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
老家，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释义一是在外面成立了家庭的人称故乡的家庭,二是指原籍。对我来说，第二个解释大概更合适些。因为我从来没有在“里面”生活过，自然也就谈不上“外面”。 在美国，当华人朋友问我是哪里人时，我都说我是广西人。更确切些说，在出国前我所填写的各种表格中籍贯一栏里都明白无误地写着“广西东兰”，民族为“壮族”。可实际上自打出生，我们家就随着爸爸的工作调动，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又从北到南地搬迁。我一句壮话都没听过，更谈不上说了。广西东兰虽说是我的老家，对于我来说不过是一个地名词组，是一个遥远而空洞的概念。 二十二岁那年，由于爸爸的“政治问题”，我结束了六年的军队生涯，从福州回到广西首府南宁，被分配到南宁商标印刷厂工作。东兰离南宁200多公里，但它在我心里的距离就和我在外省时一样。我只是清晰了它原来属于百色地区，现在属于河池地区，那时老家还有个姑姑和诸多分辨不清的亲戚，如此而已。 南宁虽说是首府，但在我有生以来居住过的城市中它无疑最小也最不发达。都什么年代了，街道上仍有人打着赤脚，即使穿鞋的也多半是呱哒板儿（学名大概是木屐）或海陆空（一种用废旧的轮胎制成的凉鞋)。因此行人寥寥无几时，满街的声响还是很大。 因为它土，因为它小，我心里对它很有些不屑。但因怕人家说我是XX子弟有优越感瞧不起人，便从不乱发议论，可心里对它没有一点儿认同感，更不用说在山旮旯里的东兰老家了。 我爸爸是在九届二中全会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后，受命调到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工作的。踌躇满志的爸爸，转战南北数十载后再次回到阔别了四十余年的家乡，一腔热血甘为甩掉广西仅优先于西藏的落后老帽而奉献余生。不曾想到，因正直而直言，因直言而获罪，竟遭到灭顶之灾。妈妈常叹息：早知道不来广西就好了，哪会有这番遭遇！？岁月无情，虽说85年我就离开了那个伤心之地，像无根的浮萍，漂泊在异国他乡，但我对广西的牵挂，这辈子不会淡漠，因为在广西那块红土地上，有我长眠的爸爸妈妈。 年岁逐增，所思所想也在变化。尤其当听人们谈及自己老家如何如何，心里常有一丝淡淡的惆怅，甚至伤感。眼见着儿子已高我半头，女儿也亭亭玉立不甘示弱，说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对山旮旯里的老家有了隐隐的向往，更有意为儿女创造一段金不换的经历 (这只代表我的价值观)。 2004年6月26日我们一行6人：我和在南宁的妹妹，儿子迪迪，女儿贝贝、表侄女阿芳，和我们家多年的好友小舟一同踏上了寻根的路。 我们乘坐一辆由东兰县长杨斌安排的12座丰田面包，车轮飞转，出南宁向北经武鸣、马山驶去。在马山解决进出口问题一小时后，至都安再北偏西,一路顺畅，饱览青山绿水，好不惬意。进入都安境内，忽地黑云压顶，暴雨滂沱，山野天地混沌一片。好在司机师傅车技娴熟，车在雨幕中像蛇一样贴着山崖盘旋滑动。七个钟头之后，终于下午4时平安抵达东兰县城。东兰是个地处桂西北的国家级贫困县，人口28万，小小的县城被夹在大山的怀抱里。 我们一下车，就受到县人大黄付主任，县委两位付书记，及隘洞镇黄书记等人热情迎接，在县委招待所为我们安排好房间稍事休息后，一行人便陪同我们前往一墙之隔的烈士公园参观。园内古树参天，芳草萋萋，自然风光秀丽。只见头裹彩巾的村姑村婆三五成群地散坐在石阶上，轻曼的山歌此起彼伏，看来刘三姐在广西比比皆是。竖耳听去，还是多声部呢，且为无伴奏，无指挥。兀自暗想，这些村姑村婆，很可能目不识丁，竟有此艺术造诣，不禁心生敬意。 园内最主要的建筑是革命烈士纪念馆。在2003年广西自治区安排的“东（兰）巴（马）凤（山）大会战”中特批了80万用于修缮该馆。它不再是当年陈旧简陋阴暗甚至破败的模样，面积扩大，设施更新，光线明亮，馆藏也充实了。从大革命时期到自卫还击战的东兰籍仁人志士的英名镌刻在墙，英雄事迹亦有介绍。还专门有一间展室是介绍东兰籍的五位壮族将军，依次是上将韦国清，中将韦杰、覃健，少将韦祖珍、覃士冕。广西当年闹革命，先后出了19个将军，东兰占其五，四分之一强，为广西各县之冠，因此被称为“将军县”，东兰人是很以此为荣的。担任自治区正职领导的东兰籍人有三位：韦国清、爸爸及覃应机。 在爸爸的遗像前我们肃立默哀，三鞠躬。遗像下的玻璃展柜内陈列着爸爸的遗物：军装，军绒衣，笔记本，老花镜，公文包等。睹物思人，往事历历，走出大山53年的爸爸，魂兮归来。 晚饭在下榻的县委招待所由县长杨斌出面宴请，除下午陪同的一干官员外还有县委统战部韦部长，政府办陈付主任，教育局牙付局长等共同出席，规格甚高。杨县长是师范出身，曾任中学教师，南丹县人，30出头即入政界，两年前交流到此做官，年方38，口才甚好，介绍东兰这些年的变化滔滔不绝。席间频频举杯，觥筹交错。 吃罢饭回房休息，在县公安局任法医的同辈乡党韦宗恩携妻女来访，他大致介绍了乡下的情况：吃饭问题解决了，电通了，但路不通，吃水困难，“大会战”自治区拨了相当资金但并未惠及乡下，希望我们借此机会帮乡亲们说说话，争取一些资金。一番话说下来，心情异常沉重。 27日晨，按县里的安排，由人大黄国昌付主任，隘洞镇黄岩书记，县府办陈付主任，教育局牙姓女付局长，外事办付主任等官员及数位在县城工作的同乡陪同，回老家省亲寻根。从县城出发坐了10多分钟的汽车到了红水河畔的隘洞码头，上了一条铁皮汽艇，据说是县里最好的一条船，归县财政局所有。船发动行驶时，噪音非凡，得扯着嗓门说话方能听清。盛夏的烈日炙烤着大地，所幸船有顶篷，且江风习习，不觉得十分热。红水河这些年陆续修了几级电站，水位抬高，江面宽阔，水流变缓，曾听说过的急流险滩的景象已不复存在。两岸的风光秀美无比，沿岸别树一帜的凤尾竹，远近连绵起伏的山峦，遍野满目的翠绿，硕果累累的柑橘、板栗等经济林木，让人心旷神怡，赞叹不矣。 约40分钟后，船速度渐渐放缓，徐徐靠岸。据说红水河上下百来里，唯独一座江心岛，标志着我老家之所在。果不其然，顺势往山上看去，山半腰可见村落点点：这就是我的老家？下得船来，岸边已有男女老少数十人在等候。他们对我们憨憨地笑着，粗糙的手把我们的手拉得紧紧的，有的管我叫“姑”，有的叫“姑奶”。几个年轻人七手八脚从我们手里接过大包小包，带着我们沿山间泥路往上爬去。大约是担心我们爬不动， 还牵来一匹马{自然没派上用场}。刚爬到一半，就听见山上大喇叭里传来了陈红的“常回家看看”。此时此刻，一曲深情，让我觉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受感动。爬到村口时，只见路旁树下，聚着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我们此行，恐怕是惊动了全村上下。 老家的村子叫板仆屯（广西壮族农村很多村子似东北农村一样称屯，不知何故），是个有80多户人家，400多口人的自然村，属于隘洞镇（过去叫公社）纳坤村（原称大队），坐落在县城以东，红水河的西岸。我问了数人究竟这离县城有多远，谁也说不清，因为它至今没通公里，乡亲出门靠的是下山筏船，条件好的现在能开机动船了。乡亲们还清楚地记得爸爸1971年回乡探访时，是坐北京吉普到纳坤村，再步行一个多小时走山路回来的。 老家虽说依山傍水，但极不富足。山坡下红水河日夜流淌，却无法浇灌贫瘠的红土地；山上虽有泉源，但生态的破坏使它日益枯竭，人畜用水要到一公里外去挑。农民只有耕作耐旱的玉米红薯等作物，经济作物不多，仅是一些板栗树和油茶树，而交通的不便限制了它们的发展。电还是近几年的事，归功于当地人的重大“科研成果”，将人畜渣滓充分利用起来，产生沼气发电。这样既解决了照明及厨炊燃料之需，更一改传统的阀树割草索取燃料而严重破坏植被生态的状况，真是为子孙后代造福的一本万利。茅草屋顶是在前年县里要求“茅改瓦”，给予一定扶持后才掀掉的。老乡们靠地里的收成吃饱肚子没什么大问题，但没有钱，年轻力壮的得外出打工挣钱。 乡亲带我们到了家门口，这是并排的两座房子，左是老宅，右是新楼。爸爸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均早已谢世。爸爸的哥哥即我的伯父叫祖安，他生了两男两女，就是我的堂哥堂姐。小堂哥韦宗立前些年因病去世了。大堂哥韦宗祥一直住在老宅里。新楼是宗立的大儿子，在乡信用社工作的韦家军盖的。 我们先进了右边砖瓦结构的新楼，一层是厅堂及灶间，墙的正中挂着爸爸的相片，下面是列祖列宗的牌位，摆放着香炉香火，供着糖饼烟酒。我们燃香，默哀，鞠躬。二层除厅堂还有两间住房，厅里已放置了四张矮桌，摆好杯盘碗勺。三层是露天一个大晒台和一间小屋。从晒台望去，红水河沿山脚流淌，村里高高低低的景物一览无余，这幢楼很有鹤立鸡群的感觉。我们在楼顶与84岁的堂哥宗祥，67岁的堂姐美兰及老老少少四代41个亲戚照相合影，并拿出从南宁带来的糖果饼干白酒香烟，掏出头天晚上准备好的红包，分送给诸位亲戚。与我平辈的堂哥姐各一份，9个堂侄也各一份，出外打工的则给了他们的妻子。 从新楼出来，进了左侧的旧居，这是一座上住人，下关牛的木楼，不知是哪一代先人所造，不知道经历了多少年的风雨，老屋残旧破败。顶上虽有瓦片，泥墙却裂纹纵横，四壁透风。老家人说爸爸就是在这里出生成长，十四岁从这里走出家门，走出大山的。走进自然光线昏暗的屋内，在先人的灵位前供上香，燃上烛，默哀鞠躬。屋子里一张木板床，堂哥宗祥独居于此。他虽已年迈，但还硬朗，只是耳背。房梁上，屋檐下挂着黄澄澄的玉米棒子，墙角堆着几口袋玉米，一口铁锅，几只碗，一床看不出颜色的被子和洗不出原色的蚊帐，外加几只小凳，几样农具，似乎就是全部的家当。 由于本行搞教育，进村前我就跟县领导提出想看看村里的小学，得到县长大力支持，特派县教付局长陪同。不巧的是正值周六，无法现场观摩，看看硬件也好。严格的说这不是一所小学，而是一个教学点，为照顾低年级的孩子就近读书所设。读高小的孩子得步行到十余里外的小学才能读书。2003年县里拨出专项资金进行农村校舍的危房改造，加上村里各家各户的集资才得以建成这座二层的教学楼。它立在村边高处的一片平地上，视野开阔，楼前一片空地，因为没有钱，无法修建成学生的活动场地，因而坑坑洼洼，荒草丛生。楼上楼下共教室四间，教室设备连简陋都称不上：有灯管无水管，有窗户无玻璃，有教室无教具。在有教具的两间教室里，课桌条凳据说已有四十余年的历史了。它们是用质量极好的足有一寸厚的整板原木做的，死沉死沉，现在很难再找到如此好料。一眼看去它们的确是饱经风霜了：长板桌凳磨得铮光发亮，坑坑洼洼，斑斑驳驳，与新教室形成很大的反差。倒是黑板上漂亮的版书写着汉语拼音的声韵母表，及一道未被擦干净的粉笔写的乘法应用题，还能让人感到一点时代的气息。 参观完小学时近中午，午饭已在唐侄子家军的新楼备好。我们六人和各位官员及家族中的男人分四桌坐定，女的除了两位年迈的堂姐外都没有入座。在饭桌上我们才知道，为了我们这次回乡之行，县里头一天就派了县外事办及政府办的五人（包括厨师）来打前站，除有些蔬菜是当地的，其他的肉鱼鸡鸭，烟酒饮料，杯盘碗勺，统统是他们从县里带来的。还叫乡亲们连夜修整了河边通往村子的山路，为防雨后路滑铺了些砂石，清扫了村中的路面。担心水不够用，还通知各家各户当天不要多用水。另外，用高音喇叭播放那首“常回家看看”，也是县派前站小组的高招。听罢，又面对桌上丰盛的菜肴，心中热乎乎的，更有无功收禄之愧。 两个堂姐一个叫美娇，81岁，一个叫美兰，67岁，她们都嫁到外乡，今天颤颤巍巍走了不知道多远的山路特地赶来。虽然听不懂她们的话，但被她们紧紧拉着的手还是体会到了那浓浓的亲情。席间，美兰姐从怀里掏出用塑料纸裹了几层的一张1982年的广西日报，那上面头版头条登着爸爸去世的消息，她把自己的一张照片紧贴着这张报纸揣在怀里。这情景让我震撼，让我感动，我没想到一个地处深山目不识丁的农村老妇竟揣着一张22年前的报纸，且保存得如此完好。我想，除了纯洁朴实的亲情还会是什么呢？ 饭吃得差不多时，家族里的姑娘媳妇一大群，推推搡搡面带羞涩地上楼来了。让她们一同坐下就餐，她们不肯，只是站在一边吃吃地笑着，窃窃交换着我们听不懂的话。正纳闷，一个在县里读书的女孩儿告诉我她们想跟我们照相，原来如此。我发觉她们都修饰妆扮了一翻，头发梳得溜光，别着发夹，结婚的盘着头，姑娘梳马尾。穿着整洁的碎花衬衫，上面明显带着在箱底压出的缝迹。年岁稍长的是传统的大襟式的，年轻的已是现代版的了。我和妹妹及同行的表侄女与她们一群人照完相后，她们其中一人回去拿出自己织的土布做成的壮族头巾送给我。这个头一开可不得了，只见众人上上下下地忙开了：她们纷纷拿来自己的得意之作，如绣花布鞋，绣花壮巾，及由自种的棉花印染纺织的大卷格子布匹等，一个劲儿地往我们手里塞，而且我们三人人手一份，谁也不差。见我们喜欢，她们就示范教我们如何带头巾，有的干脆把头巾帮我们往头上裹。一定是看我笨手笨脚的样儿，逗得她们开心地笑个不停，相互之间叽叽嘎嘎热热闹闹地发表一些我听不懂的评论。当我提出请她们写下自己的名字，我事后好记住某某某某年某月某日在某地给了我这些真贵礼品时，才惊讶地发现她们大多数竟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当我赞叹她们的手艺并询问她们如何织布时，她们便带着我们去看她们的织布机，还当场表演给我们看。我看到面前那台晃晃悠悠古老的木制织布机，真不知道是不是当年黄道婆发明的那种，因此也更为眼前这些家族村姑们的聪明才智而感叹。 一晃到了下午，离别的时候到了。家家送来各式各样自制自产的东西一定要我们带走。除了布，布鞋，头巾外，还有家乡特产的黑糯米，大米，茶油等等。面对这一大堆东西，我们犯难了，一再表示心意领了，东西带一点就行了。这下又象炸了锅似的，乡亲们男高女低慷慨激昂争吵不休，那声音虽不及头天在烈士公园听到的村姑村婆多声部山歌那么和谐，但我知道亲人们是用他们的心声及特殊的表达方式，商量取舍，决定让我们带谁家的东西及什么东西。看来热闹一番后，还是争执不下，谁也不愿把自家的东西落下。最后干脆不由分说，上来几个人把东西扛上肩就往山下走，一定要给我们装上船。 送行的队伍拉得很长，乡亲们一直送我们到河边。家族的男人发动了自家的机蓬船，并让我们上了船，说回程要坐自家人的船。船渐渐远去，女人在河边挥手告别的身影愈渐模糊，老家的山峦从视野里最终消失。 老家，对我不仅是一般的地名词组，也不再是遥远而空洞的概念了。它偏远，闭塞，落后，贫穷，但那里有我的根，有我淳朴善良热情好客的父老乡亲。我没有为它做点什么，心里觉得无奈而愧疚。 再过十几天就是清明节了，谨以此文悼念我的爸爸妈妈。 2005年3月21日 写于明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