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国运

论中国国运
作者:全钟祥
拙文前三章写于1994年4月与5月，后两章写于1994年秋。第四章多次改动，1996年冬定稿。谢谢转载或发表。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漫长的社会史里，专制皇权根深蒂固；重农牧抑工商的经济制度与诗文经典为主的文化构成一种完整闭塞，自我循环的社会模式。它自持天朝大国，对外惟我独尊。面对这个地广人稠，遥远偏僻，贫穷落后，自我陶醉，顽冥不化的东方大国，谁试图从外部施加作用力以促其转化，实在是蚍蜉撼大树，徒劳而已。就目前言，甚至大印度，黑非洲地区的社会成长也较中国来得容易些。因为大印度能接受自由世界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意识，而黑非洲的人口密度要小得多。当一个世界人道主义组织讨论起支援中国内部正义力量却深为自己杯水车薪的作用摇头叹息的时候，当千千万万海外华侨倾囊相助世代献身而无济于事的时候，单单为此惋惜与遗憾是不可取的。我们不妨一点一滴分析和挖掘其必然性，再综合设计并附著行动，力求靠中国内部力量来改变它的命运。首先，我们从历史出发，分析中国传统社会的模式。

第一章：畸形的社会历史
同古希腊古罗马的原始军事民主制相仿，古代中国的四岳十二牧会议制度限制了部落联盟首领的权力。然而，在原始军事民主制时代，中国没有萌芽性质的三权分立制度。从目前考古资料也找不出与氏族贵族会议即四岳十二牧会议并立的公民大会。这种贵族共和制导致部落联盟首领的权力不断扩张。而最关键的是禅让制不完善—部落联盟首领终身任期制。这个终身制使古代中国部落联盟首领易于扩张权力，结党营私，对抗氏族贵族会议，并逐渐控制它，直到把它变成自己和后任独裁统治的工具。①我们知道，四岳十二牧会议曾先后推选尧舜禹做部落联盟首领，他们也都受到前任的长期考验，在群众中树立了威信，从而顺利地继承了首领职务。相反，尧子丹朱，舜子商均却在政治斗争中失败了，后来被传统舆论作为“不肖”的典型。②到禹当上部落联盟首领后，四岳十二牧会议推选皋陶为继承人。③皋陶不幸先于禹死。于是，伯益被推选为继承人。④伯益资历浅，无威望，无党羽。禹虽同意伯益为继承人，但不给他实权，阻止他培养班底。相反，禹凭借多年的治水活动和行政活动，培植了大量的政治羽翼，形成强大的政治集团。⑤禹暗中培养自己的儿子启，启和他的亲信掌握了许多权力。⑥禹死后，伯益按例居丧三年便谦让首领职位。各部落首领慑于启的威力，都远离伯益而朝见启，连讼狱者也求见启而不找伯益。⑦在一片讴歌声里，启继承了部落联盟首领的位置，而伯益却避居箕山之阳。后来，启杀掉伯益，诛除胞弟武观，镇压了叛乱；废除了禅让制，实现了“家天下”。
由此，古代中国社会舆论主流由崇尚民主过渡到崇尚君主，并在世俗政权支持下，逐渐稳定下来。虽然后世不断有人重提“禅让”，但都不是为恢复军事民主制，而是假借历史成例为僭主们提供谬论依据。
①从“太康失国”到“少康中兴”，夏的“家天下”更加巩固了，世袭君主制度得以强化。②商代又借用“天子”名份的原始迷信，把它发展成为政教合一，君权神授的君主政治理论。③西周时期，君主政治理论被类推到各种社会人际关系中，建立起“宗法制”，形成繁琐的一套“周礼”，培育起族权和夫权，实现了日常生活专制化—家长制，使社会意识形态和行为规范系统化。④春秋战国时期，代表个体手工业者利益的墨家学派主张选举贤能的人做天子，诸侯国君和各级官吏，主张“兼爱”，“非命”，颇似近代欧美的“博爱”，“自由”等观念，使民主平等思想在百家争鸣中成为“显学”。但是，它得不到世俗政权的支持，且因为私营手工业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薄弱，“工商食官”的官营垄断手工业经济力量排挤，不久就衰落下去。相反，儒，道，法三家学说却从不同的角度和深度，直接间接地为君主专制的政治服务。⑤秦统一后的许多措施是法家理论的运用和发展。⑥西汉搞“外儒内法”统治术，还崇尚黄老之学，形成“外儒内法中道学”理论体系，董仲舒又给君主统治披上宗教性的神圣的外衣—“大一统”。⑦这就完成了意识形态与专制主义皇权政治的明暗双簧配套。它成为禁锢中国民众两千多年的精神枷锁的楷模，扭曲着国民的人格和民风，塑造了畸形的社会心理意识和行为规范，导演了绵绵不绝的畸形社会历史。
当今仍有一些学者以中国传统文化的连续性佐证它的优越性。①然而，如果我们来分析它的历史作用，就会发现这种以等级观念为核心的儒教文化既不能发展生产力，又未能促成“天下大治”；②它既不为民众服务，也不为百官服务；③它翻来覆去只为皇帝一人服务！因此，它能得到任何一位征服者的宠爱和推行。④它适应专制社会，于是长期地强劲地桎梏着社会，连绵不断地导演着畸形的历史剧。与此相反，古希腊古罗马文化饱含民主平等思想，不适应弱肉强食的强盗横行的等级森严的专制社会史潮流，被暴君僭主们极度仇视着践踏销毁了。在古代中国的历史上，墨翟以后东晋有鲍敬言，元代有邓牧，清初有黄宗羲等，屡次提倡民主普选制，屡遭打击。

重农牧抑工商的经济制度有力地配合着这种精神文化枷锁，使民众无力公开挣脱这种精神束缚。于是，畸形社会史无限循环。这一点，通过两种社会经济模式的对比，便可获得鲜明深刻的认识。例如在10—12世纪，西欧经济体制与中国的微小差别是政府对手工业的态度。①以私营为主的西欧手工业发展很快，迅速摆脱家庭手工业或庄园手工业的局限，成为专门的个体手工业生产行业。②逃亡的西欧手工业农奴建立起工商业城市，演化出同农庄经济相对立的城市经济模式。这繁星般的中世纪西欧城市跟古代中国的城市不同，它们的职能是工商业。古代中国庞大的城市例如长安，洛阳虽然有更繁荣的官营垄断工商业，但其主要职能是政治和文化。那种人口规模达百万的巨型城市不是个体手工业者自主建立的，而是工商业者依附政治机构发展起来的。③11~12世纪，工商业城市遍布欧洲各地。城市经济是商品经济，它的兴起促使自给自足的西欧农庄经济走向商品化与专业化，加强了各领主领地的经济联系，加速了西欧社会自然经济的解体。④城市经济力量壮大起来以后，就要求在政治上摆脱专制领主控制，争取自治权。通过赎买，暴力或者兼而有之的方式，绝大多数西欧城市获得自治，发展成为独立的城市共和国。这种城市共和国反对君主专制，盛行贵族共和制，重新崇尚民主平等精神，唤起了对原始军事民主制的向往。⑤城市共和国内部主要矛盾是城市贵族和市民平民之间的斗争。佛罗伦萨，科伦等城市的行会向城市贵族夺取政权后，民主制度进一步发展。⑥城市里的学徒，帮工组织兄弟会，友谊会等早期工会展开斗争使民主意识更加普及和深化。⑦正是繁荣的工商业经济成为西欧民主制社会政治模式成长的根本的主要的推动力，而不是以后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运动等。
古代中国盛行小农经济制度及其理论，使重农牧抑工商的经济系统自我封闭，自我循环，使民主政治制度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无法形成，导致了社会成长机制的萎缩。即使多次受到游牧民族的冲击，重农牧抑工商的社会经济形态依然如故。在皇权政治和规模巨大的官营手工业排挤下，私营工商业经济发展缓慢。专制统治者在社会上歧视私营工商巨贾，在经济上重税盘剥，在政治上机械控制官营“匠户”的人身自由，限制工商豪门入仕，甚至以专卖，统购等僵化手段扼制流通环节。然而，最为深刻的还是精神枷锁。在“以末致财，用本守之”，“农业为天下之本务”的农本思想支配下，富商巨贾经济实力达到一定规模后，纷纷转向田地产业和高利贷业，限制了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转化，削弱了独立的工商业阶层，使政治上的官僚地主统治阶层在经济上也永远占统治地位。于是，皇权政治统治模式千古不移；自然经济周而复始循环下去。
西欧国家在新航路开辟后，殖民扩张和掠夺引起价格革命和商业革命，商业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进一步壮大，而以固定地租为收入的领主阶级的经济统治地位瓦解了。经济上新统治阶级要求变革旧的政治统治模式以发展新型经济。英国的农业经济由小农生产通过“圈地运动”转化为资本主义大农场经营；在欧洲大陆，重商主义由法国传播到其他许多国家。欧洲专制王权在18世纪不断强化的同时却积极支持了私营工商业经济扩张，不自觉地削弱着自身赖以存在的小农经济，自掘坟墓，注定了灭亡的命运。首先摧毁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尼德兰与英国都是依赖相对强大的私营工商业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由资产阶级团结和领导农民打败旧势力，完成社会变革的。其中，尼德兰以弹丸之地聚集300多个工商业城市，号称“城市之国”。
遥远偏僻的地理位置限制了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规模，地广人稠的国情使西方影响难以普及深入。于是，中国的畸形社会模式顽冥不化，像一块坚冰。

①耻辱的中国近代史唤起了国民的觉醒，呼吁学习欧美振兴祖国的志士滚滚涌现。②《海国图志》与《资政新篇》系统详备，《少年中国说》热情澎湃，《革命军》慷慨激昂，《猛回头》铿锵有力，《警世钟》声嘶力竭地呐喊，《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满腔热望地叫嚣“““③它们是脍炙人口的野味；它们是醉人的烈酒；它们是血泪交织的诉讼状；它们是扣人心弦的战鼓声。④整个中国思想界像奔腾的泥石流，像疯狂的海啸，像撕人心肺的沙场，像面临地动山摇的末日。⑤所有的仁人志士都愤怒地谴责旧道德，都无情地鞭挞旧制度，都热中于高谈阔论偏袒扼腕，都满怀信心地展望新纪元。
九十年代的今天，我们再返思本世纪的历程，一切如过眼云烟；禁不住有虎头蛇尾之感黯然神伤之愤，禁不住怆然欲泣！，
感慨之余，我们就该理智总结和筹划，如果中国尚未自暴自弃，还没有因心灰意懒而玩世不恭的话。

第二章：一百多年来中国再落后的总结
当中华民族处于内忧外患，水深火热之时，社会各阶层精英志士奋起拯救。魏源著《海国图志》将学习西方这一时代课题理论化；洪秀全发动教民起义，力图建立太平天国；洪仁蹲收缕废低诚昃〉靥岢鼋⒑头⒄棺时局饕寰煤驼沃贫龋谎笪衽晒倭乓浴爸醒澹餮谩蔽倒疑妫晃屡芍髡啪髁⑾芎托嗣袢ǎ灰搴屯藕推渌窦浠岬骋笄酃饕迩致允屏Γ涣⑾芘沙型逭陨隙赂男抡危桓锩梢猜玻⒚裰鞴埠凸涣菏楦恪跋绱褰ㄉ琛保魂萄舫跬菩邢卣ㄉ瑁还竦秤萌裰饕褰ㄉ柚泄还膊骋揽勘┝Π崴饺瞬撇窗焐缁嶂饕濉?
然而，先进的知识分子注重介绍学习西方社会制度，却未致力于斗争夺权实现理想；洪秀全建立新天朝而不能建立新社会模式；洋务派舍本求末；维新派力不从心；义和团偏执蛮干；立宪派流于空谈；革命党组织涣散；梁，晏的努力无补于事；国民党多灾多难；共产党荒唐野蛮。①简单归纳一下就是所有的政治方案都未兼备两个条件：强有力的政权基础和通晓西方政治经济制度的大批改革家。②继续探讨下去，就应该注意到近代中国缺乏一个扎根于深厚的工商业经济中的社会新阶层。③于是，被热情渲染的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纲领就缺少经济基础和社会阶级基础，社会无法为它拼凑出强有力的政治军事支柱。④于是，被饥寒驱使和人为煽动起来的农民和破产农民出身的苦工漠视那些空洞虚幻却富于热烈渲染的共产主义理论的可行性，盲目地踊跃进入政治祭坛；而血肉筑成的极端专制的强权却长期地恣意地用荒诞无稽方式折腾着国民和国民的各种生活。⑤于是，一百多年来中国再度衰落了。
要想深入探讨和总结中国再度衰落的原因，我发现应该辨析在不同时期内中国思想界的几种主流思想，同时比较中日两国近代史。因为一般看来在1840年前与中国类似而后来与中国有天壤之别的国家中，日本最典型。

①从鸦片战争到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思想界的主流认识是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以军事卫国。洪秀全以宗教形式提出的经济平均思想仅限于愚昧无知的部分粤民接受，仅限于太平天国前期的经济政策；洪仁摹蹲收缕匪渖钊氲焦睦⒄棺时局饕寰煤驼沃贫龋谕牙胧导牙肱┟瘢吆凸眩抡颇衙斐梢恢娇瘴摹?
②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宣告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舍本求末思想彻底破产，《马关条约》的签订激怒了全国。在民情骚动北京哗然里，中国思想界认识主流迅速转向激烈要求进行近代化变革，移植西方经济制度和社会政治制度。③经过义和团运动，连清廷洋务派也转而倾向“新政”了。中国思想界的主要救国意见取得共识，只是在社会变革的实现方式和推进速度上展开论战和斗争。
④中国社会思想认识的良性成长，解放了国民的精神。到20世纪初，甚至是偏僻落后的山村都能意识到中国社会发展苗头了。精神上的解放打击了等级观念，促进了平等观念和民主意识的成长，并随着新式学堂的广泛建立和留学救国思潮的滥觞而加深。帝国主义的掠夺，衰落王朝的盘剥以及连年灾荒使广大劳动人民日益陷入破产无聊的境地，各式各样的反抗斗争普遍展开。于是，旧社会人心惶惶，旧王朝岌岌可危。
⑤光绪帝死后，保皇派失去了目标。1911年5月“皇族内阁”骗局真相大白后，许多沮丧的立宪派知识分子和地主官僚彻底绝望了。于是，对社会变革进行方式的论战也平息下来。思想界万马齐喑不言而喻通过民主革命建立民主共和国成为中国思想界认识的主流。
当中国思想界认识主流成熟发展的时候，社会经济模式的成长变化却极为缓慢，令人伤心焦躁。尚处于婴儿时代的民族工商业资产阶级处于仰人鼻息的窘境。①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产生的近代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到辛亥革命前，资本在万元以上的厂矿约700家，资本总额1.3亿多元。而1904年美国已有21万家企业，资本在100万美圆以上的有1900家，两国无与伦比。显然，相对于中国辽阔大地的小农经济来说，这点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只是一种调味品。②在社会政治力量角逐中，它根本不能采取有效行动支持代表其利益的政治团体。相反，由于近代中国工商业资产者大部分是官绅或通过捐献成为官绅，现实地位使他们倾向于通过特权来发展工商业经济，而对资本主义经济纲领不够热心，不存幻想，甚至追随封建势力反对革命。③辛亥革命建立起来的民主共和国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产物，而是以反满清王朝和摆脱民族危亡为目的，通过知识界的宣传鼓动，依靠海外华侨和青年新军官兵的志愿，人为地移植到一个以小农经济和殖民地经济为主的贫穷落后的大国。④它刚刚建立就因为缺乏国内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支持和农村租税的支撑，困难重重，分化变质。当“二次革命”失败，民主共和国尝试流产后，中国人就难得一天民主自由的日子，他们在本世纪里一次次由满怀希望到痛苦失望。⑤在这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巨型国家里，民主制度的经济基础必须逐步创造。在短时期内，哪个专制恶魔的喽罗最众多，百姓就必须把收获物奉送到他的勒索贡品的祭坛，以满足其血食的欲壑。
①军阀割据混战局面形成后，保皇分子，封建余孽甚至外国传教士都像没头的苍蝇，纷纷诋毁民主共和制，鼓吹尊孔复辟。社会上又流行起鬼神迷信；一些庸俗文人混水摸鱼，以下流书刊黑幕小说渔利。曾经支撑国民信念的民主共和制精神支柱倒塌了，中国社会思潮陷入众说纷纭的混乱状态。
②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首先掀起文化思想上的革命，使疯长起来的社会思想继续疯长，使处于痛苦，彷徨，苦闷和茫然中的许多精英知识分子纷纷皈依在他的旗帜下宣扬文学革命，启发国民的民主觉悟，为实现名副其实的民主共和国创造条件。③俄国十月革命的侥幸成功却迎合了部分急于求成而失去平衡的过激分子。他们狂热地盲目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在共产国际异常热情的支持下流毒泛滥，愚弄年轻一代，愚弄文盲半文盲。例如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它的全国代表平均年龄仅28岁，外围组织少年共产党则由一些娃娃组成。
④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各种社会思潮蜂涌而至，广为流传。中国思想界里各派学说竞起争鸣。马克思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工读主义，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合作主义以及“好人政治”，省自治，制宪救国，废督裁兵等形形色色的理论热中于用华丽辞藻构筑一座座空中楼阁式的繁琐方案来改造中国，而不去深入考察它是否有社会基础，是否反映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结果，它们不是很快破产，就是招摇一番而归于破产。⑤虽然改良主义，实用主义，平民教育等方案认识到循序渐进开发实业，兴办教育才能使中国涵养民主制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逐步实现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但是它们不敢面对当时军阀割据混战局面如何消除问题。
⑥通过俄国别有用心的帮助倒不是本国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支持，1924年5月国民党创办了黄埔军校，建立起新式军队，紧接着以武力消灭或震慑了各地军阀。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改良主义和平民教育才初步具备可行条件。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似乎是望而可达了。到1936年，“五五宪草”的颁布，国大代表的选举，经济的焕然一新，国民党内部的统一，都足以使国民有理由憧憬一个繁荣富强的未来。⑦然而，多灾多难的东亚古国竟未能如西亚土耳其幸运。中华第二民国仍然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产物。这次凭借了俄国的支持和民心所向下产生的政治优势，通过人为地加强武装建立起民主共和国，工商业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仍非常薄弱；被迫实行的“军政”“训政”又饱含独裁成分和封建残余。何况，它尚未历尽劫数：东方强邻虎视耽耽，贪得无厌；而共产党藉西安事变获得了一个苟延残喘的条件。

我们现在提起共产党，闻者无不为之深感头痛，像这样一个愚昧落后，野蛮残忍的政党（据1949年下半年统计，在320万中共地方党员中，农民占83%，工人占5.78%；文盲占69%，小学文化程度占27.66%，中学程度占3.02%，大学程度以上占0.32%），有不少国家深受其害深恶痛疾，经过长期忍耐终于砸碎了它的枷锁。但是在当今中国，它更加奸伪阴毒：隐蔽地吸食百姓，盘剥商贩；禁锢着知识分子，牢牢地控制着军警，妄自尊大，作威作福，妄图制造一个万马齐喑，唯唯诺诺的僵化社会；妄想永远醇酒妇人，靡烂下去。稍许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共的一些可怜经历，也领教了它长期无耻粉饰其本质，不讲常识制造骗局吹嘘标榜自己。自1989年的“六四”大屠杀以来，有良知的中国人深感国难当头，在魔怪喧嚣中不知道这种血腥恐怖何时是一个尽头！有人将这个问题与“老头子”的死活联系起来，有人认为要等到2000年，有人则悲观失望准备至少再忍耐10年！
中国共产党是一系列偶然因素多重扭曲的产物。①当民主共和国精神支柱倒塌后，中国思想界在殚精竭虑下陷于释手无策一筹莫展中，很少有人认识到社会经济运行产生的政治要求是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②西欧文艺复兴的启示却使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这类急于求成的过激分子在肤浅的思想文化上大做文章，鼓吹“文艺救国”“精神救国”等海市蜃楼式的方案，并驾驭着朝气蓬勃，热中政治却一知半解的广大青少年鼓噪一时，同时塑造着那个时代青少年的灵魂。这种不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却虚张声势以意识形态来改变上层建筑的做法是一种舍本求末，缘木求鱼式的徒劳。以后我们将看到，任何一种社会运动，单靠知识分子鼓动而没有经济上强大独立的阶级基础，惟有以似乎是轰轰烈烈的悲剧告终。这种只有优秀的旗手和号手而没有粮草和战士的阵线经不起乌合之众的冲击！
③正当中国思想界纷纷扬扬地谈论着民主共和国的实现条件时，俄国十月革命的侥幸成功以及它建立了一个不同于以往人们心目中楷模的国家，使彷徨中的中国思想界立即对此表示了过分的关注。1917年11月8日俄国新政府颁布了一条从未兑现的法令：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沙皇俄国在国外攫取的全部特权。中国思想界为之倾倒。④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隆隆炮火，威尔逊和平倡议骗局的曝光，巴黎和会的肮脏交易连续不断地败坏着西方民主共和国的典范形象。中国思想界乃至社会各界层彻底灭绝了对西方民主文明社会的向往，并由于怒不可遏而陷入歇斯底里之中，终于引起一场火山爆发—“五四”运动。⑤俄国新政府见机行事，趁热打铁，立即于该年7月25日发出第一次对华宣言，抛出一系列空头支票，使未曾体会到共产党劣行的中国新一代不谙世故的知识分子死心塌地了。在领教帝国主义伎俩的痛苦和谩骂中他们确信了帝国主义学说以至马列主义，从此成为其精神俘虏，齐心协力使整个国家盲目追随俄国“教士”，导演出半个世纪的恶作剧和闹剧。
⑥当此之时，共产国际为贩卖马克思主义，扩大欺骗效果，对政治破产的孙中山加以扶植和利用，把中国共产党打入中国国民党，攀高接贵，虚张声势。但是，共产党的恶劣行径引起了国民党员以至大多数国民的反感。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粉碎了俄国人的阴谋。⑦中共于是提出赤裸裸的法西斯口号：“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流窜到极端落后贫穷闭塞的山野，聚啸绿林，与土匪勾搭，到处推行强盗政策，剥夺富裕农民而勾引贫穷农民，蜕变为一种内部血腥倾轧，对外肆无忌惮，野蛮嚣张的极端黑暗力量的核心。⑧它借着抗日战后国民党精疲力尽，中国大陆赤地千里强盗蜂起的有利时机，迅速膨胀起来，建立了一个恶毒的政权，通过农村包围城市，走以黑暗专横吞噬文明民主的道路，把中国社会一下子倒退到太古洪荒时代。

近代日中两国社会变革一成一败的真正原因在于中国小农经济根深蒂固，普遍而稳定。官绅地主不仅在政治上居统治地位，而且在经济上对独立的工商业者取得压倒优势，资本主义近代化变革缺乏经济基础与阶级基础。日本幕藩封建统治阶级在经济上处于仰人鼻息的窘境，幕藩财政经济严重危机；而资产阶级性质的豪农豪商在经济上凌驾于幕藩封建统治阶级之上，要求变革旧的封建统治秩序以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近代化变革有坚实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
近代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从地主，官僚，买办，商人和华侨中转化而来的。在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中，封建经济的代表—地主官僚创办或投资的企业在数量和投资总额方面都占绝对优势。①到1894年，资本在万元以上的53个商办企业的总资本为470多万元；同期19个洋务企业总资本达1600多万元。②据统计，1872—1913年的145家民族资本企业中，创办者和主要投资人有202人，其中地主113人，商人37人，买办50人。③在甲午战争前，中国产业工人约9万，在外资企业中有3.4万，在中国近代军工企业中有1万多，在近代矿业中约有2万左右，在煤铁纺织业中有6千，而在民族资本企业中仅有2.7万人。④甲午战后几年里，民族工业资本在10万元以上的厂矿的资本额占投资总额的93.3%，而这类厂矿大多是官僚与地主投资创办的，倒不是工商豪右创办的。⑤这些创办近代企业的地主官僚主要凭借田庄和特权发展经济力量，因而不像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化的新贵族那样积极参与近代化变革以发展资本主义经济。
近代日本的幕藩封建领主经济陷入深刻的危机中。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幕府，财政赤字年年达60万两白银，虽几度铸造劣币或加税都难以补救。日本不断出现以全部贡租收入都不足偿付欠债利息的封建领主。例如19世纪前期萨摩藩累欠债务达500万两白银，而财政年收入仅35万两左右，连付债务利息都不够。到六十年代末，借外债的藩有37个，欠外债400万日元（当时的旧币日圆）；到1871年，277个藩的内外债务达7813.3万日元（当时的旧币日圆）。
与此相反，近代日本的资本主义经济蓬勃发展。①其实，早在16世纪前期，日本就有200多个繁荣的工商业城市。有一批城市还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治权。例如堺市就拥有自己的法庭与军队，市政由36人组成的合众会管理，被欧洲称为“东方的威尼斯”。②19世纪前期，以“三都”（大阪，江户，京都）为中心的全国市场和工商业城市发展起来，大商业高利贷者在经济地位上已超过一般的封建领主阶层。例如大阪豪商贷给当地大名6000万两白银，年利息折合大米300万石，出现“大阪富豪一怒，天下诸侯惊惧”的局面。③在农村，商业性农业与手工业发展起来。资本主义手工工场的发展在一些先进地区占据统治地位。富农和商人通过领主承包，开垦荒地或收取无力偿还的债务人的抵押土地，成为豪农。④资产阶级化的豪农豪商在受幕藩封建领主经济剥削的环境下力量逐渐发展，迫切要求近代化政治革新。⑤外样大名在政治上无权，但借“天保改革”发展了资本主义经济，也日益要求进行近代化政治变革。⑥幕藩封建统治的支柱力量武士阶层占日本总人口的1/10，因为旧的封建经济崩溃，生活困窘，恨主如仇。他们被迫从事工商业经济，也接受了近代西方社会政治学说，转变为倒幕派的骨干力量。⑦这种由于经济生活作用产生的革命力量，能够获得巩固的根据地，并凭借雄厚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领导农民推翻幕府封建专制政府。
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受到双重压力和限制，十分缓慢。①1872—1911年民族资本总额为1.3亿多元，较快发展的1912—1919年新增资本也只有1.3亿余元。②同时，由于近代企业地区分布的大分散小集中，在整个社会经济中一个个被分化孤立起来，民族资产阶级难以联合起来支持代表其经济利益的政治团体。③维新派组织强学会，保国会的活动就局限于地主官僚知识分子而不是工商豪右。它们不能凭借自己独立的阶级基础进行武装斗争，反而由于上层官僚的背叛和攻击，迅速解体。④革命派团体同盟会的成员则局限于海外留学生，反满爱国志士，民间会党，地主知识分子甚至投机分子，主要受到海外华侨资本家的经济支持而缺乏国内民族资产阶级的帮助，无法在国内获得强有力的经济基础阶级基础和巩固的根据地，怎能在一个大国成功地进行革命？它实质上有名无实。⑤对于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同盟会内部许多会员各持己见或信心不足：南京临时政府一开始就财政困难，难以运行；辛亥革命后同盟会成员热中于跟立宪派，旧官僚厮混，袭取名位；南北和谈期间为保住名位则不断迁就妥协；宋教仁被刺后，连黄兴也对武装讨袁缺乏信心，大部分国民党议员空喊“法律倒袁”。⑥等到袁世凯准备就绪，步步进逼后他们再被动应战，就注定了“二次革命”的失败和民主共和国的夭折。
①相反，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雄厚的近代日本倒幕派迅速提出“草莽崛起”思想，并经过“草莽联合论”发展到“草莽武装论”。②其代表人物高杉晋作得到国内大资产者白石正一郎的帮助，在长州藩组织一支草莽武装—奇兵队。它由爱国武士，豪农豪商，农民渔民，猎人和僧侣等组成。③同时，长洲藩倒幕派其他志士也组织了类似武装，并联合起来，粉碎了幕府的两次征讨。④至于倒幕各藩结盟，进军京都，成立新政府，彻底平定叛乱，推行近代化变革等都是水到渠成而已，无须深究。

第三章：国情决定与历史速度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20世纪中国长期并存着90%以上的落后农牧业经济成分和少数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成分，决定了各派政治力量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的强弱，从而注定了中国社会上层建筑模式的反复演变。
20世纪初，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认识到近代化变革这个显而易见，确凿无疑的历史大趋势了。争论退入实现的途径上—谁能真正实现变革。大家都集中在变革的必要性上意气风发，没有谁的思维问津困窘的可能性。现在分析那时候中国的社会模式，我们应该切记当时落后的小农经济遍布全国，哀鸿遍野。自1872年至1900年，新诞生的中国民族资本经营的近代工矿企业只有156家，资本总额仅5000余万元；1901—1911年新设厂矿340家，资本总额仅1.01亿元。凭这点资本，藉这几百家微薄的资本主义力量在一个地广人稠的国家搞近代化变革，同盟会当然力不从心；立宪派则必然拙于请愿；保皇派将依然承望囹圄中的皇帝；旧官僚显然要仰仗贵族集团；清政府虽然在1906年9月正式发布“预备仿行宪政”的谕旨，背地里却玩弄一套骗局。但是，举国一致的意志使社会历史朝良好的方向前进。1911年5月皇族内阁真相大白后，万姓怏怏，于是在武昌起义后群情激昂群起响应。革命派的虚张声势和袁世凯的软硬兼施终于将老大帝国清除出历史舞台，大多数国民于是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①1912—1919年，中国民族资本厂矿又新建成470余家，加上原有企业的扩建，新增资本1.3亿余元，被称为“黄金时代”。然而在中国这个可怕的大穷坑里，资本主义仍是微不足道的经济成分。纯粹的资本家阶层的经济力量根本无法跟官僚，地主，军阀，买办的经济实力相比。②同盟会不善于开发利用遍地皆是的社会资源—单联络各地会党而不广泛发动农民起义。他们无足轻重的地位和国民可怜的文化素质使悲伤的中华民族自暴自弃了。③社会舆论人为地促进政治模式高度化，后果是欲速则不达。既然民主共和国无法取得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的坚强支持，中国的社会历史只好倒退，政治模式重新与殖民地经济基础相适应。于是，1913年的南北较量结束后，中国社会就恶性滑坡，到1916年终于陷入封建地主军阀割据混战的泥淖中。④然而不久，现代政治理论在热情洋溢的知识分子推波助澜地宣扬下摆脱复辟思想束缚继续疯长；可恨地是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仍辗转不前。这就造成了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严重脱节，越来越流于空谈；使相形之下的北京政府的民国招牌更显空洞虚伪。
⑤正当中国人冷冷静静地痛感“迟迟钟鼓初长夜”而伤心泄气时，在俄国人别有用心地帮助下，孙中山的政治军事实力迅速壮大。不依靠国内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而凭借外国支持和意识形态疯长下民心所向的政治优势，1926年7月广东国民政府依靠学生军，革命军以及部分地方部队进行北伐。由于先进知识分子广泛参加，青年志士踊跃当先，沿途国民热情支援，北伐军迅速消灭或震慑了各地军阀。在粉碎共产党的阴谋后再次建立起近代民主共和国，开始发展资本主义经济。⑥这个凭借军事武装而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支撑的中华第二民国当然有很多落后国情决定的专制成分。既然民主制度赖以生存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薄弱，再一次靠人为力量建立的民主共和国的地位仍然不是深厚巩固的。一旦它遇到更强大的武装攻击，襁褓中的新型资本主义经济成分早殇必将导致政权的变质变色甚至干脆崩溃。
①因为连续10年（1916—1926）的旧军阀割据混战，因为国民党内部派系的继续混战，因为连续8年（1927—1935）的严重自然灾害，中国经济陷于灾难的深渊。随处可见饥寒交迫的难民流离失所，饿殍遍野；草食矿食尸食惨象络绎不绝。无论城乡，满目疮痍，萧凉凋蔽，催人泪下。②于是盗贼蜂起，土匪猖獗；民不聊生，蠢蠢欲动，一触即发。阴谋破产后共产党变态分子在丧心病狂之下普遍展开武装暴动，到处烧杀；甚至提出“杀尽豪绅”，“焚尽城市”，“使小资产者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等灭绝人性的口号，不断掀起“革命高潮”。城乡居民日夜陷于赤色恐怖，惊慌失措。③不过不久，在众怒难犯下共产党分子就孤立龟缩。城市经济逐渐复苏，蒸蒸日上。农村社会也在1934年后走向稳定。到1936年，重要谷物收成价值猛增至56亿元，工业总产值达122亿元，均创历史最高记录。在工业企业中，资本主义生产占58.6%，官僚资本与民族资本的比例为12%∶88%，当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甚至高于1980年前共产党治下的中国大陆。欣欣向荣的经济景气一直持续到1937年7月。④不过，这种昙花一现的资本主义经济繁荣不能支持民国政权而必须靠民国政权哺育。它极容易遭到战火蹂躏而夭折，不能像欧美经济发达国家那样反而产生“战争景气”。
⑤因此，中国的命运不容乐观。在伤心的30年代，她的国民有90%以上是愚昧的农民，有80%是绝对不识字的文盲，学龄儿童入学率维持在1/4左右。落后的青海省每千人仅有两人上学读书，而西康省每万人才有1.7个学生。学校师资力量也严重短缺。⑥衰亡的农村社会给专制的赤匪政权准备了广泛的生存土壤，毛泽东因此炮制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糟糕的一些共产党旁支在城市混不下去了，跑到极端贫穷落后的山村进行蛊惑人心的煽动和欺骗。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潦倒的贫雇农立即响应，扔下农具，到处瓜分富人的田地财物；普通农民在威胁和利诱之下，认准形势，纷纷出头，打家劫舍，乱中取脏。整个赤色地区是非颠倒，天良丧尽！由于推行经济低平均思想（洪秀全的失败尝试），到1932年经济一落千丈，衣食极度艰难。
⑦由于赤匪内部恶劣的派性争夺和激烈火并，由于勤劳本分农民深恶痛绝，由于国民党各派军队一致重点痛剿，赤匪地区纷纷光复。各地赤匪畏罪逃窜，惊魂未定。即使在这种垂头丧气的亡命途中，共产党内部各派仍彼此猜忌，念念不忘施展阴谋诡计进行分裂夺权活动。当1936年冬三支残兵畏缩一团后，张国焘的两万多喽罗立即被以“西征军”的堂皇名义牵入死谷，全军覆没于河西走廊。共产党惯于同室操戈于危难之际，由此略见一斑，何必再论抗战时期的奸伪做法？剩下不到3万的“中央红军”在风雨飘摇中，畏葸一团，四面楚歌，心灰意懒，无可奈何；面对几十万大军层层压来，顿时肝胆俱裂，手忙脚乱，不知所措。⑧仅仅是趁着老蒋与张学良的隔阂，它才抓住幼稚的少帅这根救命稻草，极尽欺骗惑乱之能事，唆使他搞出冒险举动，骑虎难下；勉强插手拣取一条求和协议，以苟延残喘，以养痈蓄疽而毒害中国。
对于中共一贯嚷嚷它幕后怂恿而演成的“西安事变”为合作抗日这类御用官样文章，丝毫也不足信的。早在“九一八”事变后，针对日军无止境的贪欲，中共中央不是号召全党集中力量抗日救国，而是胡说什么“反苏战争导火线”“武装保卫苏联”，充分暴露它为俄国主子卖命的嘴脸。等到丧师失地，狼狈奔窜到陕北后，它急于获取喘息之机，仓皇改头换面，伪装抗日，惑弄张杨。西安事变消息传出后，它登时凶相毕露，鼓噪欲行歹毒。仅仅是在战云密布，古城欲摧，自己朝不保夕的压力下它才无可奈何，收敛祸心，阴谋要挟，从中渔利，得以苟延。等到真正的抗战开始后，它游而不击，东奔西窜，虚声冷枪，活似舞台小丑。

虽然破产的北国阴谋不自觉地促进了中国历史良性发展，但是东邻的野蛮侵略又把中国社会完完整整地推入深渊，使中国历史在1946年6月的内战后迅速倒退到史前蒙昧时代。首先，中日战争给方兴未艾的中国经济以灭绝性毁坏。①本来，中国近代工业集中在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各城市（1936年，关内工业产值的94%以上是由上海，天津，青岛，广州，北平，南京，无锡提供的。而广大内地特别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几乎没有近代工业。占全国45%面积的西北和内蒙，长时期里工业产值仅占全国的3%，占全国23%面积的云贵川藏甘的工业产值仅占全国的6%。纺织工业70%左右的棉纺纱锭和布机集中在上海，天津和青岛；上海一地的毛纺锭约占全国的75%），战争爆发后虽有一些工厂内迁，无奈日军进展迅速，大部分企业遭到战火破坏后落入敌囊并被过度掠夺。②沦陷区的矿山，钢铁工业，公用事业，交通运输等很快被统制起来，由日本政府资本和财阀资本经营，产品被攫取输出。其中，1939—1942年，每年对伪满洲国输出的铁矿石，分别占该年产量的75.5%，91%，75.3%，82.2%；1941年以后每年从华北输出原煤800万吨。统制外工业由日军委托日本公司经营，日本公司直接经营以及日伪合营，共计298家工厂，受到任意征用和盘剥。③农村土地被武装霸占，没收或低价强购。仅“中日实业公司”没收的军粮城，茶淀两家农场土地就达5.6亿亩！鬼子们还用强制统购和直接掠夺的方式输出大量农产品，特别是国民的口粮。④而最为普遍的掠夺方式是20多家日伪银行滥发钞票和军用票。⑤此外，400多万华工和被俘中国士兵被输往伪满洲国和日本本土，受到恶劣奴役，相当一部分积劳成疾而死去。
⑥迁往内地各省的民营工厂到1940年6月底达452家，推动了西南地区工业发展，大后方经济蓬勃成长。到1941年，工厂增至1138家，实缴资本7.09亿元；水陆交通网建成；农业则集中提高了粮棉产量。1942年与1939年相比，谷麦产量由1392万吨增至1865万吨，棉花由64.4万担增至152.9万担。经济上的积极进取有力地支持了前线抗战。⑦但是，西南地区经济增长远远无法弥补巨大的战争创伤。西南地区谷麦最高年产量不及1936年全国1.5亿吨的1/8。棉花产量最高记录不及1936年全国84.9万吨的1/10，由于工业发达地区都被日军占领，战时西南工业规模剧缩，轻重工业甚至中型企业都不多。例如后方各省建立的小型纱厂20多家，共有纱锭3万余枚，而1936年全国纺织业纱锭达380万枚，二者无与伦比。
日本的侵略，使中国经济倒退到近代100多年来的最低点。国民政府财政收入不及战前1/2，军费开支却巨额增长，财政赤字越来越大，经济日益困窘。结果钞票发行由1937年底的16.4亿元增至1945年底的10300余亿元；公债发行达18种，折合现金151亿元,关金1亿元，美金2.1亿元，英镑2千万；还有外债10.478亿美圆，1.5亿英镑，10.3亿法郎。国家被迫采用战时经济政策：猛增捐税，统购统销，引起恶性通货膨胀，物价急剧上升，民族工业衰退，国民生活痛苦。这成为抗战胜利后奔腾式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

当国民政府主力部队正面抗日，浴血奋战时，共产党军队却在敌后捉迷藏：蓄精养锐。扩充编制。①早在抗战初期，毛泽东就召集大小头头在陕北洛川碰头，训示他们主要搞“战略呼应”，保存实力，扩大队伍；拒绝统一调动，虚与委蛇，消极应付。②八路军出动后，他惟恐部下恋战，多次电示“以创造敌后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而言。”此刻，他再也不提打内战时“集中优势兵力，先打弱敌，各个击破”的手段了，再也不敢在日寇面前卖弄手段了。因此，八路军部队迅速化整为零，穿插敌后，收编溃军，壮大自己；吸收党员，发展组织。③1938年5月毛泽东干脆禁止八路军配合政府军作战，要求他们专门在敌后搞组织工作，建立各级各类地方组织和外围组织，偶尔骚扰日军以应付舆论指责。于是，共产党的各种各样组织纷纷落地生根，枝叶蔓延，连结成网；紧密配合，盘根错节，这才真正成为全国性的大党。④在宣传方面，它把这种临阵脱逃的奸伪做法鼓吹为“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⑤针对虚伪抗日，实际休整的做法，共产党内部爱国心未泯者伺机坚持抗战，却被无端压制。甚至连组织一次破击战（抗日期间中共发动的最大战役—所谓“百团大战”）的核心领导彭德怀也受到围攻，被毛泽东喋喋不休咒骂几个月之久。从此以后，共产党官兵完全被取缔作战意识，偃旗息鼓，埋头屯田，明哲保身，自给自足，自私自利；面对前线隆隆炮火，置若罔闻，漠不关心。⑥等到1945年8月抗战尾声时，他们却立即行动起来。连监狱里可怜地被怀疑为特务奸细的大批喽罗也马上得到释放，紧跟着插进东北，抢夺胜利果实，攫取大小官职，使共产主义瘟疫在广大穷苦落后的东北泛滥成灾。
①经过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国各地深重的经济大溃疡陷于无可救药的境地。奄奄一息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使民主共和国面临可怖的政治危机，统治地位摇摇欲坠。包括曾经富庶的江浙闽粤等广大农村地区生活也极端艰苦，甚至富裕农民也不能维持温饱。普通农民和贫雇农更是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他们极度渴望勉强渡命的低平均生活水平。②经济的极端灾难使中华第二民国的城市工商业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严重削弱。由于1946年以后连续三年的洪涝灾害和迁都南京，许多企事业单位纷纷拆迁使西南地区经济文化遽然衰退。③现在，财产私有的经济制度在国民生活处于史前原始状态下无论如何也要倒退到悲凉的洪荒氏族公有制“大同”社会了。只要能过着低平均生活度过性命危机，愚昧落后的农民能够放弃一切权利来响应“共产主义”。政治模式的大滑坡固然不可避免，殊料这次它却滑入深不可测的湘潭中。虽然毛家宗族坐朝的单厢幻梦轻轻破灭，但是这套面戴画皮的机构不仅使袁世凯的独裁政治自愧弗如，甚至使专制皇权也向隅而泣。过去那一个皇朝能如此随便地翻腾芸芸众生并成功地胁使他们强吞怨言如痴如醉地热烈歌颂甚至饭前集体祷告呢？
④通过胁迫和威逼，共产党于1956年底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城市工商业甚至个体经济，小商小贩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把全国百姓剥夺得一干二净，把全国财产转移到共产党大小头头手里。农民成为农业奴隶，手工业者和工商业者又过着三千年前“工商食官”的官奴制工作生活。党政机构里的大小头头摇身变为赤裸裸压榨百姓的官僚权产阶级。他们颐指气使，飞扬跋扈；见者无不阿谀逢迎，胆颤心惊。这种“一大二公”的政府寡头垄断级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实质上是太古洪荒氏族公社时期到早期奴隶制时期经济制度的再版！它的效率如此低下以致经济连年滑坡，农业奴隶成批饿死。然而，最为惨绝人寰的却是那伙魔鬼拒绝国际援助，无耻鼓吹丰收，企图掩盖大批黎民百姓活活饿死的真相。
⑤卡住老百姓喉咙的公共食堂制度最有利于专制程度的加深。大家都被扭曲得活灵活现。独断专横制度凭借无可奈何的原始氏族公社模式于1966年5月开始对上层建筑再加工。它轻车熟路就完成了“全国山河一片红”，水到渠成地进行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按部就班地恢复了日常生活专制化，你还能想出什么恶作剧不能贯彻到穷乡僻壤呢？
⑥1976年夏秋唐山大地震的惊雷终于殛杀了那个巨蟒的丑恶灵魂。从激烈的政治角斗场逐渐凯旋而出的另一个老蛊垂帘听政了。在专横地掌握军队屠杀机器后，他把奴隶制农业经济回复为佃农制经济，使部分手工业者独立经营。这就增添了他们的生产兴趣；现代科技立即促进了农业和手工业繁荣。同时，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乡镇企业和“三资”企业也得到了发展。经济多样化发展使官僚权产企业相对地不断衰退萎缩，依靠特权官价榨取老百姓血汗来维持运营。
⑦农村副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农副产品的增加，商业流通体制的开放，市场的活跃等颇似史前社会经济发展的老路，中国国民经济持续发展了。到1986年底，官僚权产工业企业的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近80%降至68.7%，乡镇集体企业比重由20%升至29.2%。城镇个体工商户由1978年的10多万户发展到500多万户，乡镇企业达1515万家，职员7937万人。绝大多数官僚权产商业改为企业自营或个人经营，推动了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在人类社会新纪元带来的高科技帮助下，中国自由工商业经济成分的迅速繁荣使社会经济成分对比的渐变加速。经济形态迅猛变化迫切要求上层建筑相应地实行政治民主化和公开化，并对政治进一步变革提供了相当强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但官僚权产经济仍占主体。
⑧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总是代表最新型的经济力量首先向旧专制制度冲击。1986年底和1989年春夏的学潮固然被血腥镇压下去，它轰轰烈烈的规模却充分显示了民主制度的阶级基础迅速成长壮大起来。1994年与1986年相比，大陆“国有”官僚权产企业在工业产值中的比重再降至34%，亏损面由“明亏1/3，潜亏1/3”恶性增长到80%。随着国家垄断级官僚权产经济的急剧衰落，自由工商业经济的持续繁荣并成熟，民主制的阶级基础和经济基础迅猛壮大起来。中共奴隶主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衰朽了。经济上居统治地位的自由工商业资产阶级就要求变革旧的统治秩序，发展私营经济。现在，即使未经知识渊博的中西学者的教诲，中国大陆穷乡僻壤的那个雄心勃勃的孩子也能断言共产党专政不可避免地灭亡是翘首可待的事情了。全国人民一致关注的是：它什么时候灭亡，伟大的现代化变革怎样展开？

如果笔者不回答这个关键问题而奢谈国情决定，那未免是雨后送伞。因此，我得简要列出重要年份的大事，综合这些历史里程碑推演历史速度。
20世纪中国的历史鲜明地呈现往复式匀速运动，大约每10年开辟一个更加美好或更加糟糕的新时期。①从根源上说，首先是1895年5月2日的“公车上书”拉开了维新变法的帷幕，到1898年9月可怜的光绪帝在那个令人厌倦的那拉氏的破坏下以失败告休。②但是，经过中国思想界全力以赴宣传以及内外各种压力的促进，到1906年9月1日枯萎的太后终于正式发布“预备仿行宪政”的谕旨，开始了扣人心弦的立宪骗局。③这类骗局除在昙花一现的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外，把全国百姓蒙在鼓里虚声冷气地一直欺哄到“胸怀磊落”的项城于1916年元旦正式登基。备受委屈的中国社会各界立即把一肚子苦水倾泻出来，使不可一世的大独裁者后悔莫及，可耻死去；于是大大小小的独裁者各据一方，相互混战，长达10年；于是中国历史急遽转捩倒退。④由于人心所向日渐明朗，各地志士飞鸟投林趋之若骛，广东革命政府迅速崛起，于1926年7月9日正式誓师北伐。其锋芒所指，势如破竹，摧枯拉朽，所向披靡；乌合之众，一触即溃，一败涂地，一蹶不振，争先恐后，做鸟兽散。一战定南京，再战收北京，三战肃枝叶，四战追亡命；八方奏凯还，千里无鸡鸣。生灵如涂炭，黎民久思安！⑤1936年12月24日国共两党终于消除前嫌，共赴国难。
经过可歌可泣的四大会战，中国政府军损失惨重，精锐之师几乎殆尽。经过鬼子的血腥烧杀和掠夺，中国经济破败惨凄，一塌糊涂；人命危浅，苦不堪言。经过三心二意游击以及全力以赴发展喽罗，一息尚存的共产党组织死灰复燃，到处蔓延。⑥1946年6月26日两党两军战端再启，可怕的历史大倒退从此开始。由于中国广大地区经济陷于恶劣的泥潭，特别是由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百废待兴的江浙闽粤等沿海各省一贫如洗，百无聊赖；大后方经济也重趋萧条，国共两党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共产党专制机构利用低平均生活拯救了垂死的广大农民，使他们激励出野蛮的爆发力；其总兵力也随着战争造成的贫困加剧像滚雪球一样日渐庞大。作为南京政府阶级基础的城市工商业者和富裕农民当时财力衰微不堪捐征，依靠超额发行纸币开支军费造成了空前的奔腾式通货膨胀，使工商业经济一败如水。作为其政权支柱的军队不是来自民族资产阶级而是来自占全部国民90%以上的农民；他们即使勤劳本分，在饥寒交迫中也向往低平均生活了。
⑦经过野蛮地镇反，土改和打击私营工商业，中国大陆的社会经济基础终于在1956年底被人为地倒退到原始氏族公有制时代，决定了专制制度能够进一步强化，中国社会要进一步倒退。⑧终于在1966年5月的新契机后更换出超前野蛮专制的上层建筑，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同时在文化思想领域制造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为比“焚书坑儒”更为恶劣的长期浩劫，使中国的政治专断程度在1956年9月中共“八大”的基础上迅猛转捩恶化，使畸形的社会传统达到登峰造极的空前程度。不过，固然落后的中国毕竟脱胎于近代社会。一旦恶毒的巨蟒不可避免地衰亡，人为倒退的社会模式就将迅速良性反弹，回复到1956年9月中共“八大”设计的模式（并非邓小平设计的）。⑨1976年10月6日的北京政变初步遏止了大倒退，并逐渐开始反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村土地租佃制蒙上了假面具。城市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则实现了部分私有制和变相私有制。然而，我们丝毫不必乐观。毫无疑问地是，中国大陆社会模式仍落后于20世纪初的情形：工商业经济政策说到最好也只相当于满清王朝那个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和商办同时并存的洋务运动初期；变相的小农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与近代农业脱节，盛行手工工具和人力，畜力劳作。政治模式固然专制，思想文化界依旧万马齐喑，毫无生机。即使如此，在现代农业科技和新技术革命的强大推动下，中国社会经济还是迅速成长起来，民主和法制很快就充实了国民的思想意识。⑩到1986年底，又是热情洋溢的部分高校师生以及共产党中央的个别领导跃跃欲试着推动中国社会模式的起飞和历史“大跃进”。虽然象牙塔里的人们迅速领教到冬天尚未结束的教训，现在至少相信黎明即将到来。
说到这里，中国的未来似乎是不言而喻了。1996—1999年肯定是共产党的一个鬼门关。于是，他们负隅顽抗，将垂死挣扎多久？甚至，他们能再次以血腥手段把伟大的历史转折期推迟到2006年吗？
回顾时代转折的触目过程，可以确定他们挣扎的期限。①1895年春夏兴起的维新变法运动，发展到1898年夏秋终于被残酷扼杀，计时4年零4个月；②1906年秋上映的政治骗局拉拉扯扯历时近5年到1911年5月才真相大白；③1926年7月开始的北伐战争到1928年底才从名义上统一了全国，共用两年又5个月；④而1946年6月开始的国共两党总决算于1949年底大体结束，前后3年半。⑤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到“人民公社化”运动完成只有两年多；⑥“全国山河一片红”用1年零9个月完成；⑦消除毛泽东嫡系党羽的第一个步骤于1976年10月迈出，到1978年底基本解决，历时两年多一点；⑧当代学潮前后历时两年半。
比较一下维新运动与当代学潮的历时，计算各该时期历史速度之比，可以简单推测未来。维新运动从1895年5月2日到1898年9月21日，共计1237天；当代学潮自1986年12月14日至1989年6月4日，达903天。二者历时的比例为903/1237=0.73。轰轰烈烈的当代学潮与热烈渲染的维新运动都是在残酷的极权政治下由学究们发起，簇拥着一位傀儡型核心领导，抱着自上而下进行较为实质性变革的愿望，此起彼伏展开的政治风潮。二者虽然都未免厄运，但同样剧烈地震动了国内外。更多的历史惊人相似是，在这种失败不到三年后，无论是慑于八国联军的炮火还是当代俄国的变迁，幕后主宰者都积极伪装进步，放出风声，玩弄变通花招。然而，这迷不住老百姓的。普通民众虽懒怠预测，却深知那个毒辣的老蛊瞑目之日正是他们重见天日的佳节。事实固然未必如此，结果也差不离。难怪今天的各种报刊杂志喜欢长篇累牍地谈论某人的健康状况呢！
从维新变法运动到清帝退位，长达160个月零11天。按各该时期历史速度之比计算，中国共产党专制政权瓦解日期大致是：1989年6月4日+（160月+11天）*0.73=1999年3月3日。让未来实践检验这个预测吧。

还可以从世界历史出发考察中国未来。
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耗尽了殖民主义国家的实力，帝国主义君主专制统治先后瓦解殆尽了。在东欧和亚非地区，一系列新独立的民族国家刚刚摆脱殖民主义奴役就重新受到本民族独裁政权的专制统治。这些贫穷落后地区在严酷的现实下有的盛行低平均思想而迅速展开社会主义国有化运动，有的照搬照抄苏联模式。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新社会不断地向自我否定的方向发展。
1953年3月斯大林死后，苏共中央加强了贵族共和制—集体领导制，苏联和东欧的高层政治生活有了一些民主气氛。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批判了斯大林“神权”统治。苏联和东欧各国摆脱了教条主义，平反了冤假错案。但是，高度集权的经济政治体制依然不动。从60年代中期开始，苏联和东欧国家进入经济体制改革阶段。赫鲁晓夫的教训使勃列日涅夫的经济改革更为谨慎，苏联在1965年9月提出“新经济体制”。东欧各国也紧跟着实行经济体制改革：扩大企业自主权，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减少行政命令，采取经济方法调整，在税收，信贷，利润，奖金等方面进行刺激。但是，公有制和集权主义政治体制严重破坏经济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步伐不断放慢，有的国家几经曲折和反复，最后失败。
①80年代世界上掀起的私有化浪潮冲击着苏联和东欧的公有制经济制度。②最关键的是各国内部经济改革的失败要求对政治经济根本制度进行深刻变革。③成长起来的新一代领导否定僵化思想，倡导民主和法制。④思想大解放促使民心向背日益明朗，政治契机诱导的巨大扭转由此开始。⑤东欧各国的经济改革，政治改革和社会生活改革全方位同步进行，不断升级拔高，终于在1989年底实现了社会模式的更新。
中国大陆在1949年10月建立了共产党专制政府，1956年底完成了席卷一切的社会主义财产所有制改造。这比苏联晚24年，比东欧各国晚3年多。1978年底中共中央才确立贵族共和制—强调集体领导，展开批判个人迷信，批判教条主义，平凡冤假错案工作。这又比苏联和东欧各国约晚23年。1984年10月，中国大陆经济体制改革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同样，公有制和集权主义政治体制严重阻碍经济改革，这比苏联和东欧各国仍晚20年。与苏联和东欧各国不同的是，世界形势的影响使中国大陆于1987年10月就迅速跳跃到政治经济全面改革。立即成长起来的民主思想被摧残，党中央领导班子紧接着被改组，政治经济全面改革于1989年6月彻底失败。又一次，欲速则不达造成社会大倒退。这个阶段的结束比苏联和东欧各国平均晚了近10年。（2004年重评：这点论述是牵强的。应该说，1986年12月—1989年6月中国的政治风波极类似于20世纪60年代末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政治风波。二者在性质上都是经济体制改革前半期激进思想爆发引起的政治风波。也就是说，中国历史进程还是比苏联东欧慢了20年。即中共专制政权应在2010年前后瓦解。在1994年写完拙文，1995年冬修改时，笔者主观愿望1996—1999年中国发生现代化变革，导致了科学态度的丧失。）
1989年底东欧剧变和1991年苏联解体正式宣告了马克思主义破产，中国大陆民心向背发生逆转。畸形经济体制继续扭曲运转使城乡萧条，国民生活困顿。政治经济形势深入恶化导致自下而上的社会剧变大约于1998年春夏爆发。（如果说1994—1996年拙文发向全国为时过早，反应平淡。那么2005年再发，应该是及时的。）

第四章：经济周期性震荡与私有化变革
①当共产党武装力量迅速泛滥中国大陆的时候，它的各级地方组织也立即嚣张起来，纵容大小喽罗恶毒行凶复仇，甚至人为地分配杀押名额；随意没收或抢劫公私财产。除占工矿企业85%的公营资本和西方各国资本被管制外，民间家室田地稍有可观者即被强夺，户主见逐，日夜批斗折磨。城市私营工商税目多达1136种。于是农田荒芜，工商凋敝，失业剧增，民不聊生。据中共统计，仅1950年1—4月，京津沪汉等14座城市就有2945家大工厂倒闭，16座大城市有9347家大商店停业，工厂产品产量下降40%以上。相反，共产党官僚权产工商业冒充“全民制”和“集体制”，乘机兴风作浪，迅速垄断一切经济领域，控制全国经济命脉。②同时，中央政权已把持整个大陆的财政收支，物资调度和现金管理，牢牢地扼制住芸芸众生的咽喉，开始为所欲为地摆布衣衫褴褛的黎民百姓。
③1952年11月中央计划委员会设立后，逐步形成自上而下的计划机构体系。它们对各生产行业下达指令性指标。④劳工被统包统配起来，拿到了“匠户”式官奴“铁饭碗”。
⑤最糟糕的是，自成体系的共产党各级各类组织在各级政权和企事业单位内部萌蘖，并很快成为大大小小的太上皇，对口钳制各种机构。令人闻之色变的领袖叫嚣“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助长了它们的狠毒气焰。这就造成机构臃肿，职能重叠，以党挟政，层层转批，程序繁琐，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各企业被大包大揽，死死辖制。
⑥1953年6月，中共背弃了信口开合的新民主主义纲领，跃跃欲试荒唐野蛮的“一化三改”。它首先对粮棉油等农副产品统购统销，紧接着发动各地党棍兵痞，宪警流氓，大小喽罗，冒牌文人掀起喧嚣一时的合作化运动，滥施淫威，巧取豪夺，对百废待兴的中国农村进行厚颜无耻的讹诈和奴役。这个按规划需15年的过度时期在3年余就彻底完成，并使哆哆嗦嗦的农牧民被剥夺得一干二净。在城乡经济联系因农业合作化而被割断后，不可终日的城市手工业者和惊魂未定的私营工商户终于山穷水尽，走投无路，只好束手就擒，尴尬地请求改造自己。各大中城市迅速涌现出数十万人的联欢大会，为庆祝自己缴出全部财富而如痴如醉乐此不疲地提灯游行，在锣鼓喧天的气氛中陶冶着莫名其妙的愉悦感情。现在，噤若寒蝉的农民牧民，渔民盐户，小商小贩，手工业者仅剩下一双手和一张口，变成了集体奴隶。他们很像古代日本的部民，被分门别类地编入形形色色的农业合作社，手工业合作社和近代公私合营企业，进行集体劳作；平时过着军事化的生活，每时每刻都要跟饿死鬼进行难解难分，没完没了的激烈争夺。

极端集权的政治经济模式一旦运行，国民经济就出现灾难性苦果。在1952年底刚刚愈合了1916年以来长达36年国内外战争创伤后，对经济学一知半解的中央头子立即粗暴地阉割农业轻工业，绞尽脑汁千方百计扩充官僚权产经济，使其得天独厚地膨胀。结果极大地破坏了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1953年财政收入增长21.3%，钢材，水泥，木材分别增长38.7%，35.7%，42.3%，而政府基本建设投资猛增107.6%。于是，工业设备和原材料严重短缺，泛滥的基本建设工程普遍停工待料。农业轻工业产量急剧下降，国民生活困顿。
1954~1955年，共产党中央被迫大幅度削减投资，重要建材如钢材水泥木材等又呈现“过剩”而被出口。那些不学无术的嚣张分子却把这种扭曲的偶然产物看作一成不变的现象。在急切的合作化高潮呼应下，宁“左”勿“右”甚嚣尘上，1956年的“大冒进”随之而来。 这年中央预算中经济建设支出实际比上年增长33.45%，基本建设项目由“一五”计划限额694个追加到800多个，新增职工由计划的84万猛增为230万。当然，日用品很快供不应求，工程急急上马，半途而废；生产偷工减料。年终财政信贷多支30亿元，赤字18.3亿元，市场流通的货币比上年增加16.9亿元，商业库存被动用20亿元。到头来他们惊慌失措，急刹车，紧压缩，生产大滑坡，经济第一次大震荡。
步履维艰的“一五”时期教训尚有余悸，忘乎所以的暴戾恣睢者很快又狂妄起来。1957年11月8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大言不惭地嚷嚷赶英超美，刘少奇紧跟着大放厥词。风靡一时的“大跃进”如火如荼开展起来，到处都有玩世不恭的人群意气风发，只争朝夕。凭这种热火朝天的干劲，1958年8月中央计划委员会体提出并被批准的惊心动魄的目标是：工业总产值每年增长53%，农业总产值每年增长30%。于是，小麦亩产七千多斤，中稻亩产十三万斤的捷报传出。
工业方面以钢铁生产最典型。①基于1957年钢产量535万吨，踌躇满志的主席在冶金部的吹嘘中拍板定案，决心从8月开始努力追加以完成欺世盗名的钢铁当年倍增目标。②举国若狂，热烈响应，立即掀起“一马当先，万马奔腾，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新高潮。③然而前8个月只生产了450万吨，与钢铁配套的煤炭只完成1.2亿吨，差额达1亿吨。④傲慢的领袖瞧不起这些身外之物，使出浑身解数逆流勇进。不用说，投资频频追加（相当于“一五”时期总投资的一半）；农村大批青壮劳力挖煤炼钢，丰产粮棉无人问津；也不用说权产商业大购大销，大量积压报废；官僚银行加班加点，贷支透支；特权职工数量骤扬，鱼龙混杂（由1957年的2451万增至1958年的4532万）；单是全民运输，滥砍滥伐，拆屋卸梁，毁锅砸具，收缴一空，付之一炬，就造成满目疮痍，哭声盈野，怨气冲霄。
旺盛亢进的虚荣浮夸作风凭借臭味相投的大小头头持续高涨。庐山会议由“纠左”急转为“反右”，原“二五”计划国民经济主要指标要求提前完成。结果被虐待的农业总产值比糟糕的1958年还低13.6%，农业奴隶死亡枕藉。党中央权贵漠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的动荡局面，1960年变本加厉“反右倾，鼓干劲”，众生众灵濒于灭绝。
仅仅三年“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大陆就重返太古洪荒时代。①人均口粮降至每年不到300斤，西北地区连续四年人均不到200斤原粮。②浮肿病流行，农业奴隶成批死去，苟延残喘的也朝不保夕。③世界到了末日，民族趋于灭种。迫于无奈的党中央于1961年初紧缩它的权产工商业。①基本建设投资规模由1960年的388.6亿元遽滑至1961年的129亿元，1962年更低落到56.6亿元。②大批企业关停并转。到1962年10月，县以上权产工业企业总数只相当于1960年的45%左右。③农业缓过一口气逐步恢复。然而，在糟糕的人口政策下，死里逃生的农业奴隶恶性繁殖，成为长期困扰中国社会发展的痼疾。
中共篡国以来对大陆经济的三次折腾，归根结底是由官僚权产制（冒牌的公有制）本身造成的。历览共产党专权的历史，无处不见这可憎的劣迹。这种奴隶制官僚权产经济在对农奴敲骨吸髓搜肠刮肚的虐待下，高聚敛急扩充官僚经济的罪恶目的下，必将导致各产业部门比例严重失调。现在，冒牌的公有制官僚企业的资金来自中央拨款，即来自亿万农奴，不用还本付息。它们负盈不负亏，无偿拨款，无限浪费；为生产而生产，高速度粗制滥造，得不偿失；大起大落，屡教不改，酿成一次次苦涩的经济周期。
与中国大陆形成鲜明对比的台湾，首先重点发展农业轻工业，很快提高了国民生活水平。经济后劲充实后农业很快源源不断地提供剩余劳力，原料和资金来促进重化工业发展。随着经济稳定增长，工业化后它及时开拓新产业，已经顺利进入世界前25位发达国家之列。

经过1961年后的第二次连续震荡性紧缩，中国大陆经济获得了喘息机会。到1965年，粮食产量达到3890亿斤，接近1957年的3901亿斤。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①9月中央制定“三五”计划，把经济建设基本任务由吃穿用改为以战略为中心。②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掀起后在经济领域大搞所有制升级，个体和集体工商服务业被取缔。③全面内战夺权斗争后鼓吹低平均主义，标榜蒙昧思想，使1967~1968年经济至少损失1100亿元（按当时价格水平）。造成社会经济第三次大震荡。
④为了向党的“九大”和国庆20周年献礼，1969年经济指标再次上扬：工农业总产值要比1966年增加15%，钢产量要比上年增长77%。结果恰恰相反，除石油外几乎全部指标都未完成。⑤在惊慌失措的气氛中，1970年把备战工作放在首位。“三线”建设靠山，分散，隐蔽，规模大，战线长，浪费严重。⑥到1971年，特权职工突破五千万，工资支出突破300亿元，粮食销售突破800亿斤。⑦1972年国民经济深入恶化。⑧1973年中央被迫把自吹自擂的高指标压低，听任萧条，不惜用第四次大震荡来强制实现短期平衡。
1976年10月6日的北京政变初步结束了糟糕的群众运动。新领袖雄心勃勃，大干快上，决心4年内实现农业机械化，大中型拖拉机拥有量增长66%，化肥生产增长1倍多。①重工业得以突出强调，被冷落的能源，原料，建材，交通运输继续落后，这为大滑坡大震荡押上了赌注。②不用说，农业倍受阉割，被迫进口粮食139亿斤，棉花19.01亿斤，动植物油5.8亿斤，食糖24.76亿斤。③引进发达国家技术设备项目远远超过国民经济承担能力和消化能力，或因能源紧缺无法投产，或挤占周围工业和民用能源。④高指标高速度落得低收益低消费大浪费苦果，只好硬着头皮裁减，缓建和压缩用民脂民膏换回的先进项目。这是第五次经济大震荡。
1981年的震荡性反省促进了经济转机。①变相的佃农经济（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高了农奴的生产兴趣和农业产量；②家庭手工业被解除变态性阉割后开始恢复；③轻工业乘机摆脱钳制。④中国大陆经济模式反弹到1956年三大改造前的状态，在现代农业科技的强大催促下初露生机。到1984年，粮棉产量都创造了历史最高记录，多种手工业和养殖业滋长起来。
1984年，城市经济政策解冻。①官僚权产工业企业流动资金全额信贷，②统收统支的财政预算管理体制被分级包干取代，③僵化的价格体系和极端集权的价格管理体制也有所松动，原材料价格部分放开，④浮动工资淘汰了补偿性工资，⑤甚至劳动制度方面也开始冲击“铁饭碗”和“终身制”。本分的老百姓要想象那令人伤感忌讳的周期性经济震荡一去不返了。
依靠投资拉动，1985年1-7月大陆工业增长速度达22.8%，紧接着急剧收敛给次年的反冲提供了新动力。中央增发纸币使后两年投资突飞猛进，买回一个工业扩张，一张自吹自擂的帐单。流通中的货币仅1988年就增加46.7%。到1989年初的第六次震荡性压缩时撤并公司17092家，占党政机关所办公司的80%，而在建计划内大中项目仍达5万个，投资总额超过1988年全部国民收入。实际上，1984-1987年全部投产的大中型项目有3/4以上的生产能力未正常利用。
1989年9月刽子手们再次指示松动信贷，下调利率，增加投资，甚至用鼓励社会集团挥霍浪费等罪恶手段启动疲软的市场，强迫大陆经济复苏。到1991年10月底，在工商银行开户的4万户工业企业的新增贷款80%被产成品占用，导致过度负债和积压危机并发。然而，依靠大量发行货币（仅1992年6月-1993年6月，市场货币流通量就增长54.1%）和进口补充（进口的80%是价格涨幅最大的原材料），1992年以后中国大陆的泡沫经济再次鼓吹起来，外资成倍涌入和特权阶层存款余额持续增长推动投资狂潮强烈翻腾。金融秩序于1993年春夏就发生混乱，暂时的调控使得过且过的官僚权产经济不久就展开更大规模的无效扩张。

①受到狂热鼓吹的对外开放，节奏不一，地区价格悬殊，使开放地区产生一种人为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东南沿海对内陆产生“坑洼效应”，人财物潮水般地涌入，构成先发优势。它直接诱发官工官商，倒买倒卖，行贿受贿，皮包公司等肮脏交易。
②煊赫一时跨地区跨部门跨企业的横向联系未及展开，地方分权却导致了“诸侯经济”。急功近利，区域割据造成地区封锁，互不协作，过度竞争，各自为战。企业体系“小儿全”，“大而全”，重复生产，重复建设，条块矛盾，城乡分割。工业企业规模小，消耗大，技术差，成本高，质量次，收益少。仅仅因为包干税归地方，它们遍地开花，哪管产业结构失衡，资源配置恶化，国民经济整体效益每况愈下？
③用来夸夸其谈，自我陶醉的“体制改革”，在1984年以后一会儿以权产企业为中心，一会儿以价格为中心，一会儿以宏观调控为中心，朝令夕改，自相矛盾。这关键在于，一旦被豢养的官僚权产企业受不了市场制约，“改革”措施随即废置。特权泛滥，是永远无法调整产业结构，永远无法消除“瓶颈”现象引发的经济周期。
④在那个被大肆渲染的“股份制”改革中，人为地把股份公司和股票分成不同等级，步步受各衙门裹胁，致使官僚权产股占据上市交易公司总股本80%。因此，粉墨登场的股份公司仍是官僚权产阶层的玩物，一切管理机构和劳动人事制度如故。可见，“改革”那种本质恶劣的东西靠赶时髦和变戏法显然是无济于事的。
⑤中国大陆“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立足于邪恶的“四项原则”，流于形式，粉饰腐朽，麻醉民志，钳制舆论，搪塞指责，日暮途穷。它有似于晚清政府“西学为用”立足于“中学为体”，破产苦果，在劫难逃。
①由于能源工业多年投资不足，煤炭石油天然气开采都严重亏损。②电力工业也濒于破产，拉闸限电，工厂开三停四。③由于以路建路，低运价低折旧，高物价高税收，铁路货运只满足60%，承担大区交流的干线只满足40%，及时性和安全性也严重不合格。
④被过度掠夺的农业在1984年以后连续6年衰退，1991年略见好转后农村经济很快变本加厉恶化。农业基本建设投资量一直占全社会总投资5% 以下，尚且低于歧视性政策下1976—1980年的份额。1990年佃农人均收入占市民人均收入的45%，1993年降至35% 以下。到1995年底，占总人口29%的3亿多城镇居民储蓄余额达29662亿元，而占总人口71% 的佃农储蓄余额不足前者的1/3。在落后的广大农村，由于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剥削，由于统购专卖等掠夺性政策搜刮，由于地方权贵践踏法制，滥施淫威，纵情挥霍，佃农负担逐年加码，农业经济濒于破产。大批佃农颠沛流离，异地打工，遭受非人待遇，没受法律保护。
⑤由于权产企业转嫁危机，拖欠严重，由于政治腐败，“三乱”严重，由于城乡差距悬殊和相对生产过剩引起市场萧条，由于经营承包制下厂长侵吞，活跃的乡镇企业进入1996年以来生产逐月下降，开始重蹈权产企业老路。
⑥长期以来权产企业不受亏损制约，单纯追求职工收入最大化，使国民收入完全倒向了特权阶层。特权阶层收入迅猛增长后自满空虚消费疲软（早在1991年底，大陆潜在购买力已超过整年形成的全部购买力，全部存入银行），广大乡村佃农负担沉重购买力低（近几年大陆县市以下城镇商品零售额不到全国的30%）。前资本主义时期的相对生产过剩危机在马列主义中国出现却被强调成“结构性过剩”。类似1989-1990年的市场疲软进入1996年再次严重起来。权产企业经济效益出现多年未见的大幅度滑坡势头。这是大量资金长期补贴助长权产企业不负责任，损公肥私的必然结果。资金运用效益低下，特权阶层吃基建和权产企业，权产企业吃财政和官僚银行，银行依靠发票子和特权阶层迅猛膨胀的储蓄余额。这种能量流动往复循环将必然是特权阶层储蓄持续猛增，财政日益困难；库存愈积愈多，存款变成死帐，货币发行被迫再失控。
⑦因为病态经济模式极度扭曲垂死的社会经济，官僚权产工商企业不可救药地衰败下去（1994年与1978年相比，全民制权产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近80%遽缩至34%，绝大多数权产工商企业负债累累，资不抵债）。为了苟延残喘，为了避免第七次经济大震荡引起政治大崩溃，官僚权产党中央不惜一切来实现经济“软着陆”。结果“领导阶级”日削月割，被抛弃下岗的职工不断增多，而他们的生活水平遽然降低。
⑧近半个世纪的大陆经济实践早已确凿证明了冒牌的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在实质上的官僚权产阶级占有制的玩弄下长期恣肆地糟蹋着中国大陆的社会经济。这都已经隐忍了。但是现在它拖跨了财政，银行，卫生，教育，交通运输，基础工业，工商企业和广泛深厚的农村经济，把工人，农民，学生，教师等逐渐拖进生计无着的境地。各种自然资源遭受严重浪费破坏，自然生态环境被污染到非治不可地步，扭曲的社会环境促使世风日下。近8年的实践表明：叫嚣“压倒一切”的一小撮人专横统治暗无天日地长期”稳定”下去，广大国民生活必将每况愈下。城市，工厂，事业单位的财物，资产，土地在官僚权产阶级的把持和浪费下一塌糊涂，面目全非。回顾过去，返思未来，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让万恶的社会主义官僚权产制经济机制继续扭曲地运转下去，全国人民将被循序渐进地卷进去绞杀殆尽。一场囊括全国财富的“私有化”大变革迫在眉睫。

①本来，公有制是以猿人群居生活为前提的。②这种类似宗教教条的提法即使在世界各地农民起义史上也只是零星的被作为联合反抗的口号而已。③只有空想主义学者才认真对待并将其发展成为唯一地为被压迫者服务的荒谬的一套思想体系。被逼上抗争之路的破产工农第一次有了现成的理论体系作为精神支柱。④十九世纪过高的剥削率使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俄国无产阶级和亚非下层农民痛感私有制堵死了出路，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他们信奉并狂热鼓吹共产主义以壮大自己的阵营。⑤革命成功后稍有头脑的普通成员就会在实践中对公有制感到困惑。《天朝田亩制度》颁布才4个月，洪秀全就旨准实行“照旧缴粮纳税”政策。失败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1921年被“新经济政策”代替，直到斯大林战胜反对派后苏联才强制推行“国有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扶植的东欧共产党专制政权和亚非新独立国家则没头没脑地照搬照抄苏联模式。
甚至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遇到像1929年10月爆发的经济“大危机”和世界大战的破坏后也对私有制产生动摇，从而实践“混合经济”。①1979年撒切尔夫人在英国成功地“私有化”引起世界关注。②进入八十年代，西欧和北美终于摆脱了翻来覆去的所有制转化，兴起一股强大的私有化浪潮，拉上了“混合经济”的帷幕，并对全球产生巨大影响。这绝对不同于“非国有化”。它是一场资本社会化运动，希望实现“人民资本主义”。③东南亚地区凭借有利的金融体系使私有化进展很快。④在拉丁美洲，智利实行席卷一切的私有化而扭转了资本外逃现象，加强了私有制和市场调节在经济中的作用。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的私有化也取得了成功。⑤六十年代独立的非洲国家普遍实行“国有化”，20多年后它们又进行私有化。⑥进入九十年代，东欧和前苏联专制政权纷纷瓦解，私有化浪潮更加波澜壮阔。实行私有化的世界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都不同程度出现经济转轨和良性成长。⑦现在，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的古巴和东亚共产党专制国家经济模式却继续退化。按世界史发展速度正常的推测，这类地区的私有化变革将于本世纪末展开。（2004年重评：第三章末已述1996年初修改时的主观错误。客观地说，按世界史发展速度正常地推测，这类地区的私有化变革应该在2010年左右展开。）
这次由社会经济运行推出的变革跟本世纪以往那匆匆忙忙翻来覆去的历次政治变幻或社会革命都有本质区别。①较为成熟的“非公有制”近代工商经济使中国的未来巨变至少在大中城市获得了绝对多数的社会基础，给未来“中华第三民国”政权提供强有力的政治经济动力。这次变革将以城市为中心，通过民主文明领导粗俗愚昧即城市领导农村的道路，开辟出中国社会经济走向繁荣的康庄大道。②出乎凶残的共产党中央逆料，不是学生而是被经济生活所迫的工人，农民，教师，学生甚至部分忧国爱国的中共官兵成为现代化变革的主力。③权产经济制造的国难使社会陷入物物交换的境地，各地区各界层反抗运动如火如荼开展起来。“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各界层累积起来的怒潮咆哮着澎湃起来，浩浩怀山襄陵。④在无法解决断炊问题的窘态下，血腥屠杀无疑于火上加油。⑤备受委屈满腹苦水的社会发生巨变不可逆转，共产党急剧瓦解分化也在情理之中。⑥翻天覆地沸沸扬扬的社会变革要求胸怀大志的高士迅速集中精英分子拟订一套有效的政治经济措施解民于倒悬之中。（2004年重评：由于共产党中央全力以赴实现经济“软着陆”，1996年成功地避免了第七次经济周期性震荡，政治危机没有出现。）
被长年累月丧心病狂掠夺后的能源原材料工业濒于瘫痪，电力，燃料，钢铁，交通运输是燃眉之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1998年春的经济大溃疡靠偏袒扼腕无济于事。当务之急难以缓和，国际援助杯水车薪，临时组合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困难重重，经济实力雄厚的台湾举足轻重了。

弹丸之地的宝岛台湾经过国民党半个世纪经营，已近入世界前25位高收入国家或地区之列。它的物价稳定，经济活跃，充分就业，政府机构运转卓有成效，人才济济，真正是肩负国家统一使命的“撒丁王国”。自从那象征夜晚多云的五星红旗笼罩中国大陆以来，惟有台湾经济在青天白日之下似向阳花木得天独厚地成长。经过50余年日精月华，它气数旺盛，势必复国。
共产党御用冒牌文人常常愚弄老百姓，过分夸张国民党离开大陆时带走的金银对大陆和台湾经济的不同作用，以塞责自己的罪孽而试图抹杀台湾政绩。实际情况如何呢？①根据中共公布的资料，1949年南京政府国库金钞还剩3.35亿美元，其中黄金390万盎司，外汇7000万美元和价值7000万美元的白银。根据程思远的供述，运往台湾的金银外汇等共计3.7亿美元。②然而，同时赴台军政人员高达200万，使弹丸之地的人口猛增至800万。1949年下半年的财政收入只及支出的1/8，1950年财政赤字5亿美元。③相反，仅1966年8月中旬至10月3日的40多天里，中国大陆非法抄家没收财物中统计在案的就合计黄金119.8万两（约合211.3万盎司），白银30.6万两，银圆978.9万块，美钞355.8万美元，英镑和其它外汇373.9万元，现金和存款，公债等4828万元，金银首饰171.9万件，古物1000万件。④更不用说长达十年的浩劫要糟蹋多少财物了。⑤何况，这与共产党自供的1958-1960年至少损失1523.2亿元，1967-1968年至少损失1100亿元（均按当时价格水平）相比，只是九牛一毛。
实质上，台湾经济倒是凭借日本留下的无形资产—熟练半熟练技术工人和美国的经济技术援助（每年约1亿美元，合计14.822亿美元）才度过难关，蹒跚起步的。但经济发展最关键因素还是内部经济运行机制。无论如何，当中国大陆误入歧途后，惟独台湾能像西亚“老大帝国”土耳其一样走上社会良性运转的坦途。如果它的军费开支保持较低水平以全力发展经济的话（1950年台湾军费开支占预算的86.6%，军费在50年代平均占预算的70.6%，60年代为65.1%，70年代仍占47.3%，而世界各国的军费一般占预算的5%左右。目前台湾常规部队有50万，占岛上总人口的2.5%），经济形势更不可估量。现在，以高技术密集工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初具规模，成为中华民族经济发展的龙头。这充分证明暂时落后的中国在种族素质上丝毫不逊于任何一个狂妄自大的民族，它将给中华民族繁荣昌盛提供最切实的指导。
1996年5月台湾民选总统宣誓就职，拉开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政治大变革的帷幕，开辟出一个更加美好的新时期。中国大陆的政治经济形势却进一步恶化。为防止沿海城市连锁反应，继续强化专制统治的共产党中央在1997年7月必将对香港施加政治文化枷锁；在吸取戈尔巴乔夫的消极教训后，中共“十五大”必将进一步走向反动而使举国失望。中国政治新格局初步形成，海峡两岸统一问题指日可待。
①由于共产党中央长期消除异己，吸收宵小无赖，漆黑一团，声名狼藉；即使分化，亦难维持大局；②由于大陆“改良派”和海外英才志士实力不足，极权主义统治分崩离析之际的未来中国大陆陷入共产党造孽治下的长期经济大萧条中，临时中央政府和改组的地方政府困难重重，步履维艰。③由于缺乏坚实的经济后盾，各种措施难以奏效，社会危机依然如故，过度时期的临时中央政府将更迭频繁。于是民心游离，玩世不恭，怨声载道。④台湾政府以雄厚的经济实力登陆，济世匡时，赈危救灾，惠政厚民，泽遍宇内，蜚声海外，则“少康中兴”重演，顺理成章。
由于台湾“多党制”结构形成，由于大陆“改良派”堪与国民党制衡，由于政治登陆后的国民政府受到各派拱卫与制约，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可望实现，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可望建成。这样，经过一个世纪翻来覆去地争夺，资本主义民主共和国第三次在中国大陆确立起来了。回首往事，这一切仿佛是一场噩梦，这不很像1789-1870年的法国历史吗？在对20世纪中国历史的无限感触和舒抚中，大家禁不住穷追不舍地问，21世纪“中华第三民国”的命运如何？

第五章：大融合
火器的广泛使用对军事的革命结束了野蛮的游牧民族征服文明的农耕世界的扭曲的古代史，开辟了人类社会先进征服落后的近代史，人类社会文明进程的步伐大大加快了。1500年前后的地理大发现打破了世界各地相对封闭状态，西欧殖民扩张和商业革命推动洲际经济文化加速交流。其中，资本主义生产商品化，专业化和社会化要求进行国际分工的动机是根本动力。这种社会经济运行产生的动力普及而持久，不仅很快跟帝国主义争夺霸权的强大武力并辔而行，而且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突破对军事的革命（核武器，洲际导弹，侦察卫星的出现）灭绝了近代种族主义征服全球的妄想，它最终成为促进人类大融合的决定因素。
①1815年欧洲拿破仑战争后，国际会议渐趋频繁，范围不断扩大；以国际会议处理国际问题在国际生活中约定俗成了。19世纪50年代，各种国际团体举行的国际会议仅20次，30年后这类会议增至270多次，到20世纪头十年则达近千次。国际政治经济一体化起初以协定方式展开。最早的专门性国际组织是1865年建立的国际电信联盟，1874年又出现了国际邮政公约（后改为万国邮政联盟）。不久，国际度量衡组织（1875年），国际气象组织（1878年），国际保护工业产权联盟（1883年），国际铁路货运联盟（1890年）也相继成立，实行具体事务的国际一体化。1889年建立的美洲共和国国家联盟是第一个综合性的政府间政治经济联盟。非政府间的国际组织如1864年成立的第一国际，1889年成立的第二国际和1919年建立的第三国际更早地提出通过暴力实现全球共产主义。
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国际联盟是国际政治经济一体化的重要里程碑。巴黎和会对民族自决权的认可，一系列新兴的欧洲民族国家的重建，亚非地区民族解放斗争的兴起，公开否定并遏制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洛加诺公约，非战公约，世界裁军大会以及国际联盟实行的几次经济制裁初步显示出经济运行推动人类社会和平融合的苗头。但是，由于科学技术新成就在促进社会财富增加方面未占主导地位，列强政府仍以政治统治和军事扩张为灵魂，经济的，教科文的和其它服务性管理性的职能依然居次要地位。在制订国家发展规划上，它们仍热中于通过侵略和掠夺土地，人口和资源来确保本国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兼并战争征服全球的学说甚嚣尘上，经济立国，外贸立国，科技立国，教育立国的思想在实践中不占主导地位。
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确立的雅尔塔体制和两大阵营对峙局面的形成是暴力争夺史的自然产物。但是，由于核武器，洲际导弹和侦察卫星的出现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战争观念，震慑了大冒险家和征服者，人类史上无数次以武力结束对峙局面的成例无法借鉴了。磋商协调取代武力和武力威胁，成为解决国际矛盾的主要手段。
④六十年代民族革命高潮彻底冲毁了殖民体系，消除了帝国主义重新分割世界领土的可能性。世界格局中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的主要的对抗性矛盾缓和后，相互依存关系加深。社会经济运行推动了经济合作的进展，国际经济组织异常迅猛地发展起来。相反，凭借意识形态和强制力量建立的国际组织如共产党情报局，西亚军事联盟，东南亚条约组织，中央条约组织，经济互助委员会，华沙条约组织，巴黎统筹委员会等先后都解散了。

①由于能源科技，材料科技，农业科技的发展，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原材料的依赖性日益减弱。发达国家从发展中国家净进口初级产品占世界初级产品出口总值的比重由1955年的32.9%降至1980年的4.6%。1980年发达国家在世界农业原料出口值中占61.5%，又成为世界农副产品的最大出口集团。②世界各国贫富两极化的加重，西方列强福利国家的建成使武力掠夺的必要性日益减弱。③相反，发达国家开始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给予某种程度的帮助。早在70年代初，联合国就要求发达国家拿出各自GNP的1%来援助发展中国家。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成员国早已达到并超出这一崇高目标，其它发达国家援外金额绝对数字也逐年增大。四次洛美协定，布雷迪计划以及世界贸易组织的多次谈判都是这方面的突出表现。
④第三次技术革命涌现出高能物理学，计算机科学，分子生物学，遗传工程，空间技术，激光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海洋学和科技情报学。人类知识由19世纪的50年翻一番发展到20世纪50年代后的每十年翻一番。现在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方面的知识有90%是1950年以后获得的。⑤科技高度发展使产业结构发生了迅速而巨大的变革，生产力发展出现新飞跃。许多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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