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妈妈—-写在二零零一年“母亲节”前
一九九九年圣诞那天，我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与往年每次回家探亲所不同的， 是此次我专程独身前往，只为看望病中的妈妈。象以往一样，一进家门，我首先期待的是妈妈到门口对我远途而归的迎接，尽管这近两年来她步履维艰，岁月在她身上留下的痕迹越发无情地显现出来。
每当见面的那一刻，我心中积攒了多日的，对她老人家远隔重洋的爱戴，思念，和牵挂，最终都只变成人类语言中份量最重，内涵最深的一个“妈！”字，和一个发自心底的，实实在在的拥抱。妈妈是那样的瘦弱，憔悴，我得小心翼翼地控制住内心的激动，才不致以因搂得太紧而弄疼了她。妈妈此时总会拉着我的双手，或捧着我的脸仔细端详，有时还会在我脸上亲一下：“回来啦！都好吧？”（指我及先生和孩子）妈妈是个话不多，但控制力极强的人。而面对着生养并把我们兄妹几人哺育成人，如今已是白发苍苍，风烛残年的妈妈，我心中的滋味儿真的无法形容，所能回答妈妈问话的，除了一个深深的点头，一声哽咽的“嗯”字，一脸呵呵的憨笑，还有一汪百感交集的泪水。
这回，我深深地失望了：门口没有出现妈妈的身影。当时虽说才六点多钟，天却已经很黑了。可是家里连灯都没点，而且静得怕人。“妈妈呢？”我焦急地冲着前来迎接的大姐发问。当得知妈妈已卧床不起近两周了，我的心骤然紧缩。急步冲到妈妈床前。藉着昏暗的光线，只见妈妈那原已消瘦的脸庞更深地凹陷了下去，完全脱了形。我轻轻一声：“妈！”只觉得鼻子发酸，视线顿时模糊了。
对于我们这些有年迈父母而远离故土的人，可以说跟老人是见一面，
少一面了。正因如此，我出国十五年，就回家探亲八次。可万万没想到，这一次竟成永别！妈妈生命旅途的最后十三天，直至临终的那一刻，是和她几个孩子中离得最远的我，朝夕相处，蹒跚共进的。她那颗心肌大部坏死，极度虚弱，而又异常顽强的心脏，在同命运抗争了近八十六年后，于二零零零年一月七日十三时三十分截然停止了跳动。
在妈妈看来，她的一生是平凡的；而在我们子女的心中，妈妈的一生既平凡，又伟大。她饱经人间沧桑，历尽世间艰辛，以她那独特的气质，正直的品格，坚韧不拔，不卑不亢，乐观豁达地完成了一生的使命。妈妈留在我们心中的形象，是高大而神圣的。
一九四二年冬延安整风运动开始时，妈妈已经在那片红色的土壤上，扎扎实实地生活了四年多。她先后在陕北公学，马列学院，接受马列主义的理论教育，并学习社会科学，中国革命史，毛泽东的游击战，持久战等理论，外加军事操练。妈妈于一九三九年二月转正加入共产党。一九四零年马列学院毕业后，就被分到军委总政治部保卫部任秘书。可是，当年满怀激情，一片赤诚，置家庭与自身性命于脑后，毅然决然地背井离乡，从湖南老家设法通过道道关卡，辗转千里，到达延安，只为投奔共产党，八路军，加入抗日救国行列的她，做梦都不会想到，自己在一夜之间，竟然会变成整风运动的对象！
同周围许多跟她一样来自全国各地所谓“白区”的，踌躇满志，不愿当亡国奴的男女青年一起，妈妈也被隔离在一个山沟里。没完没了地让写“自传”，还得整天参加斗争会，相互批斗，辱骂诬陷，有的甚至动手打人，还把人吊起来，非把人逼到硬给自己扣上个“国民党特务”的帽子，方才罢休。可是妈妈生性倔强，不愿作假，更不象某些人那样“识实务”，因而被隔离审查，挨整批斗的时间更长，心灵上受的伤害更深。她心中的苦，是孤独无助的孺子被亲生母亲所抛弃的苦，是世界上最痛的苦。
年轻的妈妈心碎了，精神亦出现了异常。她人变得痴痴呆呆的，还时不时地又哭又笑。她感到彻底绝望了：几年来，自己把共产党比作母亲，为了投入“母亲”的怀抱，她抛弃了曾经属于自己的所有。可现在连“母亲”都不再信任自己，要把自己拒之于门外，世界上还有什么值得留念？！仅管在批斗会上有位领导威胁说：“有些人抗拒整风，自杀了。这些人死了还是特务，连狗都不如，棺材都不给。”妈妈还是决定走了。
一天，趁夜深人静，妈妈把一封请求“母亲”在事后还清白于她的绝书塞于枕下后，便顶着寒风，摸黑到了窑洞外的坡上，纵身向下面一汪水潭跳去。。。还是陕北的严冬及水潭上结的厚冰不忍心妈妈含冤而去，将走投无路的她挽留了下来。
与心灵上的创伤相比，脸面上的伤痛要短暂得多。经过一年多荒唐的整风运动，直到一九四四年春天，妈妈才同绝大部分挨整的人一样，被摘掉了“特务”的头衔，重新获得了做人的基本权利。但后来当妈妈看到组织上给她做出的结论时，她感到啼笑皆非：“政治上没问题，思想上有毛病。”
妈妈是在中央在延安办的一个保卫工作训练班上，与曾参加广西白色起义，后跟随中央红军万里长征的幸存者之一，也就是我的爸爸，认识的。因为爸爸是军人，与他的结合，也就意味着转战南北，动荡生涯的开始。一九四五年夏天，我大哥还不满半岁，爸爸就得告别妻儿，奉命随干部团南下，准备增强共产党在华中地区的力量。当部队行至河南时，正赶上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中央决定改变计划，这批南下干部立即北上，去东北创建新的根据地。
一九四六年初，由于国民党进攻延安，局势紧张，中央决定从延安疏散。当时正在中央党校五部当文化教员的妈妈，也属疏散人员。但由于不知爸爸的去向，便写信给朱老总。从朱总的回信中，才得知爸爸转道去了东北。于是，妈妈拖着个刚满周岁的孩子，同另外二十多人为伍，离开生活了七年多的延安，踏上了障碍重重，通往大东北的征途。直到四六年秋，途中辗转大半年之久，妈妈才在一行人的掩护和爸爸派来人的接应下，与在冀热辽分区二十四师的爸爸久别重逢。
我的二哥也出生在硝烟弥漫的战火年代。妈妈当时虽有身孕，妊辰反应又重，可是还得跟着身为指挥官的爸爸，随部队连续行军。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哥在热河赤峰出生后的第三天，爸爸就率领部队出发作战去了。由于战事的进展，产后刚八天的妈妈，不得不拖抱着两个婴，幼儿，跟随部队行军转移。那种日子，能把命保住就是万幸，哪里还有做月子一说？妈妈的健康因此受到了严重的损害。然而，正是延安那场政治磨难，以及艰苦的战争岁月，把体质虚弱的妈妈，练就成了一位具有顽强意志和坚定信念的坚强战士。
妈妈一生都在以她惊人的毅力，顽强地与命运抗争着。还是在那场空前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中，爸爸因有当年在红一军团，四野和空军工作的那段历史，被莫须有地加以“林彪集团骨干分子”之罪名，惨遭诬陷迫害，身陷囹圄，从一九七三年初至一九七八年底，长达五年零八个月之久。值此期间，爸爸杳无音讯，生死不明，同家里完全断绝联系。而做为子女的我们，却都在各自不同的岗位，在不同的程度上受到牵连，打击和排斥。在那段极度困难的日子里，是我们的妈妈，顶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和内心的痛苦，为我们树立了强有力的榜样。她教育我们要顽强奋斗，不卑不亢，不向厄运低头，坚信正义必胜。“四人帮”粉碎后，爸爸终于平反，恢复了名誉和自由。然而，由于被长期与世隔绝，独身监禁，爸爸这位参加革命五十多年，久经沙场的老将，已被折磨得身患绝症。回家仅四年，终于一九八二年十月十一日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爸爸的遭遇及逝去，对妈妈精神和身体上又是一次残酷的打击。在悲痛欲绝的同时，妈妈对共产党内奸臣仍逍遥法外，且依旧高官厚禄的腐败现象，百思不得其解，痛彻心肺。然而，为了我们几个孩子还能有个家，也为了目睹那群卑鄙政客的应得下场，妈妈一如既往，昂首挺胸地做人，不屈不挠地生活。长期以来，妈妈虽离休在家，却从未停止过对自身素质的提高。她关心天下大事与人间疾苦，天天坚持读书看报，因而知识面广，并具有相当高的理论水平和文化修养。妈妈还特别注意锻炼身体。身体条件允许时，就站着练，练久点儿；身体条件差些时，就坐着练，少练会儿。仅从妈妈几十年如一日，雷打不动地坚持锻炼这一点，就不难体会她那超人的毅力和自律。
一九九三年的四月，是个极为不同寻常的月份，它在我们家史册中占有重要而辉煌的一页。四月初，妈妈突发大面积心肌梗死，全身多脏器衰竭，陷入昏迷状态。在急救室抢救了整整十天，全身插了许多管子，气息极其微弱。全家兄妹几人除我之外，都回到了妈妈身边，轮流在病床前守候。当时大夫对妈妈的恢复已不抱任何希望，明确表示要家人着手为妈妈准备后事。可谁能想到，已经昏迷了五天的妈妈，四月八号那天突然清楚地说想吃东西。大家真是喜出望外！更为神奇的是，四月八号这一天，正是我女儿在异国他乡问世的一天。当我大哥在病榻边将这则喜讯向几日未睁眼，气息奄奄的妈妈报告之后，只见妈妈眼皮稍动，脸上泛出了会心的微笑。自打那一刻起，病房里出现了奇迹：妈妈的病情每分每秒地开始向好的方向转化！连大夫们都为之震惊，他们异口同声地宣称，说这在医学上无法解释，是医学史中罕见的奇迹！更令他们万万想不到的是，妈妈不仅走出了急救室，两年后竟然离开了医院，回到家中又与小女儿（我的妹妹）一起生活了将近五年！
正当妈妈在与死神进行着殊死搏斗之际，大洋此岸的我，也在生死线之交奋力挣扎。那天正值我分娩。稀里糊涂中，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也不知为什么，产房里突然出现了许多莫名其妙，跟接生毫不相干的人。他们进进出出，各个神情严肃，各尽其职地挨着个儿，往我身上七七八八地连接了一大堆东西。我当时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根本顾不上探个究竟，心底却生出几分怨气：我生孩子，你们跟着凑什么热闹？莫不是拿我当实习对象或试验品不成？
好一番挣扎后，当得知平安落地的是个女儿时，我如愿以偿，开心地笑了，心里那个甜哟！可全然不知自己当时距离死神仅仅咫尺之遥！还是当大夫见我幽幽然从死亡线那一边晃悠到了这一边，安然脱险后，才向我及一旁的丈夫和盘脱出事实真相，解释了我分娩中所遇到的险情及可能发生的后果。听了之后，我是连倒抽一口冷气的劲儿都没了。丈夫听后，感叹不迭，“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婆婆听后，泪流不止，后怕无穷。
原来，我所遇到的是一种不常见，亦无可防范的状况，医学上称作“羊水栓塞。”即分娩时羊水进入血管，造成血管栓塞，血液循环障碍，体内含氧量骤降。出现这种情况很危险，轻则导致昏迷，重则造成死亡，而且死亡率相当高，竟达百分之九十七！更可怕的是，当出现这种情况时，医方一般不采取任何抢救措施，任凭病人听天由命，正如大夫亲口对我说的，他们对此束手无策。（“We can’t do anything about it.”)因见我将信将疑他们竟然能见死不救，他又补加了一句：“我们就曾在这儿，”他用手指着我的产床说，“看着几个人死去的。”（”We’ve been watching people dying RIGHT HERE.”)原来，他们在发现我出现了羊水栓塞后，果真没有对我进行过任何抢救，反倒站在一旁，眼睁睁地等着看我如何走进死神的怀抱呢！而在我身上连接的那一大堆玩意儿，都只不过是在为他们时髦先进的仪器采集各种数据而已！
殊不知，妈妈和我遥遥万里，天各一方。冥冥之中，我俩倚着某种同样神秘的力量，双双闯过了死亡线，活生生地挣脱了死神的束缚。莫非这就是命？我倒更愿意相信这是托了我女儿这个小天使的福！！
就象妈妈的大夫一样，我的大夫也被我的起死回生深深镇住了。我永远不会忘记他那一脸的惊讶和一句维妙维肖的感叹：“Somebody must have been watching over you!”(准是有人在呵护着你呢！)至于此乃人者？神乎？我无从考究，也无须考究，因为对我来说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妈妈，女儿，和我，我们这血脉相通的祖孙三代，继贝多芬之后，又心心相印，息息相连地，共同谱写了一首意义深远的“新命运交响曲”。
时隔近七年。这一回，妈妈真的走了。生前，妈妈曾多次交待，要把自己的躯体交给医学界：“有用的，能用的部位，就让他们用吧，也算是为人类做点儿贡献。”临终前，妈妈坚持不去医院，为的是不再给人增添任何麻烦，不再多花国家一分经费。也在临终前，妈妈嘱咐我们，别忘了给她已接济了多年，在解放天津时为掩护爸爸而负伤还乡的一位老警卫员汇款。再后来，妈妈无语了。她默默地离我们远去了。
妈妈的一生，是不屈不挠，顽强奋斗，无私奉献的一生，既平凡，又伟大。我永远怀念我的妈妈。
二零零一年四月九日－十八日，于美国
阅读次数: 24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