流不止,后怕无穷。

     原来,我所遇到的是一种不常见,亦无可防范的状况,医学上称作“羊水栓塞。”即分娩时羊水进入血管,造成血管栓塞,血液循环障碍,体内含氧量骤降。出现这种情况很危险,轻则导致昏迷,重则造成死亡,而且死亡率相当高,竟达百分之九十七!更可怕的是,当出现这种情况时,医方一般不采取任何抢救措施,任凭病人听天由命,正如大夫亲口对我说的,他们对此束手无策。(“We can’t do anything about it.”)因见我将信将疑他们竟然能见死不救,他又补加了一句:“我们就曾在这儿,”他用手指着我的产床说,“看着几个人死去的。”(”We’ve been watching people dying RIGHT HERE.”)原来,他们在发现我出现了羊水栓塞后,果真没有对我进行过任何抢救,反倒站在一旁,眼睁睁地等着看我如何走进死神的怀抱呢!而在我身上连接的那一大堆玩意儿,都只不过是在为他们时髦先进的仪器采集各种数据而已!

     殊不知,妈妈和我遥遥万里,天各一方。冥冥之中,我俩倚着某种同样神秘的力量,双双闯过了死亡线,活生生地挣脱了死神的束缚。莫非这就是命?我倒更愿意相信这是托了我女儿这个小天使的福!!

     就象妈妈的大夫一样,我的大夫也被我的起死回生深深镇住了。我永远不会忘记他那一脸的惊讶和一句维妙维肖的感叹:“Somebody must have been watching over you!”(准是有人在呵护着你呢!)至于此乃人者?神乎?我无从考究,也无须考究,因为对我来说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妈妈,女儿,和我,我们这血脉相通的祖孙三代,继贝多芬之后,又心心相印,息息相连地,共同谱写了一首意义深远的“新命运交响曲”。

     时隔近七年。这一回,妈妈真的走了。生前,妈妈曾多次交待,要把自己的躯体交给医学界:“有用的,能用的部位,就让他们用吧,也算是为人类做点儿贡献。”临终前,妈妈坚持不去医院,为的是不再给人增添任何麻烦,不再多花国家一分经费。也在临终前,妈妈嘱咐我们,别忘了给她已接济了多年,在解放天津时为掩护爸爸而负伤还乡的一位老警卫员汇款。再后来,妈妈无语了。她默默地离我们远去了。

     妈妈的一生,是不屈不挠,顽强奋斗,无私奉献的一生,既平凡,又伟大。我永远怀念我的妈妈。

     二零零一年四月九日-十八日,于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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