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国运 作者:全钟祥 拙文前三章写于1994年4月与5月，后两章写于1994年秋。第四章多次改动，1996年冬定稿。自1994年7月—1997年2月拙文发至全国各地。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漫长的社会史里，专制皇权根深蒂固；重农牧抑工商的经济制度与诗文经典为主的文化构成一种完整闭塞，自我循环的社会模式。它自持天朝大国，对外惟我独尊。面对这个地广人稠，遥远偏僻，贫穷落后，自我陶醉，顽冥不化的东方大国，谁试图从外部施加作用力以促其转化，实在是蚍蜉撼大树，徒劳而已。就目前言，甚至大印度，黑非洲地区的社会成长也较中国来得容易些。因为大印度能接受自由世界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意识，而黑非洲的人口密度要小得多。当一个世界人道主义组织讨论起支援中国内部正义力量却深为自己杯水车薪的作用摇头叹息的时候，当千千万万海外华侨倾囊相助世代献身而无济于事的时候，单单为此惋惜与遗憾是不可取的。我们不妨一点一滴分析和挖掘其必然性，再综合设计并附著行动，力求靠中国内部力量来改变它的命运。首先，我们从历史出发，分析中国传统社会的模式。 第一章：畸形的社会历史 同古希腊古罗马的原始军事民主制相仿，古代中国的四岳十二牧会议制度限制了部落联盟首领的权力。然而，在原始军事民主制时代，中国没有萌芽性质的三权分立制度。从目前考古资料也找不出与氏族贵族会议即四岳十二牧会议并立的公民大会。这种贵族共和制导致部落联盟首领的权力不断扩张。而最关键的是禅让制不完善—部落联盟首领终身任期制。这个终身制使古代中国部落联盟首领易于扩张权力，结党营私，对抗氏族贵族会议，并逐渐控制它，直到把它变成自己和后任独裁统治的工具。①我们知道，四岳十二牧会议曾先后推选尧舜禹做部落联盟首领，他们也都受到前任的长期考验，在群众中树立了威信，从而顺利地继承了首领职务。相反，尧子丹朱，舜子商均却在政治斗争中失败了，后来被传统舆论作为“不肖”的典型。②到禹当上部落联盟首领后，四岳十二牧会议推选皋陶为继承人。③皋陶不幸先于禹死。于是，伯益被推选为继承人。④伯益资历浅，无威望，无党羽。禹虽同意伯益为继承人，但不给他实权，阻止他培养班底。相反，禹凭借多年的治水活动和行政活动，培植了大量的政治羽翼，形成强大的政治集团。⑤禹暗中培养自己的儿子启，启和他的亲信掌握了许多权力。⑥禹死后，伯益按例居丧三年便谦让首领职位。各部落首领慑于启的威力，都远离伯益而朝见启，连讼狱者也求见启而不找伯益。⑦在一片讴歌声里，启继承了部落联盟首领的位置，而伯益却避居箕山之阳。后来，启杀掉伯益，诛除胞弟武观，镇压了叛乱；废除了禅让制，实现了“家天下”。 由此，古代中国社会舆论主流由崇尚民主过渡到崇尚君主，并在世俗政权支持下，逐渐稳定下来。虽然后世不断有人重提“禅让”，但都不是为恢复军事民主制，而是假借历史成例为僭主们提供谬论依据。 ①从“太康失国”到“少康中兴”，夏的“家天下”更加巩固了，世袭君主制度得以强化。②商代又借用“天子”名份的原始迷信，把它发展成为政教合一，君权神授的君主政治理论。③西周时期，君主政治理论被类推到各种社会人际关系中，建立起“宗法制”，形成繁琐的一套“周礼”，培育起族权和夫权，实现了日常生活专制化—家长制，使社会意识形态和行为规范系统化。④春秋战国时期，代表个体手工业者利益的墨家学派主张选举贤能的人做天子，诸侯国君和各级官吏，主张“兼爱”，“非命”，颇似近代欧美的“博爱”，“自由”等观念，使民主平等思想在百家争鸣中成为“显学”。但是，它得不到世俗政权的支持，且因为私营手工业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薄弱，“工商食官”的官营垄断手工业经济力量排挤，不久就衰落下去。相反，儒，道，法三家学说却从不同的角度和深度，直接间接地为君主专制的政治服务。⑤秦统一后的许多措施是法家理论的运用和发展。⑥西汉搞“外儒内法”统治术，还崇尚黄老之学，形成“外儒内法中道学”理论体系，董仲舒又给君主统治披上宗教性的神圣的外衣—“大一统”。⑦这就完成了意识形态与专制主义皇权政治的明暗双簧配套。它成为禁锢中国民众两千多年的精神枷锁的楷模，扭曲着国民的人格和民风，塑造了畸形的社会心理意识和行为规范，导演了绵绵不绝的畸形社会历史。 当今仍有一些学者以中国传统文化的连续性佐证它的优越性。①然而，如果我们来分析它的历史作用，就会发现这种以等级观念为核心的儒教文化既不能发展生产力，又未能促成“天下大治”；②它既不为民众服务，也不为百官服务；③它翻来覆去只为皇帝一人服务！因此，它能得到任何一位征服者的宠爱和推行。④它适应专制社会，于是长期地强劲地桎梏着社会，连绵不断地导演着畸形的历史剧。与此相反，古希腊古罗马文化饱含民主平等思想，不适应弱肉强食的强盗横行的等级森严的专制社会史潮流，被暴君僭主们极度仇视着践踏销毁了。在古代中国的历史上，墨翟以后东晋有鲍敬言，元代有邓牧，清初有黄宗羲等，屡次提倡民主普选制，屡遭打击。 重农牧抑工商的经济制度有力地配合着这种精神文化枷锁，使民众无力公开挣脱这种精神束缚。于是，畸形社会史无限循环。这一点，通过两种社会经济模式的对比，便可获得鲜明深刻的认识。例如在10~12世纪，西欧经济体制与中国的微小差别是政府对手工业的态度。①以私营为主的西欧手工业发展很快，迅速摆脱家庭手工业或庄园手工业的局限，成为专门的个体手工业生产行业。②逃亡的西欧手工业农奴建立起工商业城市，演化出同农庄经济相对立的城市经济模式。这繁星般的中世纪西欧城市跟古代中国的城市不同，它们的职能是工商业。古代中国庞大的城市例如长安，洛阳虽然有更繁荣的官营垄断工商业，但其主要职能是政治和文化。那种人口规模达百万的巨型城市不是个体手工业者自主建立的，而是工商业者依附政治机构发展起来的。③11~12世纪，工商业城市遍布欧洲各地。城市经济是商品经济，它的兴起促使自给自足的西欧农庄经济走向商品化与专业化，加强了各领主领地的经济联系，加速了西欧社会自然经济的解体。④城市经济力量壮大起来以后，就要求在政治上摆脱专制领主控制，争取自治权。通过赎买，暴力或者兼而有之的方式，绝大多数西欧城市获得自治，发展成为独立的城市共和国。这种城市共和国反对君主专制，盛行贵族共和制，重新崇尚民主平等精神，唤起了对原始军事民主制的向往。⑤城市共和国内部主要矛盾是城市贵族和市民平民之间的斗争。佛罗伦萨，科伦等城市的行会向城市贵族夺取政权后，民主制度进一步发展。⑥城市里的学徒，帮工组织兄弟会，友谊会等早期工会展开斗争使民主意识更加普及和深化。⑦正是繁荣的工商业经济成为西欧民主制社会政治模式成长的根本的主要的推动力，而不是以后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运动等。 古代中国盛行小农经济制度及其理论，使重农牧抑工商的经济系统自我封闭，自我循环，使民主政治制度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无法形成，导致了社会成长机制的萎缩。即使多次受到游牧民族的冲击，重农牧抑工商的社会经济形态依然如故。在皇权政治和规模巨大的官营手工业排挤下，私营工商业经济发展缓慢。专制统治者在社会上歧视私营工商巨贾，在经济上重税盘剥，在政治上机械控制官营“匠户”的人身自由，限制工商豪门入仕，甚至以专卖，统购等僵化手段扼制流通环节。然而，最为深刻的还是精神枷锁。在“以末致财，用本守之”，“农业为天下之本务”的农本思想支配下，富商巨贾经济实力达到一定规模后，纷纷转向田地产业和高利贷业，限制了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转化，削弱了独立的工商业阶层，使政治上的官僚地主统治阶层在经济上也永远占统治地位。于是，皇权政治统治模式千古不移；自然经济周而复始循环下去。 西欧国家在新航路开辟后，殖民扩张和掠夺引起价格革命和商业革命，商业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进一步壮大，而以固定地租为收入的领主阶级的经济统治地位瓦解了。经济上新统治阶级要求变革旧的政治统治模式以发展新型经济。英国的农业经济由小农生产通过“圈地运动”转化为资本主义大农场经营；在欧洲大陆，重商主义由法国传播到其他许多国家。欧洲专制王权在18世纪不断强化的同时却积极支持了私营工商业经济扩张，不自觉地削弱着自身赖以存在的小农经济，自掘坟墓，注定了灭亡的命运。首先摧毁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尼德兰与英国都是依赖相对强大的私营工商业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由资产阶级团结和领导农民打败旧势力，完成社会变革的。其中，尼德兰以弹丸之地聚集300多个工商业城市，号称“城市之国”。 遥远偏僻的地理位置限制了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规模，地广人稠的国情使西方影响难以普及深入。于是，中国的畸形社会模式顽冥不化，像一块坚冰。 ①耻辱的中国近代史唤起了国民的觉醒，呼吁学习欧美振兴祖国的志士滚滚涌现。②《海国图志》与《资政新篇》系统详备，《少年中国说》热情澎湃，《革命军》慷慨激昂，《猛回头》铿锵有力，《警世钟》声嘶力竭地呐喊，《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满腔热望地叫嚣“““③它们是脍炙人口的野味；它们是醉人的烈酒；它们是血泪交织的诉讼状；它们是扣人心弦的战鼓声。④整个中国思想界像奔腾的泥石流，像疯狂的海啸，像撕人心肺的沙场，像面临地动山摇的末日。⑤所有的仁人志士都愤怒地谴责旧道德，都无情地鞭挞旧制度，都热中于高谈阔论偏袒扼腕，都满怀信心地展望新纪元。 九十年代的今天，我们再返思本世纪的历程，一切如过眼云烟；禁不住有虎头蛇尾之感黯然神伤之愤，禁不住怆然欲泣！， 感慨之余，我们就该理智总结和筹划，如果中国尚未自暴自弃，还没有因心灰意懒而玩世不恭的话。 第二章：一百多年来中国再落后的总结 当中华民族处于内忧外患，水深火热之时，社会各阶层精英志士奋起拯救。魏源著《海国图志》将学习西方这一时代课题理论化；洪秀全发动教民起义，力图建立太平天国；洪仁蹲收缕废低诚昃〉靥岢鼋⒑头⒄棺时局饕寰煤驼沃贫龋谎笪衽晒倭乓浴爸醒澹餮谩蔽倒疑妫晃屡芍髡啪髁⑾芎托嗣袢ǎ灰搴屯藕推渌窦浠岬骋笄酃饕迩致允屏Γ涣⑾芘沙型逭陨隙赂男抡危桓锩梢猜玻⒚裰鞴埠凸涣菏楦恪跋绱褰ㄉ琛保魂萄舫跬菩邢卣ㄉ瑁还竦秤萌裰饕褰ㄉ柚泄还膊骋揽勘┝Π崴饺瞬撇窗焐缁嶂饕濉?br /> 然而，先进的知识分子注重介绍学习西方社会制度，却未致力于斗争夺权实现理想；洪秀全建立新天朝而不能建立新社会模式；洋务派舍本求末；维新派力不从心；义和团偏执蛮干；立宪派流于空谈；革命党组织涣散；梁，晏的努力无补于事；国民党多灾多难；共产党荒唐野蛮。①简单归纳一下就是所有的政治方案都未兼备两个条件：强有力的政权基础和通晓西方政治经济制度的大批改革家。②继续探讨下去，就应该注意到近代中国缺乏一个扎根于深厚的工商业经济中的社会新阶层。③于是，被热情渲染的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纲领就缺少经济基础和社会阶级基础，社会无法为它拼凑出强有力的政治军事支柱。④于是，被饥寒驱使和人为煽动起来的农民和破产农民出身的苦工漠视那些空洞虚幻却富于热烈渲染的共产主义理论的可行性，盲目地踊跃进入政治祭坛；而血肉筑成的极端专制的强权却长期地恣意地用荒诞无稽方式折腾着国民和国民的各种生活。⑤于是，一百多年来中国再度衰落了。 要想深入探讨和总结中国再度衰落的原因，我发现应该辨析在不同时期内中国思想界的几种主流思想，同时比较中日两国近代史。因为一般看来在1840年前与中国类似而后来与中国有天壤之别的国家中，日本最典型。 ①从鸦片战争到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思想界的主流认识是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以军事卫国。洪秀全以宗教形式提出的经济平均思想仅限于愚昧无知的部分粤民接受，仅限于太平天国前期的经济政策；洪仁摹蹲收缕匪渖钊氲焦睦⒄棺时局饕寰煤驼沃贫龋谕牙胧导牙肱┟瘢吆凸眩抡颇衙斐梢恢娇瘴摹?br /> ②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宣告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舍本求末思想彻底破产，《马关条约》的签订激怒了全国。在民情骚动北京哗然里，中国思想界认识主流迅速转向激烈要求进行近代化变革，移植西方经济制度和社会政治制度。③经过义和团运动，连清廷洋务派也转而倾向“新政”了。中国思想界的主要救国意见取得共识，只是在社会变革的实现方式和推进速度上展开论战和斗争。 ④中国社会思想认识的良性成长，解放了国民的精神。到20世纪初，甚至是偏僻落后的山村都能意识到中国社会发展苗头了。精神上的解放打击了等级观念，促进了平等观念和民主意识的成长，并随着新式学堂的广泛建立和留学救国思潮的滥觞而加深。帝国主义的掠夺，衰落王朝的盘剥以及连年灾荒使广大劳动人民日益陷入破产无聊的境地，各式各样的反抗斗争普遍展开。于是，旧社会人心惶惶，旧王朝岌岌可危。 ⑤光绪帝死后，保皇派失去了目标。1911年5月“皇族内阁”骗局真相大白后，许多沮丧的立宪派知识分子和地主官僚彻底绝望了。于是，对社会变革进行方式的论战也平息下来。思想界万马齐喑不言而喻通过民主革命建立民主共和国成为中国思想界认识的主流。 当中国思想界认识主流成熟发展的时候，社会经济模式的成长变化却极为缓慢，令人伤心焦躁。尚处于婴儿时代的民族工商业资产阶级处于仰人鼻息的窘境。①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产生的近代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到辛亥革命前，资本在万元以上的厂矿约700家，资本总额1.3亿多元。而1904年美国已有21万家企业，资本在100万美圆以上的有1900家，两国无与伦比。显然，相对于中国辽阔大地的小农经济来说，这点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只是一种调味品。②在社会政治力量角逐中，它根本不能采取有效行动支持代表其利益的政治团体。相反，由于近代中国工商业资产者大部分是官绅或通过捐献成为官绅，现实地位使他们倾向于通过特权来发展工商业经济，而对资本主义经济纲领不够热心，不存幻想，甚至追随封建势力反对革命。③辛亥革命建立起来的民主共和国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产物，而是以反满清王朝和摆脱民族危亡为目的，通过知识界的宣传鼓动，依靠海外华侨和青年新军官兵的志愿，人为地移植到一个以小农经济和殖民地经济为主的贫穷落后的大国。④它刚刚建立就因为缺乏国内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支持和农村租税的支撑，困难重重，分化变质。当“二次革命”失败，民主共和国尝试流产后，中国人就难得一天民主自由的日子，他们在本世纪里一次次由满怀希望到痛苦失望。⑤在这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巨型国家里，民主制度的经济基础必须逐步创造。在短时期内，哪个专制恶魔的喽罗最众多，百姓就必须把收获物奉送到他的勒索贡品的祭坛，以满足其血食的欲壑。 ①军阀割据混战局面形成后，保皇分子，封建余孽甚至外国传教士都像没头的苍蝇，纷纷诋毁民主共和制，鼓吹尊孔复辟。社会上又流行起鬼神迷信；一些庸俗文人混水摸鱼，以下流书刊黑幕小说渔利。曾经支撑国民信念的民主共和制精神支柱倒塌了，中国社会思潮陷入众说纷纭的混乱状态。 ②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首先掀起文化思想上的革命，使疯长起来的社会思想继续疯长，使处于痛苦，彷徨，苦闷和茫然中的许多精英知识分子纷纷皈依在他的旗帜下宣扬文学革命，启发国民的民主觉悟，为实现名副其实的民主共和国创造条件。③俄国十月革命的侥幸成功却迎合了部分急于求成而失去平衡的过激分子。他们狂热地盲目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在共产国际异常热情的支持下流毒泛滥，愚弄年轻一代，愚弄文盲半文盲。例如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它的全国代表平均年龄仅28岁，外围组织少年共产党则由一些娃娃组成。 ④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各种社会思潮蜂涌而至，广为流传。中国思想界里各派学说竞起争鸣。马克思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工读主义，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合作主义以及“好人政治”，省自治，制宪救国，废督裁兵等形形色色的理论热中于用华丽辞藻构筑一座座空中楼阁式的烦琐方案来改造中国，而不去深入考察它是否有社会基础，是否反映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结果，它们不是很快破产，就是招摇一番而归于破产。⑤虽然改良主义，实用主义，平民教育等方案认识到循序渐进开发实业，兴办教育才能使中国涵养民主制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逐步实现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但是它们不敢面对当时军阀割据混战局面如何消除问题。 ⑥通过俄国别有用心的帮助倒不是本国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支持，1924年5月国民党创办了黄埔军校，建立起新式军队，紧接着以武力消灭或震慑了各地军阀。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改良主义和平民教育才初步具备可行条件。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似乎是望而可达了。到1936年，“五五宪草”的颁布，国大代表的选举，经济的焕然一新，都足以使国民有理由憧憬一个繁荣富强的未来。然而，多灾多难的东亚古国竟未能如西亚土耳其幸运。东方强邻虎视耽耽，贪得无厌，而共产党藉西安事变获得了一个苟延残喘的条件。 我们现在提起共产党，闻者无不为之深感头痛，像这样一个贫穷落后，野蛮残忍的政党（据1949年下半年统计，在320万中共地方党员中，农民占83%，工人占5.78%；文盲占69%，小学文化程度占27.66%，中学程度占3.02%，大学程度以上占0.32%），有不少国家深受其害深恶痛疾，经过长期忍耐终于砸碎了它的枷锁。但是在当今中国，它更加奸伪阴毒：隐蔽地吸食百姓，盘剥商贩；禁锢着知识分子，牢牢地控制着军警，妄自尊大，作威作福，妄图制造一个万马齐喑，唯唯诺诺的僵化社会；妄想永远醇酒妇人，靡烂下去。稍许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共的一些可怜经历，也领教了它长期无耻粉饰其本质，不讲常识制造骗局吹嘘标榜自己。自1989年的“六四”大屠杀以来，有良知的中国人深感国难当头，在魔怪喧嚣中不知道这种血腥恐怖何时是一个尽头！有人将这个问题与“老头子”的死活联系起来，有人认为要等到2000年，有人则悲观失望准备至少再忍耐10年！ 中国共产党是一系列偶然因素多重扭曲的产物。①当民主共和国精神支柱倒塌后，中国思想界在殚精竭虑下陷于释手无策一筹莫展中，很少有人认识到社会经济运行产生的政治要求是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②西欧文艺复兴的启示却使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这类急于求成的过激分子在肤浅的思想文化上大做文章，鼓吹“文艺救国”“精神救国”等海市蜃楼式的方案，并驾驭着朝气蓬勃，热中政治却一知半解的广大青少年鼓噪一时，同时塑造着那个时代青少年的灵魂。这种不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却虚张声势以意识形态来改变上层建筑的做法是一种舍本求末，缘木求鱼式的徒劳。以后我们将看到，任何一种社会运动，单靠知识分子鼓动而没有经济上强大独立的阶级基础，惟有以似乎是轰轰烈烈的悲剧告终。这种只有优秀的旗手和号手而没有粮草和战士的阵线经不起乌合之众的冲击！ ③正当中国思想界纷纷扬扬地谈论着民主共和国的实现条件时，俄国十月革命的侥幸成功以及它建立了一个不同于以往人们心目中楷模的国家，使彷徨中的中国思想界立即对此表示了过分的关注。1917年11月8日俄国新政府颁布了一条从未兑现的法令：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沙皇俄国在国外攫取的全部特权。中国思想界为之倾倒。④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隆隆炮火，威尔逊和平倡议骗局的曝光，巴黎和会的肮脏交易连续不断地败坏着西方民主共和国的典范形象。中国思想界乃至社会各界层彻底灭绝了对西方民主文明社会的向往，并由于怒不可遏而陷入歇斯底里之中，终于引起一场火山爆发—“五四”运动。⑤俄国新政府见机行事，趁热打铁，立即于该年7月25日发出第一次对华宣言，抛出一系列空头支票，使未曾体会到共产党劣行的中国新一代不谙世故的知识分子死心塌地了。在领教帝国主义伎俩的痛苦和谩骂中他们确信了帝国主义学说以至马列主义，从此成为其精神俘虏，齐心协力使整个国家盲目追随俄国“教士”，导演出半个世纪的恶作剧和闹剧。 ⑥当此之时，共产国际为贩卖马克思主义，扩大欺骗效果，对政治破产的孙中山加以扶植和利用，把中国共产党打入中国国民党，攀高接贵，虚张声势。但是，共产党的恶劣行径引起了国民党员以至大多数国民的反感。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粉碎了俄国人的阴谋。⑦中共于是提出赤裸裸的法西斯口号：“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流窜到极端落后贫穷闭塞的山野，聚啸绿林，与土匪勾搭，到处推行强盗政策，剥夺富裕农民而勾引贫穷农民，蜕变为一种内部血腥倾轧，对外肆无忌惮，野蛮嚣张的极端黑暗力量的核心。⑧它借着抗日战后国民党精疲力尽 ，中国大陆赤地千里强盗蜂起的有利时机，迅速膨胀起来，建立了一个恶毒的政权，通过农村包围城市，走以黑暗专横吞噬文明民主的道路，把中国社会一下子倒退到太古洪荒时代。 近代日中两国社会变革一成一败的真正原因在于中国小农经济根深蒂固，普遍而稳定。官绅地主不仅在政治上居统治地位，而且在经济上对独立的工商业者取得压倒优势，资本主义近代化变革缺乏经济基础与阶级基础。日本幕藩封建统治阶级在经济上处于仰人鼻息的窘境，幕藩财政经济严重危机；而资产阶级性质的豪农豪商在经济上凌驾于幕藩封建统治阶级之上，要求变革旧的封建统治秩序以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近代化变革有坚实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 近代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从地主，官僚，买办，商人和华侨中转化而来的。在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中，封建经济的代表—地主官僚创办或投资的企业在数量和投资总额方面都占绝对优势。①到1894年，资本在万元以上的53个商办企业的总资本为470多万元；同期19个洋务企业总资本达1600多万元。②据统计，1872—1913年的145家民族资本企业中，创办者和主要投资人有202人，其中地主113人，商人37人，买办50人。③在甲午战争前，中国产业工人约9万，在外资企业中有3.4万，在中国近代军工企业中有1万多，在近代矿业中约有2万左右，在煤铁纺织业中有6千，而在民族资本企业中仅有2.7万人。④甲午战后几年里，民族工业资本在10万元以上的厂矿的资本额占投资总额的93.3%，而这类厂矿大多是官僚与地主投资创办的，倒不是工商豪右创办的。⑤这些创办近代企业的地主官僚主要凭借田庄和特权发展经济力量，因而不像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化的新贵族那样积极参与近代化变革以发展资本主义经济。 近代日本的幕藩封建领主经济陷入深刻的危机中。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幕府，财政赤字年年达60万两白银，虽几度铸造劣币或加税都难以补救。日本不断出现以全部贡租收入都不足偿付欠债利息的封建领主。例如19世纪前期萨摩藩累欠债务达500万两白银，而财政年收入仅35万两左右，连付债务利息都不够。到六十年代末，借外债的藩有37个，欠外债400万日元（当时的旧币日圆）；到1871年，277个藩的内外债务达7813.3万日元（当时的旧币日圆）。 与此相反，近代日本的资本主义经济蓬勃发展。①其实，早在16世纪前期，日本就有200多个繁荣的工商业城市。有一批城市还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治权。例如堺市就拥有自己的法庭与军队，市政由36人组成的合众会管理，被欧洲称为“东方的威尼斯”。②19世纪前期，以“三都”（大阪，江户，京都）为中心的全国市场和工商业城市发展起来，大商业高利贷者在经济地位上已超过一般的封建领主阶层。例如大阪豪商贷给当地大名6000万两白银，年利息折合大米300万石，出现“大阪富豪一怒，天下诸侯惊惧”的局面。③在农村，商业性农业与手工业发展起来。资本主义手工工场的发展在一些先进地区占据统治地位。富农和商人通过领主承包，开垦荒地或收取无力偿还的债务人的抵押土地，成为豪农。④资产阶级化的豪农豪商在受幕藩封建领主经济剥削的环境下力量逐渐发展，迫切要求近代化政治革新。⑤外样大名在政治上无权，但借“天保改革”发展了资本主义经济，也日益要求进行近代化政治变革。⑥幕藩封建统治的支柱力量武士阶层占日本总人口的1/10，因为旧的封建经济崩溃，生活困窘，恨主如仇。他们被迫从事工商业经济，也接受了近代西方社会政治学说，转变为倒幕派的骨干力量。⑦这种由于经济生活作用产生的革命力量，能够获得巩固的根据地，并凭借雄厚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领导农民推翻幕府封建专制政府。 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受到双重压力和限制，十分缓慢。①1872—1911年民族资本总额为1.3亿多元，较快发展的1912—1919年新增资本也只有1.3亿余元。②同时，由于近代企业地区分布的大分散小集中，在整个社会经济中一个个被分化孤立起来，民族资产阶级难以联合起来支持代表其经济利益的政治团体。③维新派组织强学会，保国会的活动就局限于地主官僚知识分子而不是工商豪右。它们不能凭借自己独立的阶级基础进行武装斗争，反而由于上层官僚的背叛和攻击，迅速解体。④革命派团体同盟会的成员则局限于海外留学生，反满爱国志士，民间会党，地主知识分子甚至投机分子，主要受到海外华侨资本家的经济支持而缺乏国内民族资产阶级的帮助，无法在国内获得强有力的经济基础阶级基础和巩固的根据地，怎能在一个大国成功地进行革命？它实质上有名无实。⑤对于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同盟会内部许多会员各持己见或信心不足：南京临时政府一开始就财政困难，难以运行；辛亥革命后同盟会成员热中于跟立宪派，旧官僚厮混，袭取名位；南北和谈期间为保住名位则不断迁就妥协；宋教仁被刺后，连黄兴也对武装讨袁缺乏信心，大部分国民党议员空喊“法律倒袁”。⑥等到袁世凯准备就绪，步步进逼后他们再被动应战，就注定了“二次革命”的失败和民主共和国的夭折。 ①相反，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雄厚的近代日本倒幕派迅速提出“草莽崛起”思想，并经过“草莽联合论”发展到“草莽武装论”。②其代表人物高杉晋作得到国内大资产者白石正一郎的帮助，在长州藩组织一支草莽武装—奇兵队。它由爱国武士，豪农豪商，农民渔民，猎人和僧侣等组成。③同时，长洲藩倒幕派其他志士也组织了类似武装，并联合起来，粉碎了幕府的两次征讨。④至于倒幕各藩结盟，进军京都，成立新政府，彻底平定叛乱，推行近代化变革等都是水到渠成而已，无须深究。 第三章：国情决定与历史速度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20世纪中国长期并存着90%以上的落后农牧业经济成分和少数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成分，决定了各派政治力量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的强弱，从而注定了中国社会上层建筑模式的反复演变。 20世纪初，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认识到近代化变革这个显而易见，确凿无疑的历史大趋势了。争论退入实现的途径上—谁能真正实现变革。大家都集中在变革的必要性上意气风发，没有谁的思维问津困窘的可能性。现在分析那时候中国的社会模式，我们应该切记当时落后的小农经济遍布全国，哀鸿遍野。自1872年至1911年，新诞生的中国民族资本经营的近代工矿企业只有156家，资本总额仅5000余万元；1901—1911年新设厂矿340家，资本总额仅1.01亿元。凭这点资本，藉这几百家微薄的资本主义力量在一个地广人稠的国家搞近代化变革，同盟会当然力不从心；立宪派则必然拙于请愿；保皇派将依然承望囹圄中的皇帝；旧官僚显然要仰仗贵族集团；清政府虽然在1906年9月正式发布“预备仿行宪政”的谕旨，背地里却玩弄一套骗局。但是，举国一致的意志使社会历史朝良好的方向前进。1911年5月皇族内阁真相大白后，万姓怏怏，于是在武昌起义后群情激昂群起响应。革命派的虚张声势和袁世凯的软硬兼施终于将老大帝国清除出历史舞台，大多数国民于是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①1912—1919年，中国民族资本厂矿又新建成470余家，加上原有企业的扩建，新增资本1.3亿余元，被称为“黄金时代”。然而在中国这个可怕的大穷坑里，资本主义仍是微不足道的经济成分。纯粹的资本家阶层的经济力量根本无法跟官僚，地主，军阀，买办的经济实力相比。②同盟会不善于开发利用遍地皆是的社会资源—单联络各地会党而不广泛发动农民起义。他们无足轻重的地位和国民可怜的文化素质使悲伤的中华民族自暴自弃了。③社会舆论人为地促进政治模式高度化，后果是欲速则不达。既然民主共和国无法取得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的坚强支持，中国的社会历史只好倒退，政治模式重新与殖民地经济基础相适应。于是，1913年的南北较量结束后，中国社会就恶性滑坡，到1916年终于陷入封建地主军阀割据混战的泥淖中。④然而不久，现代政治理论在热情洋溢的知识分子推波助澜地宣扬下摆脱复辟思想束缚继续疯长；可恨地是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仍辗转不前。这就造成了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严重脱节，越来越流于空谈；使相形之下的北京政府的民国招牌更显空洞虚伪。 ⑤正当中国人冷冷静静地痛感“迟迟钟鼓初长夜”而伤心泄气时，在俄国人别有用心地帮助下，孙中山的政治军事实力迅速壮大。不依靠国内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而凭借外国支持和意识形态疯长下民心所向的政治优势，1926年7月广东国民政府依靠学生军，革命军以及部分地方部队进行北伐。由于先进知识分子广泛参加，青年志士踊跃当先，沿途国民热情支援，北伐军迅速消灭或震慑了各地军阀。在粉碎共产党的阴谋后再次建立起近代民主共和国，开始发展资本主义经济。⑥这个凭借军事武装而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支撑的中华第二民国当然有很多落后国情决定的专制成分。既然民主制度赖以生存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薄弱，再一次靠人为力量建立的民主共和国的地位仍然不是深厚巩固的。一旦它遇到更强大的武装攻击，襁褓中的新型资本主义经济成分早殇必将导致政权的变质变色甚至干脆崩溃。 ①因为连续10年（1916—1926）的旧军阀割据混战，因为国民党内部派系的继续混战，因为连续8年（1927—1935）的严重自然灾害，中国经济陷于灾难的深渊。随处可见饥寒交迫的难民流离失所，饿殍遍野；草食矿食尸食惨象络绎不绝。无论城乡，满目疮痍，萧凉凋蔽，催人泪下。②于是盗贼蜂起，土匪猖獗；民不聊生，蠢蠢欲动，一触即发。阴谋破产后共产党变态分子在丧心病狂之下普遍展开武装暴动，到处烧杀；甚至提出“杀尽豪绅”，“焚尽城市”，“使小资产者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等灭绝人性的口号，不断掀起“革命高潮”。城乡居民日夜陷于赤色恐怖，惊慌失措。③不过不久，在众怒难犯下共产党分子就孤立龟缩。城市经济逐渐复苏，蒸蒸日上。农村社会也在1934年后走向稳定。到1936年，重要谷物收成价值猛增至56亿元，工业总产值达122亿元，均创历史最高记录。在工业企业中，资本主义生产占58.6%，官僚资本与民族资本的比例为12%∶88%，当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甚至高于1980年前共产党治下的中国大陆。欣欣向荣的经济景气一直持续到1937年7月。④不过，这种昙花一现的资本主义经济繁荣不能支持民国政权而必须靠民国政权哺育。它极容易遭到战火蹂躏而夭折，不能像欧美经济发达国家那样反而产生“战争景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