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吃花生。       不记得平生第一次吃花生是什么时候了，只知道从小便喜欢它。不管是带壳炒的、剥了皮油炸的、裹在五香粗盐粒里炒的还是盐水煮的，只要是花生，一律觉得香得很，吃起来没够。       但是在很长时间里，花生对我来说是种难得一见的稀罕之物。打从我记事起，北京城里就没有卖花生的。那些在农村有亲友的家庭大概会偶尔得些救济，我家没有“外援”，只有到了每年的春节前夕，才可凭“粮本”购买炒熟的带壳花生半斤、葵花籽二两。       文革开始后，父母下放的下放、上干校的上干校，我成了家里的主要壮劳力。从我能够“掏裆”骑车的年龄起，便荣任了全家“节前花生瓜子总采买”一职。按“上级规定”，节日供应的花生瓜子只能在居住地附近的“指定”粮店购买，但是那样干风险很大：在国营商店，要求未买先尝是连想都不敢想的，赶上什么是什么。一旦“指定”粮店中售的花生恰巧炒糊、瓜子偏偏发霉，那年的春节便算毁了一半。在有了几次使全家皱眉苦脸的惨痛经历之后，遂调动全部聪明才智，决心戴罪立功。从此并不一开始供应便先买为快。而是耐心地等待、观察。勤跑粮店，一看二闻三打听，竖起耳朵，看邻居中有无因买到劣质花生而骂娘的，等等，从而显著减少了全家人皱眉过春节的次数。后来更大一些，还有了新的发现：似乎愈近年根，售粮员们的气便愈顺，一些不在我家附近的较大粮店也会通融售给，而大点粮店出售的花生往往质量好些，有时甚至多给称上一二两。感激与兴奋之下，出得粮店门来，真是看天也格外蓝，瞟太阳也格外晃眼，黄沙扑面也不觉牙碜，情不自 禁从心底里哼出《社会主义好》。       花生瓜子买回来了，倒进两只盛菜的磁盘，拣掉明显的糊、瘪、霉、空，以及为数不少的泥块、梗杆后，其余的一粒不能动。要摆。       很久以前，当革命老人们尚未老到尽管坐“红旗”，有人搀，春节互相拜访一圈之后，也要累得纷纷住“三零一”、挂点滴，因此而发明“团拜”之前，北京城上下是实行大年初二串门拜年的。亲友上门，呷茶水、剥花生、嗑瓜子是特有的节景，提前吃光了当然不行。那时的老百姓家中又没电话，亲友中谁来，啥时到，都是要等登了门才知道的，因此这花生瓜子一定要摆放几天，而且至少要摆到初四。之后如仍有剩余，方能轮到全家大小一饱口福。       七十年代初参加“革命工作”以后，每月学徒的十几元人民币工资偶有剩余，便寻机与好友结伴“下馆子”。记得除了两块六毛六一盘的清炒虾仁外，宫保肉丁也是常点的一个菜，不为别的，就奔菜里搭配的那几粒花生米去了。嚼着芡汁浇裹、半软半脆的花生米，心中时常涌起某种绕过封锁、偷尝禁果的快感。       “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帮”之后，第一件使我我真正觉得生活在好转、社会在前进、活着有了奔头的新事就是：北京街头有了推车卖花生的。那时，“农贸市场”尚未问世，农民进城做生意仍属非法。卖花生的是粮店的售货员们。带壳花生用加有花椒、八角的盐水煮熟，盛在白布遮盖的大笸箩里，推了三轮车在街上卖。自那时起，各种花生制品尽管价格有波动，但再未从市面上消失过。在粮票取消之前，还曾有过一段可以用粮票向走街串巷的农民换五香花生米的黄金时代。       有时想想，不禁奇怪：怎么文革结束前，吃个花生、瓜子那么难呢？文革之后，还是那么多地，还是那些人种，怎么花生一下子就“极大丰富”了呢？莫非毛主席、党中央曾经专门发过什么绝密文件，坚决不让全国广大花生爱好者们解馋？平心而论，恐怕还是他老人家一贯提倡的“以粮为纲”、和政府不许农民自产自销的绝户政策造成的“人祸”吧。       拉杂说来，不过是想学鲁迅先生“立此存照”的意思，给将来撰写“新中国人民幸福生活史”的人，留点史料。没想到，根据最近一期《新闻自由导报》的报导，由于粮油减产，辽宁、内蒙、山西等地的一些城市又开始重新实行城市居民凭粮本、优惠卡、信誉卡等票证限量购买粮油的办法了。使人不免油生“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的恐惧。在这里，只有衷心希望大陆的粮油危机早日从根本上解决，也祝愿今天的以及今后的孩子们，永远也不再需要为买几颗不糊不霉的花生，去练笔者当年的“三顾粮店”、“察颜观色”的功夫。        写于一九九四年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