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

邕茳

老家,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释义一是在外面成立了家庭的人称故乡的家庭,二是指原籍。对我来说,第二个解释大概更合适些。因为我从来没有在“里面”生活过,自然也就谈不上“外面”。

在美国,当华人朋友问我是哪里人时,我都说我是广西人。更确切些说,在出国前我所填写的各种表格中籍贯一栏里都明白无误地写着“广西东兰”,民族为“壮族”。可实际上自打出生,我们家就随着爸爸的工作调动,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又从北到南地搬迁。我一句壮话都没听过,更谈不上说了。广西东兰虽说是我的老家,对于我来说不过是一个地名词组,是一个遥远而空洞的概念。

二十二岁那年,由于爸爸的“政治问题”,我结束了六年的军队生涯,从福州回到广西首府南宁,被分配到南宁商标印刷厂工作。东兰离南宁200多公里,但它在我心里的距离就和我在外省时一样。我只是清晰了它原来属于百色地区,现在属于河池地区,那时老家还有个姑姑和诸多分辨不清的亲戚,如此而已。

南宁虽说是首府,但在我有生以来居住过的城市中它无疑最小也最不发达。都什么年代了,街道上仍有人打着赤脚,即使穿鞋的也多半是呱哒板儿(学名大概是木屐)或海陆空(一种用废旧的轮胎制成的凉鞋)。因此行人寥寥无几时,满街的声响还是很大。

因为它土,因为它小,我心里对它很有些不屑。但因怕人家说我是XX子弟有优越感瞧不起人,便从不乱发议论,可心里对它没有一点儿认同感,更不用说在山旮旯里的东兰老家了。

我爸爸是在九届二中全会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后,受命调到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工作的。踌躇满志的爸爸,转战南北数十载后再次回到阔别了四十余年的家乡,一腔热血甘为甩掉广西仅优先于西藏的落后老帽而奉献余生。不曾想到,因正直而直言,因直言而获罪,竟遭到灭顶之灾。妈妈常叹息:早知道不来广西就好了,哪会有这番遭遇!?岁月无情,虽说85年我就离开了那个伤心之地,像无根的浮萍,漂泊在异国他乡,但我对广西的牵挂,这辈子不会淡漠,因为在广西那块红土地上,有我长眠的爸爸妈妈。

年岁逐增,所思所想也在变化。尤其当听人们谈及自己老家如何如何,心里常有一丝淡淡的惆怅,甚至伤感。眼见着儿子已高我半头,女儿也亭亭玉立不甘示弱,说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对山旮旯里的老家有了隐隐的向往,更有意为儿女创造一段金不换的经历 (这只代表我的价值观)。

2004年6月26日我们一行6人:我和在南宁的妹妹,儿子迪迪,女儿贝贝、表侄女阿芳,和我们家多年的好友小舟一同踏上了寻根的路。

我们乘坐一辆由东兰县长杨斌安排的12座丰田面包,车轮飞转,出南宁向北经武鸣、马山驶去。在马山解决进出口问题一小时后,至都安再北偏西,一路顺畅,饱览青山绿水,好不惬意。进入都安境内,忽地黑云压顶,暴雨滂沱,山野天地混沌一片。好在司机师傅车技娴熟,车在雨幕中像蛇一样贴着山崖盘旋滑动。七个钟头之后,终于下午4时平安抵达东兰县城。东兰是个地处桂西北的国家级贫困县,人口28万,小小的县城被夹在大山的怀抱里。

我们一下车,就受到县人大黄付主任,县委两位付书记,及隘洞镇黄书记等人热情迎接,在县委招待所为我们安排好房间稍事休息后,一行人便陪同我们前往一墙之隔的烈士公园参观。园内古树参天,芳草萋萋,自然风光秀丽。只见头裹彩巾的村姑村婆三五成群地散坐在石阶上,轻曼的山歌此起彼伏,看来刘三姐在广西比比皆是。竖耳听去,还是多声部呢,且为无伴奏,无指挥。兀自暗想,这些村姑村婆,很可能目不识丁,竟有此艺术造诣,不禁心生敬意。

园内最主要的建筑是革命烈士纪念馆。在2003年广西自治区安排的“东(兰)巴(马)凤(山)大会战”中特批了80万用于修缮该馆。它不再是当年陈旧简陋阴暗甚至破败的模样,面积扩大,设施更新,光线明亮,馆藏也充实了。从大革命时期到自卫还击战的东兰籍仁人志士的英名镌刻在墙,英雄事迹亦有介绍。还专门有一间展室是介绍东兰籍的五位壮族将军,依次是上将韦国清,中将韦杰、覃健,少将韦祖珍、覃士冕。广西当年闹革命,先后出了19个将军,东兰占其五,四分之一强,为广西各县之冠,因此被称为“将军县”,东兰人是很以此为荣的。担任自治区正职领导的东兰籍人有三位:韦国清、爸爸及覃应机。

在爸爸的遗像前我们肃立默哀,三鞠躬。遗像下的玻璃展柜内陈列着爸爸的遗物:军装,军绒衣,笔记本,老花镜,公文包等。睹物思人,往事历历,走出大山53年的爸爸,魂兮归来。

晚饭在下榻的县委招待所由县长杨斌出面宴请,除下午陪同的一干官员外还有县委统战部韦部长,政府办陈付主任,教育局牙付局长等共同出席,规格甚高。杨县长是师范出身,曾任中学教师,南丹县人,30出头即入政界,两年前交流到此做官,年方38,口才甚好,介绍东兰这些年的变化滔滔不绝。席间频频举杯,觥筹交错。

吃罢饭回房休息,在县公安局任法医的同辈乡党韦宗恩携妻女来访,他大致介绍了乡下的情况:吃饭问题解决了,电通了,但路不通,吃水困难,“大会战”自治区拨了相当资金但并未惠及乡下,希望我们借此机会帮乡亲们说说话,争取一些资金。一番话说下来,心情异常沉重。

27日晨,按县里的安排,由人大黄国昌付主任,隘洞镇黄岩书记,县府办陈付主任,教育局牙姓女付局长,外事办付主任等官员及数位在县城工作的同乡陪同,回老家省亲寻根。从县城出发坐了10多分钟的汽车到了红水河畔的隘洞码头,上了一条铁皮汽艇,据说是县里最好的一条船,归县财政局所有。船发动行驶时,噪音非凡,得扯着嗓门说话方能听清。盛夏的烈日炙烤着大地,所幸船有顶篷,且江风习习,不觉得十分热。红水河这些年陆续修了几级电站,水位抬高,江面宽阔,水流变缓,曾听说过的急流险滩的景象已不复存在。两岸的风光秀美无比,沿岸别树一帜的凤尾竹,远近连绵起伏的山峦,遍野满目的翠绿,硕果累累的柑橘、板栗等经济林木,让人心旷神怡,赞叹不矣。

约40分钟后,船速度渐渐放缓,徐徐靠岸。据说红水河上下百来里,唯独一座江心岛,标志着我老家之所在。果不其然,顺势往山上看去,山半腰可见村落点点:这就是我的老家?下得船来,岸边已有男女老少数十人在等候。他们对我们憨憨地笑着,粗糙的手把我们的手拉得紧紧的,有的管我叫“姑”,有的叫“姑奶”。几个年轻人七手八脚从我们手里接过大包小包,带着我们沿山间泥路往上爬去。大约是担心我们爬不动, 还牵来一匹马{自然没派上用场}。刚爬到一半,就听见山上大喇叭里传来了陈红的“常回家看看”。此时此刻,一曲深情,让我觉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受感动。爬到村口时,只见路旁树下,聚着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我们此行,恐怕是惊动了全村上下。

老家的村子叫板仆屯(广西壮族农村很多村子似东北农村一样称屯,不知何故),是个有80多户人家,400多口人的自然村,属于隘洞镇(过去叫公社)纳坤村(原称大队),坐落在县城以东,红水河的西岸。我问了数人究竟这离县城有多远,谁也说不清,因为它至今没通公里,乡亲出门靠的是下山筏船,条件好的现在能开机动船了。乡亲们还清楚地记得爸爸1971年回乡探访时,是坐北京吉普到纳坤村,再步行一个多小时走山路回来的。

老家虽说依山傍水,但极不富足。山坡下红水河日夜流淌,却无法浇灌贫瘠的红土地;山上虽有泉源,但生态的破坏使它日益枯竭,人畜用水要到一公里外去挑。农民只有耕作耐旱的玉米红薯等作物,经济作物不多,仅是一些板栗树和油茶树,而交通的不便限制了它们的发展。电还是近几年的事,归功于当地人的重大“科研成果”,将人畜渣滓充分利用起来,产生沼气发电。这样既解决了照明及厨炊燃料之需,更一改传统的阀树割草索取燃料而严重破坏植被生态的状况,真是为子孙后代造福的一本万利。茅草屋顶是在前年县里要求“茅改瓦”,给予一定扶持后才掀掉的。老乡们靠地里的收成吃饱肚子没什么大问题,但没有钱,年轻力壮的得外出打工挣钱。

乡亲带我们到了家门口,这是并排的两座房子,左是老宅,右是新楼。爸爸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均早已谢世。爸爸的哥哥即我的伯父叫祖安,他生了两男两女,就是我的堂哥堂姐。小堂哥韦宗立前些年因病去世了。大堂哥韦宗祥一直住在老宅里。新楼是宗立的大儿子,在乡信用社工作的韦家军盖的。

我们先进了右边砖瓦结构的新楼,一层是厅堂及灶间,墙的正中挂着爸爸的相片,下面是列祖列宗的牌位,摆放着香炉香火,供着糖饼烟酒。我们燃香,默哀,鞠躬。二层除厅堂还有两间住房,厅里已放置了四张矮桌,摆好杯盘碗勺。三层是露天一个大晒台和一间小屋。从晒台望去,红水河沿山脚流淌,村里高高低低的景物一览无余,这幢楼很有鹤立鸡群的感觉。我们在楼顶与84岁的堂哥宗祥,67岁的堂姐美兰及老老少少四代41个亲戚照相合影,并拿出从南宁带来的糖果饼干白酒香烟,掏出头天晚上准备好的红包,分送给诸位亲戚。与我平辈的堂哥姐各一份,9个堂侄也各一份,出外打工的则给了他们的妻子。

从新楼出来,进了左侧的旧居,这是一座上住人,下关牛的木楼,不知是哪一代先人所造,不知道经历了多少年的风雨,老屋残旧破败。顶上虽有瓦片,泥墙却裂纹纵横,四壁透风。老家人说爸爸就是在这里出生成长,十四岁从这里走出家门,走出大山的。走进自然光线昏暗的屋内,在先人的灵位前供上香,燃上烛,默哀鞠躬。屋子里一张木板床,堂哥宗祥独居于此。他虽已年迈,但还硬朗,只是耳背。房梁上,屋檐下挂着黄澄澄的玉米棒子,墙角堆着几口袋玉米,一口铁锅,几只碗,一床看不出颜色的被子和洗不出原色的蚊帐,外加几只小凳,几样农具,似乎就是全部的家当。

由于本行搞教育,进村前我就跟县领导提出想看看村里的小学,得到县长大力支持,特派县教付局长陪同。不巧的是正值周六,无法现场观摩,看看硬件也好。严格的说这不是一所小学,而是一个教学点,为照顾低年级的孩子就近读书所设。读高小的孩子得步行到十余里外的小学才能读书。2003年县里拨出专项资金进行农村校舍的危房改造,加上村里各家各户的集资才得以建成这座二层的教学楼。它立在村边高处的一片平地上,视野开阔,楼前一片空地,因为没有钱,无法修建成学生的活动场地,因而坑坑洼洼,荒草丛生。楼上楼下共教室四间,教室设备连简陋都称不上:有灯管无水管,有窗户无玻璃,有教室无教具。在有教具的两间教室里,课桌条凳据说已有四十余年的历史了。它们是用质量极好的足有一寸厚的整板原木做的,死沉死沉,现在很难再找到如此好料。一眼看去它们的确是饱经风霜了:长板桌凳磨得铮光发亮,坑坑洼洼,斑斑驳驳,与新教室形成很大的反差。倒是黑板上漂亮的版书写着汉语拼音的声韵母表,及一道未被擦干净的粉笔写的乘法应用题,还能让人感到一点时代的气息。

参观完小学时近中午,午饭已在唐侄子家军的新楼备好。我们六人和各位官员及家族中的男人分四桌坐定,女的除了两位年迈的堂姐外都没有入座。在饭桌上我们才知道,为了我们这次回乡之行,县里头一天就派了县外事办及政府办的五人(包括厨师)来打前站,除有些蔬菜是当地的,其他的肉鱼鸡鸭,烟酒饮料,杯盘碗勺,统统是他们从县里带来的。还叫乡亲们连夜修整了河边通往村子的山路,为防雨后路滑铺了些砂石,清扫了村中的路面。担心水不够用,还通知各家各户当天不要多用水。另外,用高音喇叭播放那首“常回家看看”,也是县派前站小组的高招。听罢,又面对桌上丰盛的菜肴,心中热乎乎的,更有无功收禄之愧。

两个堂姐一个叫美娇,81岁,一个叫美兰,67岁,她们都嫁到外乡,今天颤颤巍巍走了不知道多远的山路特地赶来。虽然听不懂她们的话,但被她们紧紧拉着的手还是体会到了那浓浓的亲情。席间,美兰姐从怀里掏出用塑料纸裹了几层的一张1982年的广西日报,那上面头版头条登着爸爸去世的消息,她把自己的一张照片紧贴着这张报纸揣在怀里。这情景让我震撼,让我感动,我没想到一个地处深山目不识丁的农村老妇竟揣着一张22年前的报纸,且保存得如此完好。我想,除了纯洁朴实的亲情还会是什么呢?

饭吃得差不多时,家族里的姑娘媳妇一大群,推推搡搡面带羞涩地上楼来了。让她们一同坐下就餐,她们不肯,只是站在一边吃吃地笑着,窃窃交换着我们听不懂的话。正纳闷,一个在县里读书的女孩儿告诉我她们想跟我们照相,原来如此。我发觉她们都修饰妆扮了一翻,头发梳得溜光,别着发夹,结婚的盘着头,姑娘梳马尾。穿着整洁的碎花衬衫,上面明显带着在箱底压出的缝迹。年岁稍长的是传统的大襟式的,年轻的已是现代版的了。我和妹妹及同行的表侄女与她们一群人照完相后,她们其中一人回去拿出自己织的土布做成的壮族头巾送给我。这个头一开可不得了,只见众人上上下下地忙开了:她们纷纷拿来自己的得意之作,如绣花布鞋,绣花壮巾,及由自种的棉花印染纺织的大卷格子布匹等,一个劲儿地往我们手里塞,而且我们三人人手一份,谁也不差。见我们喜欢,她们就示范教我们如何带头巾,有的干脆把头巾帮我们往头上裹。一定是看我笨手笨脚的样儿,逗得她们开心地笑个不停,相互之间叽叽嘎嘎热热闹闹地发表一些我听不懂的评论。当我提出请她们写下自己的名字,我事后好记住某某某某年某月某日在某地给了我这些真贵礼品时,才惊讶地发现她们大多数竟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当我赞叹她们的手艺并询问她们如何织布时,她们便带着我们去看她们的织布机,还当场表演给我们看。我看到面前那台晃晃悠悠古老的木制织布机,真不知道是不是当年黄道婆发明的那种,因此也更为眼前这些家族村姑们的聪明才智而感叹。

一晃到了下午,离别的时候到了。家家送来各式各样自制自产的东西一定要我们带走。除了布,布鞋,头巾外,还有家乡特产的黑糯米,大米,茶油等等。面对这一大堆东西,我们犯难了,一再表示心意领了,东西带一点就行了。这下又象炸了锅似的,乡亲们男高女低慷慨激昂争吵不休,那声音虽不及头天在烈士公园听到的村姑村婆多声部山歌那么和谐,但我知道亲人们是用他们的心声及特殊的表达方式,商量取舍,决定让我们带谁家的东西及什么东西。看来热闹一番后,还是争执不下,谁也不愿把自家的东西落下。最后干脆不由分说,上来几个人把东西扛上肩就往山下走,一定要给我们装上船。

送行的队伍拉得很长,乡亲们一直送我们到河边。家族的男人发动了自家的机蓬船,并让我们上了船,说回程要坐自家人的船。船渐渐远去,女人在河边挥手告别的身影愈渐模糊,老家的山峦从视野里最终消失。

老家,对我不仅是一般的地名词组,也不再是遥远而空洞的概念了。它偏远,闭塞,落后,贫穷,但那里有我的根,有我淳朴善良热情好客的父老乡亲。我没有为它做点什么,心里觉得无奈而愧疚。

再过十几天就是清明节了,谨以此文悼念我的爸爸妈妈。

2005年3月21日 写于明州




_COMESFROM minhua.com


_THEURL
/modules.php?name=mhzzsections&file=mhc_article&artid=6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