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中文        蕾蕾是五岁开始在美国的中文学校学习中文的。一个星期两小时的中文课， 加上在家偶尔看看中文电视连续剧，这就是她接触中文的极有限的机会了。虽然我们在家里也经常强调要讲中文，但她嘴里冒出来的常常是一串串的英文。为此我大感头痛，为她如何能学好中文担起心来。        一天，我们母女两个正在津津有味地玩电脑游戏，我发现越玩到后面我越是手忙脚乱的，不禁自言自语道：“怎么这些球掉下来的越来越快了？”不料，蕾蕾在一旁用标准的普通话以及出乎我意料之外的词语插嘴说：“球掉下来的速度是一样的。”听到这话我愣了一下，“速度”这个词她在课本中肯定还没学到，那么一定是从我们平常的谈话中听到的。我大喜过望，一把拉住她追问：“哎，你怎么会用‘速度’这个词的？你是从哪里学来的？”“我也不知道。我就会这么用。”脸上现出既骄傲又害羞的模样。       这样的例子时有出现。一天晚上蕾蕾自己在洗澡间洗澡，边洗边唱歌自娱。歌唱了一支又一支，毫无停下来的迹象。我实在忍不住了，走到洗澡间门口想把她叫出来。正在这时，听到有扭动门把的响声，我决定站在门口等待。突然，女儿一头水淋淋的从灯光明亮的房间中冲出，只见一个黑影悄无声息地立在昏暗的过道上，收脚不住，一头撞上，随之就是“啊”的一声尖叫。抬头一看，原来是妈妈！她惊吓得口不择言脱口而出：“妈妈，你怎么鬼鬼祟祟地站在这儿？吓死我了！”听到她将“鬼鬼祟祟”这个贬义词用到我身上，我不仅没觉得有什么冒犯，反而扑哧一声笑了起来，到觉得此时将这个词语用在这里到也贴切。       从这两件小事中我深深体会到语言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只要坚持不懈地要求孩子平时多讲多练中文，总会有成效的。       （二）做算术        吃过晚饭后，在检查女儿算术作业时我发现她有一道题算错了。那是9+6=?她的得数是14。我告诉她说：“蕾蕾，你这道题的得数错了。”像大多数初学算术的小学生一样，她掰着手指头算了一会儿说：“是15。”我满意地说：“这就对了。”哪知她却不服气：“但我以前的得数和对的非常接近，是不是？”我只好耐心地对她解释：“在算术题上没有是否接近这一说，只有正确与否，哪怕得数相差0.01也是错的。”她听到我口气这么坚决，转念一想，说：“我没有问我的答案是对的还是错的，我只是问我以前的答案和正确的是不是很接近？”看着她那样不承认她以前的答案和正确的非常接近，她就誓不罢休的劲头，我只好敷衍了事地说：“是，是，是。”然后赶紧又加上一句：“不过，你以前的答案还是错的噢。”        事后，我对女儿的这种态度百思不解：错就是错，对就是对吗，哪里还有很接近(very close)这一说的？这时脑海里闪过这样一幕：“老师说，No one is perfect,只要你尽你最大的努力就可以了。”这个丫头啊，你可千万别误解老师的一番话呀！        （三 ）弹钢琴        像大多数家长一样，当女儿6岁的时候，我们也送她去学钢琴。目的也和其他家长一样，不外乎陶冶性情，开发智力，学一门技能等等。虽然不期望女儿能在这方面有多大成就，但内心里总是希望孩子能做得好一些，最起码对得起在这方面所花的时间，精力以及费用。       记得第一天去学琴，我把女儿抱上钢琴前的琴凳上正准备撤退时，她一把拉住我的手，撒娇地说：“妈妈教！”我笑着对她解释，只有钢琴老师才能教。不过，当时心里是即感动又惭愧，因为在女儿心目中，妈妈可是个全能的人啊！       刚开始学琴时，因为孩子年纪小，理解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较差，老师要求家长一定要陪练。我只好每次和女儿一起上课听讲，回家一起学习识五线谱，练习节奏，指法，试弹新曲子。以前，自己从未有过如此的训练，可以说是个乐盲，现在每天和女儿一起学弹琴，一方面有接触音乐的享受，另一方面也有几分辛苦和无奈。而且那时孩子依赖性特大，几乎每个新曲子我都要和她一起完成，我不禁暗自嘀咕：“这到底是谁在学琴啊？是家长啊还是孩子啊？”好在老师有言在先：家长一般只陪练半年，一是孩子渐入正轨，二是做父母的也没有那个能力继续陪下去了。       一晃两年过去了，没想到每到练琴的时间，我还是和女儿一同坐在琴前。当然，现在的我已是今非昔比了。以前，简单的曲子我还可以斗胆和女儿比上一比；现在，我只能是“君子动口不动手”了。这种做法马上引起了女儿的极大不满，所以每当我动口指出蕾蕾的一些错误时，她就会示威地说：“那你弹给我看看！”一句话使我哑口无言。       随着女儿年龄和琴龄的增长，我也鼓励她要独立。譬如，在妈妈不在身边的情况下自己识谱，自己找节奏，自己试弹新曲子。有一次学校放假，蕾蕾和姐姐两人在家。上班时，她突然打来一个电话，声音软软的：“妈妈，我在家里好无聊啊。”我提议道：“那你就读读书？”“读了。”“做做作业？”“做了。”“看看电视？”“看了。”“自己玩儿一会儿呢？”“不想玩儿了。”“那么，自己弹弹琴吧，”我见缝插针地说。“我不想自己弹，我想要你和我一起弹。”“反正你现在也无事可做，就去弹会儿琴吧，”我劝道。“我还是不想弹。”“那只好等妈妈回去再弹了，”我放弃地说，心想这下她该满意了吧。哪知，听筒里一阵沉默，然后听到女儿轻轻地说：“妈妈，你觉得我应该弹吗？”“应该！”我肯定地说。“我必须要弹吗？”“嗯，那也不必，如果你实在不想弹的话，”我无可奈何地说。“那……,你是不是很想让我弹啊？”女儿追问道。“是啊！”“那么，我就弹吧。”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听到这，我高兴地说：“蕾蕾，你真是个懂事的好孩子！”“妈妈你早点儿回来，妈妈再见！”女儿甜甜地说。      女儿这么小就能体会父母的心事，就能顾及大人的感情，着实让我感动了一番。

    黄全愈博士，老三届，77级，文学硕士，美国Villanova大学理学硕士，美国Miami大学教育管理学博士。     最近，他通过对自己孩子及美国教育制度的长期观察与思考，针对我国教育改革中的许多问题，写成一本书《素质教育在美国》。此书在国内出版后，立即引起了关注和讨论。在这本书中，他通过生动行象的语言， 比较中美教育的不同， 深刻地揭示了长期以来中国教育的弊病， 回答了中华民族一大困惑：中国的教育到底行不行？      中华民族的迷惑—      为什么中学的时候行，成年了就不行？为什么中国的中学生年年能击败众多对手，获得国际奥林匹克竞赛的各种个人奖和集体奖？如果说中国的教育很棒，为什么自从诺贝尔奖设立以来，没有任何一个中国高校（包括台湾高校）的专家教授能获诺贝尔奖？      为什么留学生的子女回国後在学校很难再跟得上国内其他小朋友。有的甚至不得不辍学？      为什么美国有人说他们自己是“科技发达，教育落后”？      为什么国内有人说我们自己是“科技落后，教育发达”？      中国的初等教育＋美国的高等教育＝世界之最吗？      中国孩子问“像不像？”，美国孩子问“好不好？”，这有多少区别？      素质教育的目的是什麽？开发智力等于培养创造力吗？      黄全愈博士详细地分析了这些问题。如果你希望你的孩子成为顶尖的人才，如果你对教育怀有浓厚的兴趣，这本书有助于你的思考和探索。

    如果不是一场从天而降的灾难，九月十一日这天，美国的阳光应该正好，天空应该很蓝。     今年五月，与先生一起陪同公公婆婆去过华府；七月，又带着母亲逛过纽约。我们是带着美 好的记忆离开的。谁料那因故失之交臂的双子大厦，竟成为我终生遗憾！     这天清晨，我一如平常地开车去上班，打开自己最喜欢的立体声音乐台102.9，却出乎意料地 听说“纽约国际贸易双子大厦倒塌……”我皱皱眉心想哪个无聊的家伙说这么不吉利的笑话，接下来的一分钟仍没有反应过来。好不容易明白了这的确是真的，我神经质的抓过手机打给先 生。     不记得是开什么路线到的公司，也不记得怎么来到的办公间；只记得自己恍恍惚惚，喉咙似 乎被什么堵住了，满脑子惨烈的画面和恐怖的尖叫。同事们没有象往常一样互相问好，只是彼 此勉强地点一下头。刚打开电脑，老板就过来说“要是没有太紧急的工作就回家吧！”     猛然想起在曼哈顿上班的表嫂，她怎么样了？她的公司离贸易中心好象不远？可是地铁被切 断，公交没有了她怎么离开？表哥呢？他是不是很着急？一连十几通电话打过去，只听到“所 有线路都繁忙”的录音。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发了封电子邮件。接到回音告知平安后，我缓缓 的嗳了口气；泪水，终于不争气的滑落……     电视里重复播放的镜头，让我的心在流血，在这远离灾难的明城。可是谁又能保证这里永远 不成为目标？我不是公司里唯一有亲人住在被攻击城市的人，何况我的亲人也没有遭遇不幸。 然而，我无法想象那些被困在大厦里的人们，那些因不堪高温却无路可逃而选择从一百多层的 楼上跳下的人们。而死难者的亲人们呢？我亦不敢想象他们撕心裂肺的悲痛。     媒体把这个事件喻为又一次偷袭珍珠港。然而珍珠港毕竟不在美国本土，伤亡更没有这么惨 重，而且这次遭受打击的是和平市民而非军人。在我看来，这更象南京的屠杀！只是手段比那 次屠杀更“现代”。飞机使人类的交通更为便利，竟然也沦为凶手们“便利”的杀人工具；就 象诺贝尔当年发明了炸药是为了开山修路却成为一种致命武器。可悲呵！     生命如此脆弱，隐藏在世界某角的人又如此疯狂！朋友感叹：如果每个人都怕死，世界会不 会太平许多。我不知道，也无法想象。也许吧！是啊！这不仅是发生在美国的悲剧，更是全人 类的悲哀！同许多人一样，我的心情依然沉重，身体依然颤抖，喉咙依然哽咽。谁也不愿意做 恶梦，而此时，我情愿这只是一场恶梦。     尽管至今尚未确定幕后元凶，然而无论是谁，这个人都是个十恶不赦的狂徒、教唆犯、杀人 犯和人类的公敌。为什么此人自己不以自杀式的行为去祭奠其所谓的信仰或是什么什么“神” ？而那些被教唆、被愚弄而丧失理性的枪手们啊，自己赔上性命又剥夺了他人无辜的生命；到 死也没有认识这是反人类的魔鬼行径啊！还有那些长期以来因各种私利而明里暗里直接间接地 与恐怖分子作着肮脏交易的政客或是商人们，唯利是图的结果使千万无辜的百姓遭殃；他们不 也是帮凶吗？     大怆之后痛定思痛。悲剧，已无法挽回，劫后余生的我们毕竟还要“直面惨淡的人生”。因 为生活仍将继续，把一切苦难抛向历史。     救火队员仍在清理现场，寻找幸存者；医疗人员在拯治伤员；警察们在搜寻凶手；美国空军 在领空巡逻；而我们这些普通的职业人员又投入正常的工作；平时最没有耐心的美国人呀，静静地排在义务献血的队伍里等两三个小时；还有不宜献血的人们，也通过1800的电话在捐钱……     记不清是哪位名人说过，一个能够承受苦难的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今天，包罗万象的美 利坚民族就是这样的一个民族！仅仅两天，这个民族迅速地走出悲伤，手牵着手互相安慰，互 相鼓舞，互相帮助……这正是向全人类郑重宣告：我们绝不向邪恶妥协！     是的，绝不妥协！建筑可以被炸平，肉体可以被消灭，可是精神不能被摧垮！是的，我们珍 惜生命，我们期待和平。然而面对恐怖主义，我们将战斗到底；因为我们心中有这样一个希望 ：有一天，人类彻底放弃因彼此的自私与隔阂而产生的仇恨，以及因仇恨而产生的伤害与杀戮 ；我们的子子孙孙享受着真正的和平！     当那一天来临，阳光真的很好，天空真的很蓝…… 段颖哲于明州双城 二OO一年九月十二日初稿 二OO一年九月十三日定稿

    儿子虎虎刚满六岁,上一年级,聪明又淘气,常问一些令大人们都难以回答的问题,回答大人们的问题也常不落俗套,在幼儿园里就被老师叫做 “smart cookie”。 听见别人夸儿子聪明,我这个做妈的自然满心欢喜。欢喜之余也暗自在想:儿子要是能把他的好想法用到日常生活中就更好了。可仔细想想你能要求一个刚满六岁的孩子做什么呢?     一个周六的下午,我拌好了饺子馅准备包饺子,虎虎忙不叠地说他也要包。”那好啊,去把手洗了。”儿子高高兴兴地洗了手坐到桌边说:”妈妈,你得教我,我不记得怎么包了”。瞧他这口气,好象多少年前就包过似的。可你别说,他两年多前还真包过,只不过是连好奇带玩耍,包出来的饺子除了他自己没人要吃—他是那种只吃皮不吃馅的人。      而今天因为馅子多,不能让他糟踏有限的饺子皮,我决定让儿子做其中的一道工序—把饺子皮的四周沾湿,我来放馅子和捏紧皮子,以保证每一个饺子的质量。虎虎听完我的吩咐后立刻欢呼起来:”That’s team work!” 一点不错!只见他把皮子放在盘子里,右手食指沾上水,然后小心翼翼地涂在皮子的周围,一个接一个,一丝不苟的样子。可别小看了这道工序,要我一个人做,整个包饺子的速度就要慢许多。      过了不一会儿,虎虎对这道工序掌握自如了,开始有点得意了,不停地问:”妈妈,你看我做得好不好?”我高兴地说:”好,好,不过无论做什么事,总要多想想还有没有比现有的方法更快更好方法来做它。”儿子嘴里嘀咕着”better and faster, better and faster”, 脑子飞快地转了起来, 也许是想走了神,几个手指同时伸到了水碗里, “oops”,他不好意思地嘘了口气,但很快他就发现因为手上沾的水多了,涂饺子皮的速度也快多了,于是索性他把五个手指都沾上水来涂饺子皮,并且高叫起来:”妈妈,我是不是快了许多?” “嗯,真是快了许多,妈妈都快赶不上你了。”      可是没多一会儿问题又来了,因为虎虎用水太多,盘子很快就湿了,结果导致饺子皮的外面也湿了,包好的饺子很容易和别的饺子粘在一起。我又提出了意见:”光快还不行,还得保证质量”。虎虎在弄明白了我的意思后,很快调整了用水量,最终发现用两个指头的效果最好,而且为了保证质量,他每完成三两个皮子就用餐巾纸把盘子擦干。 “你真是一个好孩子！”我忍不住夸奖了他一句, 以资鼓励。      不知不觉中,一半饺子皮包完了,为了不使他觉得工序的单调,我问虎虎:”还有什么办法能做得更快更好呢？”,其实我也在问自己,想和他比一比看谁的办法更高明,学物理出身的我从相对运动的角度想到了可以去转动饺子皮,但不敢肯定那样的效果会有多好。哪想到儿子一点不含乎,饺子皮放在盘子中间,右手沾水,放在饺子皮边上,左手快速将盘子向一个方向旋转,干净利落,一个皮子转眼间完工了,”嘿,儿子你可真不简单！”我由衷地称赞道。虎虎也为自己的新发现欢呼不已,一边做一边说: “真好玩,真好玩。”      与此同时我却在心里暗自说:”快想想还有没有别的好方法,否则我要输给他了”,想了半天还是没有头绪,我想大概也就这样了吧,皮子也快包完了。正在这时,儿子又叫了起来:”妈妈,看我,又有好办法了！” 我抬起头,看见虎虎放了两张皮在盘子里, 两手同时沾了水,分别在两张皮上同时操作, 刹时间两张皮都做好了。”哇！”我惊讶得不知该说什么才好了,心里却是没法不认输了。      小小一件事,在儿子一而再,再而三地改进下,真是越做越好了。很希望他能把这种不断创新的劲头永远保持下去,争取做一个对社会有发明创造的人。为了让他能记住这段经历,也为了表彰他对这次包饺子的贡献,我向他保证要把这件事写成文章, 寄到报社去发表。虎虎常问什么时候他也能上报纸上电视, 我总是说如果你做出了很大的成就,就有希望。 希望这篇短文是对他的一个鞭策,也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一九九九年圣诞那天，我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与往年每次回家探亲所不同的， 是此次我专程独身前往，只为看望病中的妈妈。象以往一样，一进家门，我首先期待的是妈妈到门口对我远途而归的迎接，尽管这近两年来她步履维艰，岁月在她身上留下的痕迹越发无情地显现出来。     每当见面的那一刻，我心中积攒了多日的，对她老人家远隔重洋的爱戴，思念，和牵挂，最终都只变成人类语言中份量最重，内涵最深的一个“妈！”字，和一个发自心底的，实实在在的拥抱。妈妈是那样的瘦弱，憔悴，我得小心翼翼地控制住内心的激动，才不致以因搂得太紧而弄疼了她。妈妈此时总会拉着我的双手，或捧着我的脸仔细端详，有时还会在我脸上亲一下：“回来啦！都好吧？”（指我及先生和孩子）妈妈是个话不多，但控制力极强的人。而面对着生养并把我们兄妹几人哺育成人，如今已是白发苍苍，风烛残年的妈妈，我心中的滋味儿真的无法形容，所能回答妈妈问话的，除了一个深深的点头，一声哽咽的“嗯”字，一脸呵呵的憨笑，还有一汪百感交集的泪水。      这回，我深深地失望了：门口没有出现妈妈的身影。当时虽说才六点多钟，天却已经很黑了。可是家里连灯都没点，而且静得怕人。“妈妈呢？”我焦急地冲着前来迎接的大姐发问。当得知妈妈已卧床不起近两周了，我的心骤然紧缩。急步冲到妈妈床前。藉着昏暗的光线，只见妈妈那原已消瘦的脸庞更深地凹陷了下去，完全脱了形。我轻轻一声：“妈！”只觉得鼻子发酸，视线顿时模糊了。      对于我们这些有年迈父母而远离故土的人，可以说跟老人是见一面， 少一面了。正因如此，我出国十五年，就回家探亲八次。可万万没想到，这一次竟成永别！妈妈生命旅途的最后十三天，直至临终的那一刻，是和她几个孩子中离得最远的我，朝夕相处，蹒跚共进的。她那颗心肌大部坏死，极度虚弱，而又异常顽强的心脏，在同命运抗争了近八十六年后，于二零零零年一月七日十三时三十分截然停止了跳动。      在妈妈看来，她的一生是平凡的；而在我们子女的心中，妈妈的一生既平凡，又伟大。她饱经人间沧桑，历尽世间艰辛，以她那独特的气质，正直的品格，坚韧不拔，不卑不亢，乐观豁达地完成了一生的使命。妈妈留在我们心中的形象，是高大而神圣的。      一九四二年冬延安整风运动开始时，妈妈已经在那片红色的土壤上，扎扎实实地生活了四年多。她先后在陕北公学，马列学院，接受马列主义的理论教育，并学习社会科学，中国革命史，毛泽东的游击战，持久战等理论，外加军事操练。妈妈于一九三九年二月转正加入共产党。一九四零年马列学院毕业后，就被分到军委总政治部保卫部任秘书。可是，当年满怀激情，一片赤诚，置家庭与自身性命于脑后，毅然决然地背井离乡，从湖南老家设法通过道道关卡，辗转千里，到达延安，只为投奔共产党，八路军，加入抗日救国行列的她，做梦都不会想到，自己在一夜之间，竟然会变成整风运动的对象！      同周围许多跟她一样来自全国各地所谓“白区”的，踌躇满志，不愿当亡国奴的男女青年一起，妈妈也被隔离在一个山沟里。没完没了地让写“自传”，还得整天参加斗争会，相互批斗，辱骂诬陷，有的甚至动手打人，还把人吊起来，非把人逼到硬给自己扣上个“国民党特务”的帽子，方才罢休。可是妈妈生性倔强，不愿作假，更不象某些人那样“识实务”，因而被隔离审查，挨整批斗的时间更长，心灵上受的伤害更深。她心中的苦，是孤独无助的孺子被亲生母亲所抛弃的苦，是世界上最痛的苦。      年轻的妈妈心碎了，精神亦出现了异常。她人变得痴痴呆呆的，还时不时地又哭又笑。她感到彻底绝望了：几年来，自己把共产党比作母亲，为了投入“母亲”的怀抱，她抛弃了曾经属于自己的所有。可现在连“母亲”都不再信任自己，要把自己拒之于门外，世界上还有什么值得留念？！仅管在批斗会上有位领导威胁说：“有些人抗拒整风，自杀了。这些人死了还是特务，连狗都不如，棺材都不给。”妈妈还是决定走了。      一天，趁夜深人静，妈妈把一封请求“母亲”在事后还清白于她的绝书塞于枕下后，便顶着寒风，摸黑到了窑洞外的坡上，纵身向下面一汪水潭跳去。。。还是陕北的严冬及水潭上结的厚冰不忍心妈妈含冤而去，将走投无路的她挽留了下来。      与心灵上的创伤相比，脸面上的伤痛要短暂得多。经过一年多荒唐的整风运动，直到一九四四年春天，妈妈才同绝大部分挨整的人一样，被摘掉了“特务”的头衔，重新获得了做人的基本权利。但后来当妈妈看到组织上给她做出的结论时，她感到啼笑皆非：“政治上没问题，思想上有毛病。”      妈妈是在中央在延安办的一个保卫工作训练班上，与曾参加广西白色起义，后跟随中央红军万里长征的幸存者之一，也就是我的爸爸，认识的。因为爸爸是军人，与他的结合，也就意味着转战南北，动荡生涯的开始。一九四五年夏天，我大哥还不满半岁，爸爸就得告别妻儿，奉命随干部团南下，准备增强共产党在华中地区的力量。当部队行至河南时，正赶上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中央决定改变计划，这批南下干部立即北上，去东北创建新的根据地。      一九四六年初，由于国民党进攻延安，局势紧张，中央决定从延安疏散。当时正在中央党校五部当文化教员的妈妈，也属疏散人员。但由于不知爸爸的去向，便写信给朱老总。从朱总的回信中，才得知爸爸转道去了东北。于是，妈妈拖着个刚满周岁的孩子，同另外二十多人为伍，离开生活了七年多的延安，踏上了障碍重重，通往大东北的征途。直到四六年秋，途中辗转大半年之久，妈妈才在一行人的掩护和爸爸派来人的接应下，与在冀热辽分区二十四师的爸爸久别重逢。 我的二哥也出生在硝烟弥漫的战火年代。妈妈当时虽有身孕，妊辰反应又重，可是还得跟着身为指挥官的爸爸，随部队连续行军。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哥在热河赤峰出生后的第三天，爸爸就率领部队出发作战去了。由于战事的进展，产后刚八天的妈妈，不得不拖抱着两个婴，幼儿，跟随部队行军转移。那种日子，能把命保住就是万幸，哪里还有做月子一说？妈妈的健康因此受到了严重的损害。然而，正是延安那场政治磨难，以及艰苦的战争岁月，把体质虚弱的妈妈，练就成了一位具有顽强意志和坚定信念的坚强战士。      妈妈一生都在以她惊人的毅力，顽强地与命运抗争着。还是在那场空前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中，爸爸因有当年在红一军团，四野和空军工作的那段历史，被莫须有地加以“林彪集团骨干分子”之罪名，惨遭诬陷迫害，身陷囹圄，从一九七三年初至一九七八年底，长达五年零八个月之久。值此期间，爸爸杳无音讯，生死不明，同家里完全断绝联系。而做为子女的我们，却都在各自不同的岗位，在不同的程度上受到牵连，打击和排斥。在那段极度困难的日子里，是我们的妈妈，顶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和内心的痛苦，为我们树立了强有力的榜样。她教育我们要顽强奋斗，不卑不亢，不向厄运低头，坚信正义必胜。“四人帮”粉碎后，爸爸终于平反，恢复了名誉和自由。然而，由于被长期与世隔绝，独身监禁，爸爸这位参加革命五十多年，久经沙场的老将，已被折磨得身患绝症。回家仅四年，终于一九八二年十月十一日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爸爸的遭遇及逝去，对妈妈精神和身体上又是一次残酷的打击。在悲痛欲绝的同时，妈妈对共产党内奸臣仍逍遥法外，且依旧高官厚禄的腐败现象，百思不得其解，痛彻心肺。然而，为了我们几个孩子还能有个家，也为了目睹那群卑鄙政客的应得下场，妈妈一如既往，昂首挺胸地做人，不屈不挠地生活。长期以来，妈妈虽离休在家，却从未停止过对自身素质的提高。她关心天下大事与人间疾苦，天天坚持读书看报，因而知识面广，并具有相当高的理论水平和文化修养。妈妈还特别注意锻炼身体。身体条件允许时，就站着练，练久点儿；身体条件差些时，就坐着练，少练会儿。仅从妈妈几十年如一日，雷打不动地坚持锻炼这一点，就不难体会她那超人的毅力和自律。      一九九三年的四月，是个极为不同寻常的月份，它在我们家史册中占有重要而辉煌的一页。四月初，妈妈突发大面积心肌梗死，全身多脏器衰竭，陷入昏迷状态。在急救室抢救了整整十天，全身插了许多管子，气息极其微弱。全家兄妹几人除我之外，都回到了妈妈身边，轮流在病床前守候。当时大夫对妈妈的恢复已不抱任何希望，明确表示要家人着手为妈妈准备后事。可谁能想到，已经昏迷了五天的妈妈，四月八号那天突然清楚地说想吃东西。大家真是喜出望外！更为神奇的是，四月八号这一天，正是我女儿在异国他乡问世的一天。当我大哥在病榻边将这则喜讯向几日未睁眼，气息奄奄的妈妈报告之后，只见妈妈眼皮稍动，脸上泛出了会心的微笑。自打那一刻起，病房里出现了奇迹：妈妈的病情每分每秒地开始向好的方向转化！连大夫们都为之震惊，他们异口同声地宣称，说这在医学上无法解释，是医学史中罕见的奇迹！更令他们万万想不到的是，妈妈不仅走出了急救室，两年后竟然离开了医院，回到家中又与小女儿（我的妹妹）一起生活了将近五年！      正当妈妈在与死神进行着殊死搏斗之际，大洋此岸的我，也在生死线之交奋力挣扎。那天正值我分娩。稀里糊涂中，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也不知为什么，产房里突然出现了许多莫名其妙，跟接生毫不相干的人。他们进进出出，各个神情严肃，各尽其职地挨着个儿，往我身上七七八八地连接了一大堆东西。我当时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根本顾不上探个究竟，心底却生出几分怨气：我生孩子，你们跟着凑什么热闹？莫不是拿我当实习对象或试验品不成？      好一番挣扎后，当得知平安落地的是个女儿时，我如愿以偿，开心地笑了，心里那个甜哟！可全然不知自己当时距离死神仅仅咫尺之遥！还是当大夫见我幽幽然从死亡线那一边晃悠到了这一边，安然脱险后，才向我及一旁的丈夫和盘脱出事实真相，解释了我分娩中所遇到的险情及可能发生的后果。听了之后，我是连倒抽一口冷气的劲儿都没了。丈夫听后，感叹不迭，“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婆婆听后，泪流不止，后怕无穷。      原来，我所遇到的是一种不常见，亦无可防范的状况，医学上称作“羊水栓塞。”即分娩时羊水进入血管，造成血管栓塞，血液循环障碍，体内含氧量骤降。出现这种情况很危险，轻则导致昏迷，重则造成死亡，而且死亡率相当高，竟达百分之九十七！更可怕的是，当出现这种情况时，医方一般不采取任何抢救措施，任凭病人听天由命，正如大夫亲口对我说的，他们对此束手无策。（“We can’t do anything about it.”)因见我将信将疑他们竟然能见死不救，他又补加了一句：“我们就曾在这儿，”他用手指着我的产床说，“看着几个人死去的。”（”We’ve been watching people dying RIGHT HERE.”)原来，他们在发现我出现了羊水栓塞后，果真没有对我进行过任何抢救，反倒站在一旁，眼睁睁地等着看我如何走进死神的怀抱呢！而在我身上连接的那一大堆玩意儿，都只不过是在为他们时髦先进的仪器采集各种数据而已！…

    在国内，人们都称工作以外的生活为“八小时以外”的生活。在美国生活，大家都觉得过得很忙很累。上班也许得上十小时甚至十二小时。但不管怎么说，工作以外的时间仍占我们生活的大部分。如果我们把周末，节日和假期都加起来的话，便发现有四分之三以上的时间都属于“八小时以外”的时间。如何过好这“八小时以外”生活，比上班更重要。首先，它占了我们生活的最大部分。其次，我们应该是为生活而工作，而不是为工作而生活。工作只是生活的手段，而不是生活的目的。     看看身边的朋友们，“八小时以外”的生活过得各有各的滋味儿。有人下了班就忙着钓鱼，对着水面发呆时间远远超过跟太太说话的时间。久而久之， 爱鱼似乎胜过爱人了。 也有人喜欢出外旅游。不但去看名山大川，逛名胜古迹，探风险禁地，更是把明尼苏达州的各小村镇通通游过一遍。不但自己去游，而且发动朋友们也跟着去游。春天看花，夏天野营，秋天看红叶，冬天滑雪。一年四季玩儿不够。还有人手艺在身，下了班就琢磨着如何建设家园。夏天忙着建设花园和菜园，春秋天油漆房子。冬天到了也没闲着，又忙着装修地下室了。每当看到这样的好同志，太太们都要感叹一番：看人家多能干，一年不到，房子就增值好几万……听到这样的评论，我偶尔也会感到很惭愧。     因为我的“八小时以外”是以玩为主。虽然不是足球高手，却爱球如命。学生时代，每周踢一场。工作后便逐步升级，现以发展到每周踢四场。多年前曾踢断左锁骨，两肩高低不一，走起路来左右不平衡，难免有损形象。不过老天有眼，三年前让我将右锁骨也踢断了。从此以后，两肩虽然窄了几寸，却变平衡了。屈指算来，我在明州踢球已经有十八年的历史了。超过许多国家级球星的运动生涯。十八年来，在球场上认识了许多新朋友，也送走了更多的老朋友。当年的球友，如今遍布美国各地。其中不乏有受我启蒙而走上球场的朋友。因此，我也可以算是“桃李满天下了”。踢球不仅是好玩儿，也能让人体会到生命的意义。每年深秋，当落叶萧萧下，球友变得越来越少时，难免会为又一个球季匆匆而过感到伤心落寞。可是当冬去春来，积雪化尽，与球友们聚集在一起开始新年度第一场球时，那份亲切与兴奋的劲头，犹如老兵们重逢于世界大战之后。当我在积雪覆盖了半年的草地上重新奔跑，尽情地呼吸着室外的新鲜空气时，一切烦恼都抛到了九天之外。顿时觉得自己成了一个新人。     几年前曾想挂鞋，可无意中与一拨儿美国球迷踢到一起了。这拨儿美军里，有几名年过花甲的老队员，在球场上依然是健步如飞。我看了大受鼓舞，决心向老美学习：活到老，踢到老，生命不息，冲锋不止。我们中国人由于文明史过于悠久，为自己定了许多条条框框。好像是人到了一定年龄，便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否则有失身份。结果是未老先衰，活得很拘束，很累。     朋友们，抛开一切束缚自己的枷锁。去做自己爱做的事吧。“八小时以外”的生活属于我们自己。我们不仅有权做自己想做的事，而且应该把它做好。“八小时以外”过好了，我们才能把“八小时以内”工作做得更好，更有效。也才能长期保持身心健康，生活愉快。生命只有一次，让我们尽情地享受这一次珍贵的生命吧！

（三） 学以致用 儿子从“东郭先生和狼”这个故事中又学来了一个新鲜词汇，即“无情无义”。虽说他对该词之意也许无法用中文说清道明，但从他一句造句中，却不难看出他对其意的领会是何等的透彻。 由于工作所需，儿子的爸爸频繁往返于大洋两岸，其生物钟常处混乱状态。症状之一是往往夜半三更挑灯闲读。这可为儿子造句提供了可贵的素材，他将此景描绘得可谓淋漓尽致：“我的爸爸无情无义地看书。” 儿子对中文活学活用，学以致用的事例比比皆是。当老师要求用“格外”一词造句时，儿子写道：“妈妈说：‘不要把字写到格外。’” 又例：当用“专门”一词造句时，动手能力很强的儿子借机表现自己的特长：“我自己做了一个很小的‘专门’”，其意为“砖头做的门”。 最为精彩而无懈可击的，是儿子用“永远”这个词造句时，向世人写下的一句落地置声响当当的宣言：“我永远是个男的。” （四） 小人与大人 十一岁的哥哥总爱跟比自己小近四岁的妹妹逗乐，自然也少不了拿她出气，借以发泄种种怨气。他最拿手的把戏大概要数抢夺妹妹钟爱至极以致形影不离的小白象，并将它巧妙地隐藏起来。他最得意之时，就是看着妹妹上上下下满屋子翻腾，但还是毫无线索而急得掉泪的时候。 一天，哥哥突然长大了，是在妹妹八岁生日的那一天。他送给妹妹的生日礼物，是一句颇具男子汉大丈夫气概的誓言：“我以后再也不拿你的小白象了！”妹妹为此感激不已。 然而，传统习惯毕竟有其特有的顽固性。虽说天下已经太平多了，“白象事件”仍偶有发生。一天，妹妹又哭丧着脸，抱怨说小白象又不见了，并指控是哥哥干的。而哥哥此时一脸委屈，连声辩解自身的清白。 被推上“判官”席位的妈妈，见此状后决定使用激将法来结案。她说：“不可能是哥哥干的吧，因为他是个说话算数的人，而不是个小人。” 显然兄妹俩都没明白此处“小人”为何许人也。似懂非懂的哥哥如释重负地说：“对，我不是小人；我是大人。”他用手指着妹妹说：“你是小人。”妹妹亦当仁不让，无比自豪地说：“对，我是小人，你是大人。” （五） 鲁班与卢浮宫 妹妹没有按照老师布置的作业顺序，省却了“阅读课文85页”，而直接跳到“回答问题”这一部分。难怪她在“什么时候，是谁发明了锯？”这一问题上卡了壳儿。于是，妈妈就引导她，让她先去把那篇文章看完，并把故事复述后，再来答题。 妹妹不一会儿就看完了。她把故事情节复述得有头有尾，只可惜叫不上故事里主人翁的姓名。妈妈提示说：“这个人是中国古时候最有名的工匠，他姓鲁。。。”稍稍停顿后，妈妈问：“你想起来他叫什么名字了吗？” 妹妹的脑袋左右摇摆得象个拨浪鼓。可一直在身边竖着耳朵旁听的哥哥，总算逮着了表现的机会。他脱口而出地回答说：“卢浮宫。” 可不是吗？卢鲁音相似，且鲁班与卢浮宫，两者皆闻名！

（一〕 四“蛇”五“路”     儿子在明华中文学校就读数年，成绩显赫。只是生性贪玩儿，课上常走神儿，不是东张西望，心不在焉，就是埋头小动作，捣咕小玩艺儿，有时还偷空儿跟朋友交头接耳。当妈妈的熟知儿子脾性，由此养成个癖好，叫作“包打听” ，对儿子籍以“督促” 。     一天，事先早打听好当日数学课内容的妈妈，向一下课就快活得象飞出笼子的小鸟一般的儿子及其好友发问：“你们今天数学课学什么了？”“嗯”呀“啊”呀地，俩人谁也说不出个名堂。儿子还一个劲儿地为自己不好好听课的行为开脱责任，连连申辩道：“今天就没学什么。” 希望就此把妈妈打发了。 不料妈妈穷追不舍，楞不让这两个小子如此蒙混过关。她耐心地提示道：“你们学的是不是叫四什么五什么？” “哦！”俩人似乎有所醒悟，表现出似曾在哪儿听说过这么个东西，但到底还是四什么五什么的说不上口。     几经努力，妈妈终于黔驴技穷，不得不把“四舍五入”这个对儿子来说既饶口又生疏的术语和盘托出。两个小子听后忙不迭地连声说：“对，对，对，就是它。”原以为这番审问到此结束，没想到妈妈继续发难：“四舍五入是什么意思啊？” 儿子这回反应倒挺快，抢答道：“四she （2）就是四条蛇。”到底儿子是属蛇的！“那五入呢？”妈妈强忍着笑。聪明的朋友亦不甘落后：“五条路呗。”于是便有了“四条蛇走五条路”一说。 （二）何谓“贵族”？     在题为“卢浮宫”一篇课文中，有句话介绍说卢浮宫前面的广场从前是贵族们赛马的地方。“什么是贵族？”正在帮儿子复习中文功课的妈妈就细节突如其来地问道。儿子大眼珠滴溜了几圈也没转出个所以然。     擅长启发式教育的妈妈旁敲侧击地问：“你想想看，‘贵’的反义词是什么？”儿子一眨巴眼，恍然大悟：“哦，我知道了。是站族。”这回轮到妈妈糊涂了：“怎么讲？”儿子耐心地解释说：“跪的反义词是站，那‘跪族’的反面就是‘站族’啊！”     妈妈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欲说贵贱贫富，儿子一准更摸不着边际，不如采用大白话，通过孩子容易接受的通俗语言和基本生活概念来进行深入浅出的教学。于是又有了下文。 “这里的‘贵’可不是站起来跪下去的跪，而是东西很贵的贵。这个‘贵’字的反义词你应该知道的。”也许是妈妈这个圈子兜得太大，远没等沾上贵贱贫富，或贵族与百姓的边儿呢，思维敏捷的儿子就得意洋洋，一语惊人地回答：“我明白了。贵族的反义词就是‘宜族。’”见妈妈茫然，他又自信十足地补充道：“就是‘便宜族’。”

    美国社会以多元文化为特色, 年轻人从东西洋纷至沓来, 憧憬创造性的环境, 多种的可能; 然而对特定的社群, 如中国留学生, 初来乍到, 生活并非那么多选择; 以至留连数载, 年纪一把, 留学生活的大体格局基本相同。 留学生活的味道, 大概就从这限制中见选择, 生活不断有挑战, 人便渐渐成熟也。 而千变万化的生活, 最初如出一辙。 且从衣食住行的老套谈起。     插队落户, 住为首要大事; 所以先说住。 大部份同学都有经验, 甫下飞机, 今晚睡在哪里, 立刻挂上心头。 国内久违的 “地主” 一词, 在此可是朝夕相闻。 住房得自己找, 查报纸广告, 贴告示, 托学长, 然后天天查电子信件, 守电话, 少不了日思夜盼多少天。 如果房源来自学校, 校方便是地主。 可惜校区的宿舍楼多半价格不菲, 搭售正餐, 并不理想; 学校提供的廉价房又数量有限, 不能人人沾惠。 各校风光不同。 象纽约闹市中的哥伦比亚大学, 安排不少研究生住在校旁的公寓, 租金虽昂仍供不应求; 南加州大学乾脆不管闲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