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的导师吴奔星教授
长歌当哭，要在痛定思痛之后——但我不能等待，悲痛像雾一般将我的心层层包裹起来，我在这雾一般的沉重中挣扎着，为了我自己，也是为了我的老师。但此刻，我的老师却已经悄然地走向了另一个世界，就像他的诗中所说的那样，他“走了，没有和谁说起……”我不愿意相信，我也没有想到一个宁静的周末会埋藏着这样一个伤心欲绝的时刻。
那个时候，我正捧一杯茶，在宁静的灯下悠闲地读一本书，桌上的电话响了，我拿起电话。电话那头的声音告诉我他是吴心海——吴心海是我的导师吴奔星的儿子，我与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联系过了——我的心惊了一下，想问吴先生最近的身体怎么样，可我还没有问出来，他便告诉我他的父亲去世了，而且他已经找了我好几天了，还说他父亲的遗体告别仪式定在明天上午10点20分……
我的大脑里一片空白，接着便突然意识到了什么，冲到了大街上，我要去寻找一张第二天早上飞往南京的飞机票，向我尊敬的导师做最后一次告别。
我茫然地走在都市夜的大街上，泪流满面；我按照白天的记忆寻找着似乎满地都是的民航售票点，但不知为什么，它们突然之间便从这座城市逃逸了似的，几乎所有售票点的门都关了——都市的车水马龙依旧，只是我找不到一张可以保证我在第二天早上到达南京的飞机票。
我如幽灵一般在都市的灯光下飘荡……
大脑里仍然是一片空白，但我却分明听到了爽朗的笑声，如铜钟一般——十九年前，我去徐州参加研究生的复试，第一次听到的就是这样爽朗的笑声，那是我的导师吴奔星先生的笑，但不是飘荡在十九年前，分明就在此刻，在我的耳边响着——我不相信发出这样笑声的人会离开这个世界，我知道，先生是多么热爱这个世界，热爱蓝天白云下的生活，为此，他已经和病魔抗争了很久了。我一直觉得先生会最终战胜病魔的，尽管他已经是九十高龄的老人。其实，早在两年前，医生就宣告了我的导师病危，听心海师兄说，他那段时间经常处于昏迷状态，即使清醒的时候，也有很多人认不得了。我赶到南京去看他，可我的老师居然奇迹般地叫出了我的名字，还认出了我是他带的研究生……我那次在南京在了差不多有一个星期，几乎每天都去看一次我的老师，他有时清醒，有时糊涂，清醒的时候他会循循善诱地告戒我要好好做学问，不要满足于现状，有机会还要到国外看一看，最好再拿一个国外的博士学位回来；糊涂的时候，他便像是沉入了一个我所完全陌生的世界，给我讲胡适，讲鲁迅，还有现代文学史上的其他人物，胡适和鲁迅是先生当年的老师，其他人是他的老朋友……一部现代文学史便在他的迷离恍惚之中复活了。最后一次去医院，我说吴先生，我要回北京了，吴先生颤抖地伸出他干枯的手，紧紧地拉住我的手说你以后要经常到南京来看我，我知道那一刻他是清醒的，我还看见他流出了眼泪。那天，先生一直拉着我的手，久久不愿让我离开，后来，天都快黑了，再不走我就赶不上火车了，吴先生才松开我的手，反复对我说着再见，我也说再见，一遍又一遍，我有一种强烈的渴盼，就是我与吴先生还能再见。现在想来，心海师兄在吴先生去世好几天之后才与我联系上，大概与我内心深处的这种强烈渴盼有关，因为我的电话，还有其他的联系方式，吴先生是有的，他随时都可以找到我，可我惟独没有想到一旦先生不在了……我的潜意识中从来就没有想到会有这样一个时刻，从南京回来后，心海师兄还告诉我吴先生的病情在好转，这正是我所希望的。直到前不久，听人说吴先生住在医院里，我还觉得吴先生仍然会像从前一样从医院里走出来的，我甚至想，过一段时间，带上我新出版的书到南京去看望吴先生，我知道学生的成果就是对先生心灵最大的慰藉，可是，吴先生却没有等到我的新书出版……
整整一夜，我都在梦中重温着在吴先生门下求学的日子……
十九年，不，应该是二十年前了……就在二十年前的春天，我在学校图书馆里读了吴奔星先生的《茅盾小说讲话》，还有他的许多谈鲁迅、谈现代诗歌的文章，大学即将毕业的我突然便萌发了要考他的研究生的想法，但接着，我就被自己的这个想法给吓住了，那个时候的研究生很难考，何况是吴先生这样的大学者的研究生……但又不甘心轻易退却，于是，很冒昧地给吴先生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想考他的研究生的想法，并向他请教该怎样做好考前的准备。信发出去了，我的心便忐忑起来，对于一个大学者会不会给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大学生回信一点把握都没有。但两个星期之后，吴先生的回信便来了，对我报考他的研究生表示欢迎，还问我的英语怎么样。不知受了什么力量的鼓舞，我竟斗胆用英文给他写了一封信，这回吴先生的回信更快了，对我的英语写作表示赞赏，同时也纠正我的两个语法错误。我一下子便被深深地打动了——不但为先生的学问，还为他对青年人的热情。后来，做了吴先生的研究生以后我才知道，即使是一个初中生的信，吴先生都会认真回复的，而且从来不请别人代笔。
真正见到吴先生，是在第二年的春天，也是四月份，距现在已经整整十九年了——我接到学校给我发来的复试通知书，心都激动得快要跳出来了。我知道我能顺利通过考试，与吴先生的热情鼓励有关，否则，我恐怕连报考的勇气都没有。为了感激吴先生的热情，出发的前一天，我和同学到岳麓山上摘了一簇正在盛开的映山红——我觉得那蔟映山红简直像极了我那个时候的心情。我一路小心翼翼地护着那簇映山红，下了火车，又一路护着它来到吴先生的楼门前——吴先生家在二楼，但我在一楼就听见了从先生家传出的鼾声——我踌躇了，不忍上前敲门，手捧映山红站在门外。后来，还是另外一个老师去吴先生家，把门敲开，我跟在那个老师的后面走进去。吴先生一眼便发现了我，而且毫不犹豫便认定我就是来参加考试的那个学生，后来，先生的目光便落在那束映山红上，笑了。我在先生的笑声中低下头去，很紧张的样子。在这之前，我还从来没有见到过像吴先生那样全国著名的学者，想到这里，我便越来越紧张，一直不敢看吴先生，吴先生好象看出了我的紧张，很和蔼地向我问着什么，师母也不断地和我说话，那个老师走了，他们又留我吃晚饭，吃过晚饭，又是吴先生和师母一起把我送到了学校的招待所。那个时候，吴先生已经是七十高龄的老人了，师母也六十多岁了，而我却连去招待所这样的小事也麻烦他们，现在想来，我那个时候真是太不懂事了，真的很不懂事！
接下来便是第二天的复试——那天的情形在我的记忆中有些模糊了，只记得我被一个什么人带进考场，考官席上坐满了人，考官的脸上一律是严肃甚至有些肃杀的表情，我的心中颇为忐忑，就在这个时候，我听到了吴先生那如铜钟一般的声音，不要紧张，就像是参加平时的考试一样。我抬起头来，便看见了吴先生那如春风化雨一般的笑容。吴先生坐在考官席的中间，笑吟吟地看着他的考生。在吴先生的笑容中，我的心安定下来，抬起头来看着吴先生，先生鹤发童颜，飘逸超拔，就像从他的心底流出来的那些诗，又像他写的那些汪洋恣肆的诗论……因为情绪松弛下来，我那天的问题回答得还算顺利，但问完专业问题之后，吴先生却拿出一张英文版的《中国日报》，指着上面的一篇文章让我朗读——这的确有些让我措手不及，因为学校的通知上根本就没有说要考外语，而且是中文系的学生所不太擅长的口语，其他学校的研究生复试，似乎也没有考过英语口语。我踌躇着接过报纸，读了起来，读完，刚松了一口气，吴先生又用英文问了我几个问题。好在我平时的英文基础还不错，才顺利地通过了这场考试，但心里也有些后怕。后来，真的做了吴奔星先生的研究生才知道，先生学贯中西，也不希望他的学生只是某一个方面的专家，先生常说，先做杂家，后做专家，在博的基础上专。我们学的是现代文学专业，先生却要求我们不但要读原版外文书，还要读古典名著，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他甚至要求我们每天背一首唐诗，为此，古典文学专业的人还笑我们抢了他们的领地……直到现在我才明白，这一切对于我日后的理论研究和文学创作有多大的帮助。
成为“吴门弟子”（吴奔星先生喜欢这么称呼我们，这里面透着亲切，也表现着老人的一种责任）的那年，我二十一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龄。那个时候的我心比天高却又茫然懵懂，渴望着学有所成可又连做学问的基本要领都没有掌握。我相信很多年轻人都有过我那样的心态和经历，但大部分人恐怕在经历了几年的摸索、失败之后便寂然地和萌动于青春的心中的豪情壮志告别了。但我比我的大部分同龄人幸运，因为我遇到了吴先生——记得刚进校的时候，系里的一个老师曾经给我说过这样的话：能在吴老的门下求学，将是你一生的幸运。现在，在研究生和他们的导师们如雨后的毒蘑菇一般泛滥的时代，我深深体会到了我的幸运所在。不过那位老师还有一句话，说：但你们也很艰难，吴先生的要求可严呢。进入吴门，我深深地体会到了这一点——除了上面说的要求我们读原版的外文著作，熟读甚至背诵古典文学作品之外，吴先生最重视的就是掌握第一手资料，他说这是做研究的根本，什么《新青年》、《小说月报》、《大公报》、《现代》、《新月》等是要求我们一期期地翻阅的，他说，研读现代作家的作品，也必须从他们最初发表的作品而不是从后来经过作家修改过的出版物入手。先生从来不给我们安排具体的课程，在别的专业的研究生循规蹈矩地上课的时候，我们却被他老人家逼着泡图书馆，在阅读第一手资料的过程中发现问题，并最终解决问题。但也绝对不是不上课，我们的很多课都是在先生的家里上的，大家围坐在一起，率性而谈，天马行空似的，由一个话题又转到另一个话题。但就在这种似乎漫无边际的谈话中，我们的思路不知不觉地拓展了——这还真有点像是孔夫子带学生的方法。先生倡导“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的学术活动是很多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到处都有先生的足迹，凡有学术活动，只要能带学生去的，他是一定要带我们去的，他把参加外面的学术活动当成了他的研究生的第二课堂。拒绝平庸——许多年后，我才想到用这个词来概括吴奔星先生教学的精髓，是的，他对他的研究生的最基本的要求是学有所成，学有创建，要发别人所未发之论，最好能够创建自己的体系。我想，这就是大家风范吧！尽管我现在离他老人家的要求还相距甚远，但我觉得，他把我们推到了一个很高的起点上，每每作文，无论是论文还是创作，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这篇文章应该向人提供些什么新的发现，或新的观点，如果没有，宁愿保持沉默。大概这就是吴先生对我们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有时我想，我的生命自然是我的父母给的，可我的文学生命呢？假如有的话，我的文学生命一定是我的导师吴奔星先生赋予的。
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但我想说的却是另一层意思：吴门三年，终生受益。这如同醇酒，随着年代的久远才愈益弥散开来。回想在吴门求学的日子，我简直有点疲于奔命，刚刚亦步亦趋地读完本大学科的我对于先生那大家风范式的教学方式，多少还有些不适应。先生对于我，也是批评多于表扬，严厉多于温和的。但离开这种批评与严厉，却又深深怀念起这种批评与严厉，甚至觉得这种批评与严厉都渗透到了你的骨子里。硕士毕业后，我曾经在一所大学做过四年的教师，我周围的人们在打毛衣、做饭中享受着他们那平庸的快乐时，我却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孤独，甚至于是痛苦。在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我突然意识到这种孤独与痛苦是吴门三年在我身上刻下的深深的印记，我已经无法抹去这印记了——因为先生是拒绝平庸的。以后便经常有这样的时刻，我发现自己身上的某一个特点，突然便想到，哦，又是吴门的印记，哦，这个也是……我想，先生的教育精髓已经融化到了我的血液中，想必也融化到了他的其他弟子的血液中——这正是吴奔星先生留给年轻一代的宝贵的精神传承。
1988年到1992年我在天津的一所高校度过了我一生中最无望，也最痛苦的一段日子，那个时候，我几乎断绝了与吴先生的联系——不是不愿联系，是不敢，因为我知道先生是不希望他的学生平庸的，可我那时却在平庸地打发着无聊的岁月。后来，我终于拿到了南京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在南大报完到后我匆匆地跑到匡庐路15号吴先生的家里，把我考上博士的消息告诉他老人家，显然，老人很高兴，可接着又开玩笑似的对我说，现在是学士不学，硕士不硕，博士不博——还记得我给你们说过的先做杂家，后做专家的话吗？我点了点头，随即便觉得先生未必在意我是不是能拿到一个博士学位，他真正关心的是他的学生是不是真正能够具备一个优秀学者所应具备的素质。在南大求学的三年，我差不多每个月都到吴先生家去一次，每次都是门铃响后便听到一阵悉悉簌簌的声音，接着便是一个老人把门打开——有时是先生，有时是师母——把我让进去，先生坐在圆桌边的椅子上，让我坐在他的对面，开始是先生问，我答，比如问我读什么书啦，外语学得怎么样啦，听说我学二外法语，先生还拿出一首法文诗让我翻译，我的回答一旦触动先生的某个话题，他老人家便天马行空、海阔天空地聊下去，我便觉得，一场精神的漫游开始了……有人说先生是一部活的现代文学史，的确，现代文学史上的许多事情，他都经历过，现代的许多作家，本身就是他的朋友，他谈论现代文学，就像在谈论陈年往事一样，我便也跟着老人家沉入到历史的长河中去。我很喜欢这样的谈话，甚至我仿佛觉得又回到了过去的岁月中……
但时光是不可能倒流的……我在南大读博士的第二个学期，师母便去世了……其实，是在第一个学期的寒假结束的时候。师母是突然患脑溢血去世的，发病之前一点征兆都没有。我回家过寒假时，去和先生与师母道别，师母还把我送到门口，笑吟吟的，没想到我过完寒假回到学校，第一眼看到的便是同门李程骅给我写的字条，他告诉我师母已经去世了……我被这突然而来的噩耗击瞢了，但接着便想起什么似的直奔吴先生的家。可将手伸向门铃的那一刻，我却踌躇了，我不知道该怎样面对刚刚失去师母的先生，或者用什么样的语言去安慰他老人家。然而，一旦真的面对先生我才意识到，一切的方式或语言，都是无能为力的。先生的形容一下子便枯槁下来，仍旧坐在他经常坐的那把黑皮转椅上，人整个瘦了一圈……先生沉默了好半天，我也不敢说话，后来，还是先生打破了沉默，沉默一旦打破，便将话题转到了师母的身上。先生说，李老师生前很痛苦——我们都把师母称为李老师，因为她不喜欢我们叫她师母，她说，我也是有独立人格的人，为什么非要称我为师母呢？后来，我们便一律称她为李老师——说着，先生脸上的肌肉也痛苦地抽搐，似乎是在体验着李老师临终时的心情，他说，李老师死的时候是有许多牵挂的。当时，他们最小的儿子都已经娶妻生子，有着很好的职业，我想，李老师临终牵挂的一定是吴先生，吴先生一定也洞悉曾经与他相濡以沫了一辈子的妻子临终牵挂的全部含义。我总以为，从吴先生与李老师身上，我见识了世界上最美丽也最动人的爱情。师母小先生8岁，是他在苏州社会教育学院时的学生。先生说，四十年代末，他在课堂上经常抨击时政，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有一个女孩子总是很关心地嘱咐他要多加小心，后来，那个女孩子便成了他的妻子。师母说，1948年，她已经随她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到了台湾——但你们的吴老师没有过去，为了和他结婚，我又回来了——师母说这话的时候，笑吟吟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表情，从她那溢满了陶醉的眸子里，谁又能想象到那个时候她刚刚和她的丈夫经历了长达十年的“文革”的磨难呢——也许，她的思绪永远都定格在了为爱情而抛开疼爱她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们而独自度过台湾海峡时那幸福的悲壮中了。1988年，师母的妹妹从台湾回来探亲，从妹妹的装束便可以看出，她的优裕的物质生活绝非在大陆做了一辈子教授的姐夫和姐姐可比，但师母说起这一点仍旧是笑吟吟的，脸上洋溢着幸福与陶醉的表情，我想，只有经历了日久弥深并经过了岁月沉淀的爱情的人才会有这样的表情，在师母的心中，任是什么样的物质享受都无法和她为自己选择的爱情相比的。师母作为知识女性，不愿意让人称她为师母，或者是不愿意让人把她看成丈夫的附庸，但这丝毫没有妨碍她为了丈夫的事业而燃烧自己的全部热情。在我的记忆中，李老师似乎永远都在为先生的事业忙碌着，整理资料，收发信件甚至先生的饮食起居，而且她在做这一切的时候永远都是乐哈哈的，没有丝毫的抱怨。我想，这已经远远超过了一个妻子为丈夫操劳，师母其实是在为她一生一世的爱情而燃烧。这样的爱人，又怎么不会让吴先生魂牵梦萦地思念呢？在刚刚失去师母的那段日子里，我去先生家的次数比往日勤了一些，我想为老人做些什么，但我终究明白，我其实是什么都做不了的，只是倾听而已……那段时间，几乎所有的话题都围绕着师母展开，先生说，我出门的时候，李老师会把我要带的东西准备得好好的，李老师知道我喜欢穿哪件衣服，会把我的衣服熨得平整整的……我想，这也许就是老人寄托思念的唯一方式了吧！那段时间，我甚至担心，老人会被这种沉重的思念与悲痛压垮，但没有，先生终究闯了过来，仍旧和以前一样的读书，作文，与来访的客人谈笑风生。有人佩服先生顽强的生命力，也有人羡慕他如此高龄还要那么好的身体，但我觉得，先生的心中是装着大爱的，在老人的精神世界里，他始终是和他挚爱的妻子一起享受着蓝天白云下的和风丽日的，在他的心中，李老师永远都与他同在。先生从不贪图物质享受，二十多年来，他始终住在学校分给他的小三居室里，狭窄的空间到处都堆满了书。据说，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时任江苏省省委副书记的顾浩同志听到消息后曾和南师大有关方面联系，南师大提出给先生在龙江高教新村解决一大套住房，但先生坚决不搬，许多人为此感到费解，但我想，老人一定是习惯了那套曾经留下过他挚爱的妻子的气息的旧居，不忍面对一个没有他的妻子存在过的完全陌生的环境，或者是担心他的妻子找不到回家的路吧！而先生之所以在师母去世后的11年里挺了过来，绝对是因为他相信他挚爱的妻子仍然与他同在。此刻，两位老人也许已经相会于天国的花园之中，脉脉含情地对视，然后携起手来，在天国的花园里散步——先生潇洒飘逸，师母雍容典雅——就像他们相携散步的身影曾经是我们校园里一道美丽的风景一样，天国也会因为两位老人的爱情而变得更加美丽——这回，两位老人是再也不会分开了。
吴奔星先生一生从教七十多年，桃李满天下，走到哪里，似乎都有他不同时期的学生跑去看他，但经他亲自批准招收，并耳提面命地传授为学之道的研究生却只有五名，而且是分两届带，第一届带完，再招第二届学生——按照现在的标准衡量，作为研究生导师，他带的学生真是太少了，现在恐怕一个导师一年的招生数量就远远地超过了五名——但对于这种成批量地招收研究生，又成批量地签发毕业证的现象，吴先生是颇有微词的，他也曾用他特有的幽默与机智嘲笑过这种现象，但也不过是嘲笑一下而已，老人无力回天，但对于自己招进来的研究生，他是要负责到底的，而且我甚至觉得，老人已把我们这五个研究生的成长看成了他的终生责任。从南大毕业后我到北京工作，陆续在一些报刊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和文学批评文章，吴先生知道了很高兴，他要是在报纸上看了我的文章，就会很高兴地给我写信，指出我文章中的不足，他甚至还让我把他没有看到的文章寄给他，读了他会给我写信，仍是批评多于表扬，严厉多于温和，但我从那批评和严厉中感受到的是一个年近九旬的老人对年轻一代的拳拳之心。后来，我搞起了文学翻译，先生更高兴了，集学者与诗人于一身的吴先生一直主张学生应该全面发展的，文学研究、文学创作、文学翻译起头并进，先生说，现代文学上的许多大家走的都是这样的路——再后来，我的学术著作《反思中国当代军事小说》出版了，样书刚出来，我便给吴先生寄去一本，他很高兴，但却告诉我，他的眼睛现在已经看不太清了，但他仍然为我的进步感到高兴——再后来，我便告诉他我想写小说了，他很快便回信说很好，我支持你！信写得很简短，字迹还有些歪斜，我知道先生写信的时候手都有些颤抖了，后来便不怎么写信，而用电话联系，再后来，便是心海师兄告诉我先生病危，我去南京看他……从南京回来，我便急急地开始构思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了，我在心中把那部小说看成了是对我的导师吴奔星先生的一个未了的心愿……十九年前，我刚刚成为吴先生的研究生的时候，便对先生说，我想做学者，还想当作家。吴先生笑笑说，好啊，等你毕业的时候，我不但为你主持论文答辩会，还为你主持作品讨论会。但先生终究没有为我主持上作品讨论会，原因是我在毕业前夕根本就没有写出一部小说，回想起青年时代说过的话，多少有些不谙世事的张狂。后来，我长大了，成熟了，真的觉得心中有了许多东西想写，我一直以为吴先生会等到那一天的，但没有——我的小说写出来，已经交到了编辑的手中，我在等待着那本书赶紧出版，我好带着那本书去看望病中的吴先生，或许那本书能够减轻一些他的病情呢——但先生却等不了了，可恶的病魔已经渗入了他的体内，燃尽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一丝光焰。
先生临行的那一天，我没有能够赶到南京去为他送行，但那天上午，我一直都在一遍又一遍地朗诵吴先生的诗篇，从老人的诗中，我感受到了一个纯净透明的灵魂。10点20分，我知道那是先生的追悼会召开的时刻，我对着东南方，默哀三分钟，然后对着先生的照片三鞠躬，会场上那低沉的哀乐声仿佛穿越空间，飘到了我的耳边，我在心中想象着那悲怆欲绝的送别场面……那样的场面，我是经历过的，许多亲人、朋友去为一个人送行，但被送行的那个人却再也不会回来，似乎有一道阴阳界将生者与死者永远地阻隔开来。我以前参加的送别，都是礼节性的，但就是礼节性的送别，也足以使人感受到生离死别的创痛，何况是面对着我最敬重的导师——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既然没有能够去南京送别，既然没有经历那样的场面，我便可以在心中想象我与我的导师之间根本就没有那道阴阳界的阻隔，我更愿意想象吴奔星先生去了一个很遥远的地方，也许是出国讲学，也可能是去参加一次学术讨论会——尽管那个地方很遥远，但他终究还和我们一起呼吸着这蓝天白云下的空气。
耳边清晰地萦绕着着吴奔星先生的诗作《别》：你走了/没有留下地址/只留下一串笑容/在夕阳里；你走了/没有和谁说起/只留下一串笑容/在露珠里；你走了/没有说去哪里/只留下一串影子/在小河里；你走了/笑容融化在夕阳里/双眼动荡在露珠里/影子摇晃在河水里。 哪里都有夕阳/哪里都有露水/哪里都有小河/你走了，留下了整个的你！
是的，这样的诗人又怎么可能会离开这个世界呢？他只是去一个我们谁也不知道的地方去做一次旅行，他终究还是要回到这块让他历经了磨难，但终究还让他挚爱着的土地上来的。
因为，他还活着——我的导师吴奔星先生，他永远地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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