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国运 作者:全钟祥 拙文前三章写于1994年4月与5月，后两章写于1994年秋。第四章多次改动，1996年冬定稿。谢谢转载或发表。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漫长的社会史里，专制皇权根深蒂固；重农牧抑工商的经济制度与诗文经典为主的文化构成一种完整闭塞，自我循环的社会模式。它自持天朝大国，对外惟我独尊。面对这个地广人稠，遥远偏僻，贫穷落后，自我陶醉，顽冥不化的东方大国，谁试图从外部施加作用力以促其转化，实在是蚍蜉撼大树，徒劳而已。就目前言，甚至大印度，黑非洲地区的社会成长也较中国来得容易些。因为大印度能接受自由世界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意识，而黑非洲的人口密度要小得多。当一个世界人道主义组织讨论起支援中国内部正义力量却深为自己杯水车薪的作用摇头叹息的时候，当千千万万海外华侨倾囊相助世代献身而无济于事的时候，单单为此惋惜与遗憾是不可取的。我们不妨一点一滴分析和挖掘其必然性，再综合设计并附著行动，力求靠中国内部力量来改变它的命运。首先，我们从历史出发，分析中国传统社会的模式。 第一章：畸形的社会历史 同古希腊古罗马的原始军事民主制相仿，古代中国的四岳十二牧会议制度限制了部落联盟首领的权力。然而，在原始军事民主制时代，中国没有萌芽性质的三权分立制度。从目前考古资料也找不出与氏族贵族会议即四岳十二牧会议并立的公民大会。这种贵族共和制导致部落联盟首领的权力不断扩张。而最关键的是禅让制不完善—部落联盟首领终身任期制。这个终身制使古代中国部落联盟首领易于扩张权力，结党营私，对抗氏族贵族会议，并逐渐控制它，直到把它变成自己和后任独裁统治的工具。①我们知道，四岳十二牧会议曾先后推选尧舜禹做部落联盟首领，他们也都受到前任的长期考验，在群众中树立了威信，从而顺利地继承了首领职务。相反，尧子丹朱，舜子商均却在政治斗争中失败了，后来被传统舆论作为“不肖”的典型。②到禹当上部落联盟首领后，四岳十二牧会议推选皋陶为继承人。③皋陶不幸先于禹死。于是，伯益被推选为继承人。④伯益资历浅，无威望，无党羽。禹虽同意伯益为继承人，但不给他实权，阻止他培养班底。相反，禹凭借多年的治水活动和行政活动，培植了大量的政治羽翼，形成强大的政治集团。⑤禹暗中培养自己的儿子启，启和他的亲信掌握了许多权力。⑥禹死后，伯益按例居丧三年便谦让首领职位。各部落首领慑于启的威力，都远离伯益而朝见启，连讼狱者也求见启而不找伯益。⑦在一片讴歌声里，启继承了部落联盟首领的位置，而伯益却避居箕山之阳。后来，启杀掉伯益，诛除胞弟武观，镇压了叛乱；废除了禅让制，实现了“家天下”。 由此，古代中国社会舆论主流由崇尚民主过渡到崇尚君主，并在世俗政权支持下，逐渐稳定下来。虽然后世不断有人重提“禅让”，但都不是为恢复军事民主制，而是假借历史成例为僭主们提供谬论依据。 ①从“太康失国”到“少康中兴”，夏的“家天下”更加巩固了，世袭君主制度得以强化。②商代又借用“天子”名份的原始迷信，把它发展成为政教合一，君权神授的君主政治理论。③西周时期，君主政治理论被类推到各种社会人际关系中，建立起“宗法制”，形成繁琐的一套“周礼”，培育起族权和夫权，实现了日常生活专制化—家长制，使社会意识形态和行为规范系统化。④春秋战国时期，代表个体手工业者利益的墨家学派主张选举贤能的人做天子，诸侯国君和各级官吏，主张“兼爱”，“非命”，颇似近代欧美的“博爱”，“自由”等观念，使民主平等思想在百家争鸣中成为“显学”。但是，它得不到世俗政权的支持，且因为私营手工业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薄弱，“工商食官”的官营垄断手工业经济力量排挤，不久就衰落下去。相反，儒，道，法三家学说却从不同的角度和深度，直接间接地为君主专制的政治服务。⑤秦统一后的许多措施是法家理论的运用和发展。⑥西汉搞“外儒内法”统治术，还崇尚黄老之学，形成“外儒内法中道学”理论体系，董仲舒又给君主统治披上宗教性的神圣的外衣—“大一统”。⑦这就完成了意识形态与专制主义皇权政治的明暗双簧配套。它成为禁锢中国民众两千多年的精神枷锁的楷模，扭曲着国民的人格和民风，塑造了畸形的社会心理意识和行为规范，导演了绵绵不绝的畸形社会历史。 当今仍有一些学者以中国传统文化的连续性佐证它的优越性。①然而，如果我们来分析它的历史作用，就会发现这种以等级观念为核心的儒教文化既不能发展生产力，又未能促成“天下大治”；②它既不为民众服务，也不为百官服务；③它翻来覆去只为皇帝一人服务！因此，它能得到任何一位征服者的宠爱和推行。④它适应专制社会，于是长期地强劲地桎梏着社会，连绵不断地导演着畸形的历史剧。与此相反，古希腊古罗马文化饱含民主平等思想，不适应弱肉强食的强盗横行的等级森严的专制社会史潮流，被暴君僭主们极度仇视着践踏销毁了。在古代中国的历史上，墨翟以后东晋有鲍敬言，元代有邓牧，清初有黄宗羲等，屡次提倡民主普选制，屡遭打击。 重农牧抑工商的经济制度有力地配合着这种精神文化枷锁，使民众无力公开挣脱这种精神束缚。于是，畸形社会史无限循环。这一点，通过两种社会经济模式的对比，便可获得鲜明深刻的认识。例如在10—12世纪，西欧经济体制与中国的微小差别是政府对手工业的态度。①以私营为主的西欧手工业发展很快，迅速摆脱家庭手工业或庄园手工业的局限，成为专门的个体手工业生产行业。②逃亡的西欧手工业农奴建立起工商业城市，演化出同农庄经济相对立的城市经济模式。这繁星般的中世纪西欧城市跟古代中国的城市不同，它们的职能是工商业。古代中国庞大的城市例如长安，洛阳虽然有更繁荣的官营垄断工商业，但其主要职能是政治和文化。那种人口规模达百万的巨型城市不是个体手工业者自主建立的，而是工商业者依附政治机构发展起来的。③11~12世纪，工商业城市遍布欧洲各地。城市经济是商品经济，它的兴起促使自给自足的西欧农庄经济走向商品化与专业化，加强了各领主领地的经济联系，加速了西欧社会自然经济的解体。④城市经济力量壮大起来以后，就要求在政治上摆脱专制领主控制，争取自治权。通过赎买，暴力或者兼而有之的方式，绝大多数西欧城市获得自治，发展成为独立的城市共和国。这种城市共和国反对君主专制，盛行贵族共和制，重新崇尚民主平等精神，唤起了对原始军事民主制的向往。⑤城市共和国内部主要矛盾是城市贵族和市民平民之间的斗争。佛罗伦萨，科伦等城市的行会向城市贵族夺取政权后，民主制度进一步发展。⑥城市里的学徒，帮工组织兄弟会，友谊会等早期工会展开斗争使民主意识更加普及和深化。⑦正是繁荣的工商业经济成为西欧民主制社会政治模式成长的根本的主要的推动力，而不是以后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运动等。 古代中国盛行小农经济制度及其理论，使重农牧抑工商的经济系统自我封闭，自我循环，使民主政治制度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无法形成，导致了社会成长机制的萎缩。即使多次受到游牧民族的冲击，重农牧抑工商的社会经济形态依然如故。在皇权政治和规模巨大的官营手工业排挤下，私营工商业经济发展缓慢。专制统治者在社会上歧视私营工商巨贾，在经济上重税盘剥，在政治上机械控制官营“匠户”的人身自由，限制工商豪门入仕，甚至以专卖，统购等僵化手段扼制流通环节。然而，最为深刻的还是精神枷锁。在“以末致财，用本守之”，“农业为天下之本务”的农本思想支配下，富商巨贾经济实力达到一定规模后，纷纷转向田地产业和高利贷业，限制了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转化，削弱了独立的工商业阶层，使政治上的官僚地主统治阶层在经济上也永远占统治地位。于是，皇权政治统治模式千古不移；自然经济周而复始循环下去。 西欧国家在新航路开辟后，殖民扩张和掠夺引起价格革命和商业革命，商业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进一步壮大，而以固定地租为收入的领主阶级的经济统治地位瓦解了。经济上新统治阶级要求变革旧的政治统治模式以发展新型经济。英国的农业经济由小农生产通过“圈地运动”转化为资本主义大农场经营；在欧洲大陆，重商主义由法国传播到其他许多国家。欧洲专制王权在18世纪不断强化的同时却积极支持了私营工商业经济扩张，不自觉地削弱着自身赖以存在的小农经济，自掘坟墓，注定了灭亡的命运。首先摧毁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尼德兰与英国都是依赖相对强大的私营工商业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由资产阶级团结和领导农民打败旧势力，完成社会变革的。其中，尼德兰以弹丸之地聚集300多个工商业城市，号称“城市之国”。 遥远偏僻的地理位置限制了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规模，地广人稠的国情使西方影响难以普及深入。于是，中国的畸形社会模式顽冥不化，像一块坚冰。 ①耻辱的中国近代史唤起了国民的觉醒，呼吁学习欧美振兴祖国的志士滚滚涌现。②《海国图志》与《资政新篇》系统详备，《少年中国说》热情澎湃，《革命军》慷慨激昂，《猛回头》铿锵有力，《警世钟》声嘶力竭地呐喊，《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满腔热望地叫嚣“““③它们是脍炙人口的野味；它们是醉人的烈酒；它们是血泪交织的诉讼状；它们是扣人心弦的战鼓声。④整个中国思想界像奔腾的泥石流，像疯狂的海啸，像撕人心肺的沙场，像面临地动山摇的末日。⑤所有的仁人志士都愤怒地谴责旧道德，都无情地鞭挞旧制度，都热中于高谈阔论偏袒扼腕，都满怀信心地展望新纪元。 九十年代的今天，我们再返思本世纪的历程，一切如过眼云烟；禁不住有虎头蛇尾之感黯然神伤之愤，禁不住怆然欲泣！， 感慨之余，我们就该理智总结和筹划，如果中国尚未自暴自弃，还没有因心灰意懒而玩世不恭的话。 第二章：一百多年来中国再落后的总结 当中华民族处于内忧外患，水深火热之时，社会各阶层精英志士奋起拯救。魏源著《海国图志》将学习西方这一时代课题理论化；洪秀全发动教民起义，力图建立太平天国；洪仁蹲收缕废低诚昃〉靥岢鼋⒑头⒄棺时局饕寰煤驼沃贫龋谎笪衽晒倭乓浴爸醒澹餮谩蔽倒疑妫晃屡芍髡啪髁⑾芎托嗣袢ǎ灰搴屯藕推渌窦浠岬骋笄酃饕迩致允屏Γ涣⑾芘沙型逭陨隙赂男抡危桓锩梢猜玻⒚裰鞴埠凸涣菏楦恪跋绱褰ㄉ琛保魂萄舫跬菩邢卣ㄉ瑁还竦秤萌裰饕褰ㄉ柚泄还膊骋揽勘┝Π崴饺瞬撇窗焐缁嶂饕濉? 然而，先进的知识分子注重介绍学习西方社会制度，却未致力于斗争夺权实现理想；洪秀全建立新天朝而不能建立新社会模式；洋务派舍本求末；维新派力不从心；义和团偏执蛮干；立宪派流于空谈；革命党组织涣散；梁，晏的努力无补于事；国民党多灾多难；共产党荒唐野蛮。①简单归纳一下就是所有的政治方案都未兼备两个条件：强有力的政权基础和通晓西方政治经济制度的大批改革家。②继续探讨下去，就应该注意到近代中国缺乏一个扎根于深厚的工商业经济中的社会新阶层。③于是，被热情渲染的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纲领就缺少经济基础和社会阶级基础，社会无法为它拼凑出强有力的政治军事支柱。④于是，被饥寒驱使和人为煽动起来的农民和破产农民出身的苦工漠视那些空洞虚幻却富于热烈渲染的共产主义理论的可行性，盲目地踊跃进入政治祭坛；而血肉筑成的极端专制的强权却长期地恣意地用荒诞无稽方式折腾着国民和国民的各种生活。⑤于是，一百多年来中国再度衰落了。 要想深入探讨和总结中国再度衰落的原因，我发现应该辨析在不同时期内中国思想界的几种主流思想，同时比较中日两国近代史。因为一般看来在1840年前与中国类似而后来与中国有天壤之别的国家中，日本最典型。 ①从鸦片战争到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思想界的主流认识是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以军事卫国。洪秀全以宗教形式提出的经济平均思想仅限于愚昧无知的部分粤民接受，仅限于太平天国前期的经济政策；洪仁摹蹲收缕匪渖钊氲焦睦⒄棺时局饕寰煤驼沃贫龋谕牙胧导牙肱┟瘢吆凸眩抡颇衙斐梢恢娇瘴摹? ②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宣告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舍本求末思想彻底破产，《马关条约》的签订激怒了全国。在民情骚动北京哗然里，中国思想界认识主流迅速转向激烈要求进行近代化变革，移植西方经济制度和社会政治制度。③经过义和团运动，连清廷洋务派也转而倾向“新政”了。中国思想界的主要救国意见取得共识，只是在社会变革的实现方式和推进速度上展开论战和斗争。 ④中国社会思想认识的良性成长，解放了国民的精神。到20世纪初，甚至是偏僻落后的山村都能意识到中国社会发展苗头了。精神上的解放打击了等级观念，促进了平等观念和民主意识的成长，并随着新式学堂的广泛建立和留学救国思潮的滥觞而加深。帝国主义的掠夺，衰落王朝的盘剥以及连年灾荒使广大劳动人民日益陷入破产无聊的境地，各式各样的反抗斗争普遍展开。于是，旧社会人心惶惶，旧王朝岌岌可危。 ⑤光绪帝死后，保皇派失去了目标。1911年5月“皇族内阁”骗局真相大白后，许多沮丧的立宪派知识分子和地主官僚彻底绝望了。于是，对社会变革进行方式的论战也平息下来。思想界万马齐喑不言而喻通过民主革命建立民主共和国成为中国思想界认识的主流。 当中国思想界认识主流成熟发展的时候，社会经济模式的成长变化却极为缓慢，令人伤心焦躁。尚处于婴儿时代的民族工商业资产阶级处于仰人鼻息的窘境。①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产生的近代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到辛亥革命前，资本在万元以上的厂矿约700家，资本总额1.3亿多元。而1904年美国已有21万家企业，资本在100万美圆以上的有1900家，两国无与伦比。显然，相对于中国辽阔大地的小农经济来说，这点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只是一种调味品。②在社会政治力量角逐中，它根本不能采取有效行动支持代表其利益的政治团体。相反，由于近代中国工商业资产者大部分是官绅或通过捐献成为官绅，现实地位使他们倾向于通过特权来发展工商业经济，而对资本主义经济纲领不够热心，不存幻想，甚至追随封建势力反对革命。③辛亥革命建立起来的民主共和国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产物，而是以反满清王朝和摆脱民族危亡为目的，通过知识界的宣传鼓动，依靠海外华侨和青年新军官兵的志愿，人为地移植到一个以小农经济和殖民地经济为主的贫穷落后的大国。④它刚刚建立就因为缺乏国内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支持和农村租税的支撑，困难重重，分化变质。当“二次革命”失败，民主共和国尝试流产后，中国人就难得一天民主自由的日子，他们在本世纪里一次次由满怀希望到痛苦失望。⑤在这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巨型国家里，民主制度的经济基础必须逐步创造。在短时期内，哪个专制恶魔的喽罗最众多，百姓就必须把收获物奉送到他的勒索贡品的祭坛，以满足其血食的欲壑。 ①军阀割据混战局面形成后，保皇分子，封建余孽甚至外国传教士都像没头的苍蝇，纷纷诋毁民主共和制，鼓吹尊孔复辟。社会上又流行起鬼神迷信；一些庸俗文人混水摸鱼，以下流书刊黑幕小说渔利。曾经支撑国民信念的民主共和制精神支柱倒塌了，中国社会思潮陷入众说纷纭的混乱状态。 ②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首先掀起文化思想上的革命，使疯长起来的社会思想继续疯长，使处于痛苦，彷徨，苦闷和茫然中的许多精英知识分子纷纷皈依在他的旗帜下宣扬文学革命，启发国民的民主觉悟，为实现名副其实的民主共和国创造条件。③俄国十月革命的侥幸成功却迎合了部分急于求成而失去平衡的过激分子。他们狂热地盲目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在共产国际异常热情的支持下流毒泛滥，愚弄年轻一代，愚弄文盲半文盲。例如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它的全国代表平均年龄仅28岁，外围组织少年共产党则由一些娃娃组成。 ④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各种社会思潮蜂涌而至，广为流传。中国思想界里各派学说竞起争鸣。马克思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工读主义，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合作主义以及“好人政治”，省自治，制宪救国，废督裁兵等形形色色的理论热中于用华丽辞藻构筑一座座空中楼阁式的繁琐方案来改造中国，而不去深入考察它是否有社会基础，是否反映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结果，它们不是很快破产，就是招摇一番而归于破产。⑤虽然改良主义，实用主义，平民教育等方案认识到循序渐进开发实业，兴办教育才能使中国涵养民主制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逐步实现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但是它们不敢面对当时军阀割据混战局面如何消除问题。 ⑥通过俄国别有用心的帮助倒不是本国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支持，1924年5月国民党创办了黄埔军校，建立起新式军队，紧接着以武力消灭或震慑了各地军阀。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改良主义和平民教育才初步具备可行条件。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似乎是望而可达了。到1936年，“五五宪草”的颁布，国大代表的选举，经济的焕然一新，国民党内部的统一，都足以使国民有理由憧憬一个繁荣富强的未来。⑦然而，多灾多难的东亚古国竟未能如西亚土耳其幸运。中华第二民国仍然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产物。这次凭借了俄国的支持和民心所向下产生的政治优势，通过人为地加强武装建立起民主共和国，工商业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仍非常薄弱；被迫实行的“军政”“训政”又饱含独裁成分和封建残余。何况，它尚未历尽劫数：东方强邻虎视耽耽，贪得无厌；而共产党藉西安事变获得了一个苟延残喘的条件。 我们现在提起共产党，闻者无不为之深感头痛，像这样一个愚昧落后，野蛮残忍的政党（据1949年下半年统计，在320万中共地方党员中，农民占83%，工人占5.78%；文盲占69%，小学文化程度占27.66%，中学程度占3.02%，大学程度以上占0.32%），有不少国家深受其害深恶痛疾，经过长期忍耐终于砸碎了它的枷锁。但是在当今中国，它更加奸伪阴毒：隐蔽地吸食百姓，盘剥商贩；禁锢着知识分子，牢牢地控制着军警，妄自尊大，作威作福，妄图制造一个万马齐喑，唯唯诺诺的僵化社会；妄想永远醇酒妇人，靡烂下去。稍许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共的一些可怜经历，也领教了它长期无耻粉饰其本质，不讲常识制造骗局吹嘘标榜自己。自1989年的“六四”大屠杀以来，有良知的中国人深感国难当头，在魔怪喧嚣中不知道这种血腥恐怖何时是一个尽头！有人将这个问题与“老头子”的死活联系起来，有人认为要等到2000年，有人则悲观失望准备至少再忍耐10年！ 中国共产党是一系列偶然因素多重扭曲的产物。①当民主共和国精神支柱倒塌后，中国思想界在殚精竭虑下陷于释手无策一筹莫展中，很少有人认识到社会经济运行产生的政治要求是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②西欧文艺复兴的启示却使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这类急于求成的过激分子在肤浅的思想文化上大做文章，鼓吹“文艺救国”“精神救国”等海市蜃楼式的方案，并驾驭着朝气蓬勃，热中政治却一知半解的广大青少年鼓噪一时，同时塑造着那个时代青少年的灵魂。这种不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却虚张声势以意识形态来改变上层建筑的做法是一种舍本求末，缘木求鱼式的徒劳。以后我们将看到，任何一种社会运动，单靠知识分子鼓动而没有经济上强大独立的阶级基础，惟有以似乎是轰轰烈烈的悲剧告终。这种只有优秀的旗手和号手而没有粮草和战士的阵线经不起乌合之众的冲击！ ③正当中国思想界纷纷扬扬地谈论着民主共和国的实现条件时，俄国十月革命的侥幸成功以及它建立了一个不同于以往人们心目中楷模的国家，使彷徨中的中国思想界立即对此表示了过分的关注。1917年11月8日俄国新政府颁布了一条从未兑现的法令：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沙皇俄国在国外攫取的全部特权。中国思想界为之倾倒。④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隆隆炮火，威尔逊和平倡议骗局的曝光，巴黎和会的肮脏交易连续不断地败坏着西方民主共和国的典范形象。中国思想界乃至社会各界层彻底灭绝了对西方民主文明社会的向往，并由于怒不可遏而陷入歇斯底里之中，终于引起一场火山爆发—“五四”运动。⑤俄国新政府见机行事，趁热打铁，立即于该年7月25日发出第一次对华宣言，抛出一系列空头支票，使未曾体会到共产党劣行的中国新一代不谙世故的知识分子死心塌地了。在领教帝国主义伎俩的痛苦和谩骂中他们确信了帝国主义学说以至马列主义，从此成为其精神俘虏，齐心协力使整个国家盲目追随俄国“教士”，导演出半个世纪的恶作剧和闹剧。 ⑥当此之时，共产国际为贩卖马克思主义，扩大欺骗效果，对政治破产的孙中山加以扶植和利用，把中国共产党打入中国国民党，攀高接贵，虚张声势。但是，共产党的恶劣行径引起了国民党员以至大多数国民的反感。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粉碎了俄国人的阴谋。⑦中共于是提出赤裸裸的法西斯口号：“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流窜到极端落后贫穷闭塞的山野，聚啸绿林，与土匪勾搭，到处推行强盗政策，剥夺富裕农民而勾引贫穷农民，蜕变为一种内部血腥倾轧，对外肆无忌惮，野蛮嚣张的极端黑暗力量的核心。⑧它借着抗日战后国民党精疲力尽，中国大陆赤地千里强盗蜂起的有利时机，迅速膨胀起来，建立了一个恶毒的政权，通过农村包围城市，走以黑暗专横吞噬文明民主的道路，把中国社会一下子倒退到太古洪荒时代。 近代日中两国社会变革一成一败的真正原因在于中国小农经济根深蒂固，普遍而稳定。官绅地主不仅在政治上居统治地位，而且在经济上对独立的工商业者取得压倒优势，资本主义近代化变革缺乏经济基础与阶级基础。日本幕藩封建统治阶级在经济上处于仰人鼻息的窘境，幕藩财政经济严重危机；而资产阶级性质的豪农豪商在经济上凌驾于幕藩封建统治阶级之上，要求变革旧的封建统治秩序以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近代化变革有坚实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 近代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从地主，官僚，买办，商人和华侨中转化而来的。在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中，封建经济的代表—地主官僚创办或投资的企业在数量和投资总额方面都占绝对优势。①到1894年，资本在万元以上的53个商办企业的总资本为470多万元；同期19个洋务企业总资本达1600多万元。②据统计，1872—1913年的145家民族资本企业中，创办者和主要投资人有202人，其中地主113人，商人37人，买办50人。③在甲午战争前，中国产业工人约9万，在外资企业中有3.4万，在中国近代军工企业中有1万多，在近代矿业中约有2万左右，在煤铁纺织业中有6千，而在民族资本企业中仅有2.7万人。④甲午战后几年里，民族工业资本在10万元以上的厂矿的资本额占投资总额的93.3%，而这类厂矿大多是官僚与地主投资创办的，倒不是工商豪右创办的。⑤这些创办近代企业的地主官僚主要凭借田庄和特权发展经济力量，因而不像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化的新贵族那样积极参与近代化变革以发展资本主义经济。 近代日本的幕藩封建领主经济陷入深刻的危机中。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幕府，财政赤字年年达60万两白银，虽几度铸造劣币或加税都难以补救。日本不断出现以全部贡租收入都不足偿付欠债利息的封建领主。例如19世纪前期萨摩藩累欠债务达500万两白银，而财政年收入仅35万两左右，连付债务利息都不够。到六十年代末，借外债的藩有37个，欠外债400万日元（当时的旧币日圆）；到1871年，277个藩的内外债务达7813.3万日元（当时的旧币日圆）。 与此相反，近代日本的资本主义经济蓬勃发展。①其实，早在16世纪前期，日本就有200多个繁荣的工商业城市。有一批城市还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治权。例如堺市就拥有自己的法庭与军队，市政由36人组成的合众会管理，被欧洲称为“东方的威尼斯”。②19世纪前期，以“三都”（大阪，江户，京都）为中心的全国市场和工商业城市发展起来，大商业高利贷者在经济地位上已超过一般的封建领主阶层。例如大阪豪商贷给当地大名6000万两白银，年利息折合大米300万石，出现“大阪富豪一怒，天下诸侯惊惧”的局面。③在农村，商业性农业与手工业发展起来。资本主义手工工场的发展在一些先进地区占据统治地位。富农和商人通过领主承包，开垦荒地或收取无力偿还的债务人的抵押土地，成为豪农。④资产阶级化的豪农豪商在受幕藩封建领主经济剥削的环境下力量逐渐发展，迫切要求近代化政治革新。⑤外样大名在政治上无权，但借“天保改革”发展了资本主义经济，也日益要求进行近代化政治变革。⑥幕藩封建统治的支柱力量武士阶层占日本总人口的1/10，因为旧的封建经济崩溃，生活困窘，恨主如仇。他们被迫从事工商业经济，也接受了近代西方社会政治学说，转变为倒幕派的骨干力量。⑦这种由于经济生活作用产生的革命力量，能够获得巩固的根据地，并凭借雄厚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领导农民推翻幕府封建专制政府。 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受到双重压力和限制，十分缓慢。①1872—1911年民族资本总额为1.3亿多元，较快发展的1912—1919年新增资本也只有1.3亿余元。②同时，由于近代企业地区分布的大分散小集中，在整个社会经济中一个个被分化孤立起来，民族资产阶级难以联合起来支持代表其经济利益的政治团体。③维新派组织强学会，保国会的活动就局限于地主官僚知识分子而不是工商豪右。它们不能凭借自己独立的阶级基础进行武装斗争，反而由于上层官僚的背叛和攻击，迅速解体。④革命派团体同盟会的成员则局限于海外留学生，反满爱国志士，民间会党，地主知识分子甚至投机分子，主要受到海外华侨资本家的经济支持而缺乏国内民族资产阶级的帮助，无法在国内获得强有力的经济基础阶级基础和巩固的根据地，怎能在一个大国成功地进行革命？它实质上有名无实。⑤对于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同盟会内部许多会员各持己见或信心不足：南京临时政府一开始就财政困难，难以运行；辛亥革命后同盟会成员热中于跟立宪派，旧官僚厮混，袭取名位；南北和谈期间为保住名位则不断迁就妥协；宋教仁被刺后，连黄兴也对武装讨袁缺乏信心，大部分国民党议员空喊“法律倒袁”。⑥等到袁世凯准备就绪，步步进逼后他们再被动应战，就注定了“二次革命”的失败和民主共和国的夭折。 ①相反，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雄厚的近代日本倒幕派迅速提出“草莽崛起”思想，并经过“草莽联合论”发展到“草莽武装论”。②其代表人物高杉晋作得到国内大资产者白石正一郎的帮助，在长州藩组织一支草莽武装—奇兵队。它由爱国武士，豪农豪商，农民渔民，猎人和僧侣等组成。③同时，长洲藩倒幕派其他志士也组织了类似武装，并联合起来，粉碎了幕府的两次征讨。④至于倒幕各藩结盟，进军京都，成立新政府，彻底平定叛乱，推行近代化变革等都是水到渠成而已，无须深究。 第三章：国情决定与历史速度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20世纪中国长期并存着90%以上的落后农牧业经济成分和少数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成分，决定了各派政治力量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的强弱，从而注定了中国社会上层建筑模式的反复演变。 20世纪初，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认识到近代化变革这个显而易见，确凿无疑的历史大趋势了。争论退入实现的途径上—谁能真正实现变革。大家都集中在变革的必要性上意气风发，没有谁的思维问津困窘的可能性。现在分析那时候中国的社会模式，我们应该切记当时落后的小农经济遍布全国，哀鸿遍野。自1872年至1900年，新诞生的中国民族资本经营的近代工矿企业只有156家，资本总额仅5000余万元；1901—1911年新设厂矿340家，资本总额仅1.01亿元。凭这点资本，藉这几百家微薄的资本主义力量在一个地广人稠的国家搞近代化变革，同盟会当然力不从心；立宪派则必然拙于请愿；保皇派将依然承望囹圄中的皇帝；旧官僚显然要仰仗贵族集团；清政府虽然在1906年9月正式发布“预备仿行宪政”的谕旨，背地里却玩弄一套骗局。但是，举国一致的意志使社会历史朝良好的方向前进。1911年5月皇族内阁真相大白后，万姓怏怏，于是在武昌起义后群情激昂群起响应。革命派的虚张声势和袁世凯的软硬兼施终于将老大帝国清除出历史舞台，大多数国民于是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①1912—1919年，中国民族资本厂矿又新建成470余家，加上原有企业的扩建，新增资本1.3亿余元，被称为“黄金时代”。然而在中国这个可怕的大穷坑里，资本主义仍是微不足道的经济成分。纯粹的资本家阶层的经济力量根本无法跟官僚，地主，军阀，买办的经济实力相比。②同盟会不善于开发利用遍地皆是的社会资源—单联络各地会党而不广泛发动农民起义。他们无足轻重的地位和国民可怜的文化素质使悲伤的中华民族自暴自弃了。③社会舆论人为地促进政治模式高度化，后果是欲速则不达。既然民主共和国无法取得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的坚强支持，中国的社会历史只好倒退，政治模式重新与殖民地经济基础相适应。于是，1913年的南北较量结束后，中国社会就恶性滑坡，到1916年终于陷入封建地主军阀割据混战的泥淖中。④然而不久，现代政治理论在热情洋溢的知识分子推波助澜地宣扬下摆脱复辟思想束缚继续疯长；可恨地是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仍辗转不前。这就造成了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严重脱节，越来越流于空谈；使相形之下的北京政府的民国招牌更显空洞虚伪。 ⑤正当中国人冷冷静静地痛感“迟迟钟鼓初长夜”而伤心泄气时，在俄国人别有用心地帮助下，孙中山的政治军事实力迅速壮大。不依靠国内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而凭借外国支持和意识形态疯长下民心所向的政治优势，1926年7月广东国民政府依靠学生军，革命军以及部分地方部队进行北伐。由于先进知识分子广泛参加，青年志士踊跃当先，沿途国民热情支援，北伐军迅速消灭或震慑了各地军阀。在粉碎共产党的阴谋后再次建立起近代民主共和国，开始发展资本主义经济。⑥这个凭借军事武装而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支撑的中华第二民国当然有很多落后国情决定的专制成分。既然民主制度赖以生存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薄弱，再一次靠人为力量建立的民主共和国的地位仍然不是深厚巩固的。一旦它遇到更强大的武装攻击，襁褓中的新型资本主义经济成分早殇必将导致政权的变质变色甚至干脆崩溃。 ①因为连续10年（1916—1926）的旧军阀割据混战，因为国民党内部派系的继续混战，因为连续8年（1927—1935）的严重自然灾害，中国经济陷于灾难的深渊。随处可见饥寒交迫的难民流离失所，饿殍遍野；草食矿食尸食惨象络绎不绝。无论城乡，满目疮痍，萧凉凋蔽，催人泪下。②于是盗贼蜂起，土匪猖獗；民不聊生，蠢蠢欲动，一触即发。阴谋破产后共产党变态分子在丧心病狂之下普遍展开武装暴动，到处烧杀；甚至提出“杀尽豪绅”，“焚尽城市”，“使小资产者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等灭绝人性的口号，不断掀起“革命高潮”。城乡居民日夜陷于赤色恐怖，惊慌失措。③不过不久，在众怒难犯下共产党分子就孤立龟缩。城市经济逐渐复苏，蒸蒸日上。农村社会也在1934年后走向稳定。到1936年，重要谷物收成价值猛增至56亿元，工业总产值达122亿元，均创历史最高记录。在工业企业中，资本主义生产占58.6%，官僚资本与民族资本的比例为12%∶88%，当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甚至高于1980年前共产党治下的中国大陆。欣欣向荣的经济景气一直持续到1937年7月。④不过，这种昙花一现的资本主义经济繁荣不能支持民国政权而必须靠民国政权哺育。它极容易遭到战火蹂躏而夭折，不能像欧美经济发达国家那样反而产生“战争景气”。 ⑤因此，中国的命运不容乐观。在伤心的30年代，她的国民有90%以上是愚昧的农民，有80%是绝对不识字的文盲，学龄儿童入学率维持在1/4左右。落后的青海省每千人仅有两人上学读书，而西康省每万人才有1.7个学生。学校师资力量也严重短缺。⑥衰亡的农村社会给专制的赤匪政权准备了广泛的生存土壤，毛泽东因此炮制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糟糕的一些共产党旁支在城市混不下去了，跑到极端贫穷落后的山村进行蛊惑人心的煽动和欺骗。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潦倒的贫雇农立即响应，扔下农具，到处瓜分富人的田地财物；普通农民在威胁和利诱之下，认准形势，纷纷出头，打家劫舍，乱中取脏。整个赤色地区是非颠倒，天良丧尽！由于推行经济低平均思想（洪秀全的失败尝试），到1932年经济一落千丈，衣食极度艰难。 ⑦由于赤匪内部恶劣的派性争夺和激烈火并，由于勤劳本分农民深恶痛绝，由于国民党各派军队一致重点痛剿，赤匪地区纷纷光复。各地赤匪畏罪逃窜，惊魂未定。即使在这种垂头丧气的亡命途中，共产党内部各派仍彼此猜忌，念念不忘施展阴谋诡计进行分裂夺权活动。当1936年冬三支残兵畏缩一团后，张国焘的两万多喽罗立即被以“西征军”的堂皇名义牵入死谷，全军覆没于河西走廊。共产党惯于同室操戈于危难之际，由此略见一斑，何必再论抗战时期的奸伪做法？剩下不到3万的“中央红军”在风雨飘摇中，畏葸一团，四面楚歌，心灰意懒，无可奈何；面对几十万大军层层压来，顿时肝胆俱裂，手忙脚乱，不知所措。⑧仅仅是趁着老蒋与张学良的隔阂，它才抓住幼稚的少帅这根救命稻草，极尽欺骗惑乱之能事，唆使他搞出冒险举动，骑虎难下；勉强插手拣取一条求和协议，以苟延残喘，以养痈蓄疽而毒害中国。 对于中共一贯嚷嚷它幕后怂恿而演成的“西安事变”为合作抗日这类御用官样文章，丝毫也不足信的。早在“九一八”事变后，针对日军无止境的贪欲，中共中央不是号召全党集中力量抗日救国，而是胡说什么“反苏战争导火线”“武装保卫苏联”，充分暴露它为俄国主子卖命的嘴脸。等到丧师失地，狼狈奔窜到陕北后，它急于获取喘息之机，仓皇改头换面，伪装抗日，惑弄张杨。西安事变消息传出后，它登时凶相毕露，鼓噪欲行歹毒。仅仅是在战云密布，古城欲摧，自己朝不保夕的压力下它才无可奈何，收敛祸心，阴谋要挟，从中渔利，得以苟延。等到真正的抗战开始后，它游而不击，东奔西窜，虚声冷枪，活似舞台小丑。…

论中国国运 作者:全钟祥 拙文前三章写于1994年4月与5月，后两章写于1994年秋。第四章多次改动，1996年冬定稿。谢谢转载或发表。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漫长的社会史里，专制皇权根深蒂固；重农牧抑工商的经济制度与诗文经典为主的文化构成一种完整闭塞，自我循环的社会模式。它自持天朝大国，对外惟我独尊。面对这个地广人稠，遥远偏僻，贫穷落后，自我陶醉，顽冥不化的东方大国，谁试图从外部施加作用力以促其转化，实在是蚍蜉撼大树，徒劳而已。就目前言，甚至大印度，黑非洲地区的社会成长也较中国来得容易些。因为大印度能接受自由世界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意识，而黑非洲的人口密度要小得多。当一个世界人道主义组织讨论起支援中国内部正义力量却深为自己杯水车薪的作用摇头叹息的时候，当千千万万海外华侨倾囊相助世代献身而无济于事的时候，单单为此惋惜与遗憾是不可取的。我们不妨一点一滴分析和挖掘其必然性，再综合设计并附著行动，力求靠中国内部力量来改变它的命运。首先，我们从历史出发，分析中国传统社会的模式。 第一章：畸形的社会历史 同古希腊古罗马的原始军事民主制相仿，古代中国的四岳十二牧会议制度限制了部落联盟首领的权力。然而，在原始军事民主制时代，中国没有萌芽性质的三权分立制度。从目前考古资料也找不出与氏族贵族会议即四岳十二牧会议并立的公民大会。这种贵族共和制导致部落联盟首领的权力不断扩张。而最关键的是禅让制不完善—部落联盟首领终身任期制。这个终身制使古代中国部落联盟首领易于扩张权力，结党营私，对抗氏族贵族会议，并逐渐控制它，直到把它变成自己和后任独裁统治的工具。①我们知道，四岳十二牧会议曾先后推选尧舜禹做部落联盟首领，他们也都受到前任的长期考验，在群众中树立了威信，从而顺利地继承了首领职务。相反，尧子丹朱，舜子商均却在政治斗争中失败了，后来被传统舆论作为“不肖”的典型。②到禹当上部落联盟首领后，四岳十二牧会议推选皋陶为继承人。③皋陶不幸先于禹死。于是，伯益被推选为继承人。④伯益资历浅，无威望，无党羽。禹虽同意伯益为继承人，但不给他实权，阻止他培养班底。相反，禹凭借多年的治水活动和行政活动，培植了大量的政治羽翼，形成强大的政治集团。⑤禹暗中培养自己的儿子启，启和他的亲信掌握了许多权力。⑥禹死后，伯益按例居丧三年便谦让首领职位。各部落首领慑于启的威力，都远离伯益而朝见启，连讼狱者也求见启而不找伯益。⑦在一片讴歌声里，启继承了部落联盟首领的位置，而伯益却避居箕山之阳。后来，启杀掉伯益，诛除胞弟武观，镇压了叛乱；废除了禅让制，实现了“家天下”。 由此，古代中国社会舆论主流由崇尚民主过渡到崇尚君主，并在世俗政权支持下，逐渐稳定下来。虽然后世不断有人重提“禅让”，但都不是为恢复军事民主制，而是假借历史成例为僭主们提供谬论依据。 ①从“太康失国”到“少康中兴”，夏的“家天下”更加巩固了，世袭君主制度得以强化。②商代又借用“天子”名份的原始迷信，把它发展成为政教合一，君权神授的君主政治理论。③西周时期，君主政治理论被类推到各种社会人际关系中，建立起“宗法制”，形成繁琐的一套“周礼”，培育起族权和夫权，实现了日常生活专制化—家长制，使社会意识形态和行为规范系统化。④春秋战国时期，代表个体手工业者利益的墨家学派主张选举贤能的人做天子，诸侯国君和各级官吏，主张“兼爱”，“非命”，颇似近代欧美的“博爱”，“自由”等观念，使民主平等思想在百家争鸣中成为“显学”。但是，它得不到世俗政权的支持，且因为私营手工业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薄弱，“工商食官”的官营垄断手工业经济力量排挤，不久就衰落下去。相反，儒，道，法三家学说却从不同的角度和深度，直接间接地为君主专制的政治服务。⑤秦统一后的许多措施是法家理论的运用和发展。⑥西汉搞“外儒内法”统治术，还崇尚黄老之学，形成“外儒内法中道学”理论体系，董仲舒又给君主统治披上宗教性的神圣的外衣—“大一统”。⑦这就完成了意识形态与专制主义皇权政治的明暗双簧配套。它成为禁锢中国民众两千多年的精神枷锁的楷模，扭曲着国民的人格和民风，塑造了畸形的社会心理意识和行为规范，导演了绵绵不绝的畸形社会历史。 当今仍有一些学者以中国传统文化的连续性佐证它的优越性。①然而，如果我们来分析它的历史作用，就会发现这种以等级观念为核心的儒教文化既不能发展生产力，又未能促成“天下大治”；②它既不为民众服务，也不为百官服务；③它翻来覆去只为皇帝一人服务！因此，它能得到任何一位征服者的宠爱和推行。④它适应专制社会，于是长期地强劲地桎梏着社会，连绵不断地导演着畸形的历史剧。与此相反，古希腊古罗马文化饱含民主平等思想，不适应弱肉强食的强盗横行的等级森严的专制社会史潮流，被暴君僭主们极度仇视着践踏销毁了。在古代中国的历史上，墨翟以后东晋有鲍敬言，元代有邓牧，清初有黄宗羲等，屡次提倡民主普选制，屡遭打击。 重农牧抑工商的经济制度有力地配合着这种精神文化枷锁，使民众无力公开挣脱这种精神束缚。于是，畸形社会史无限循环。这一点，通过两种社会经济模式的对比，便可获得鲜明深刻的认识。例如在10—12世纪，西欧经济体制与中国的微小差别是政府对手工业的态度。①以私营为主的西欧手工业发展很快，迅速摆脱家庭手工业或庄园手工业的局限，成为专门的个体手工业生产行业。②逃亡的西欧手工业农奴建立起工商业城市，演化出同农庄经济相对立的城市经济模式。这繁星般的中世纪西欧城市跟古代中国的城市不同，它们的职能是工商业。古代中国庞大的城市例如长安，洛阳虽然有更繁荣的官营垄断工商业，但其主要职能是政治和文化。那种人口规模达百万的巨型城市不是个体手工业者自主建立的，而是工商业者依附政治机构发展起来的。③11~12世纪，工商业城市遍布欧洲各地。城市经济是商品经济，它的兴起促使自给自足的西欧农庄经济走向商品化与专业化，加强了各领主领地的经济联系，加速了西欧社会自然经济的解体。④城市经济力量壮大起来以后，就要求在政治上摆脱专制领主控制，争取自治权。通过赎买，暴力或者兼而有之的方式，绝大多数西欧城市获得自治，发展成为独立的城市共和国。这种城市共和国反对君主专制，盛行贵族共和制，重新崇尚民主平等精神，唤起了对原始军事民主制的向往。⑤城市共和国内部主要矛盾是城市贵族和市民平民之间的斗争。佛罗伦萨，科伦等城市的行会向城市贵族夺取政权后，民主制度进一步发展。⑥城市里的学徒，帮工组织兄弟会，友谊会等早期工会展开斗争使民主意识更加普及和深化。⑦正是繁荣的工商业经济成为西欧民主制社会政治模式成长的根本的主要的推动力，而不是以后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运动等。 古代中国盛行小农经济制度及其理论，使重农牧抑工商的经济系统自我封闭，自我循环，使民主政治制度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无法形成，导致了社会成长机制的萎缩。即使多次受到游牧民族的冲击，重农牧抑工商的社会经济形态依然如故。在皇权政治和规模巨大的官营手工业排挤下，私营工商业经济发展缓慢。专制统治者在社会上歧视私营工商巨贾，在经济上重税盘剥，在政治上机械控制官营“匠户”的人身自由，限制工商豪门入仕，甚至以专卖，统购等僵化手段扼制流通环节。然而，最为深刻的还是精神枷锁。在“以末致财，用本守之”，“农业为天下之本务”的农本思想支配下，富商巨贾经济实力达到一定规模后，纷纷转向田地产业和高利贷业，限制了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转化，削弱了独立的工商业阶层，使政治上的官僚地主统治阶层在经济上也永远占统治地位。于是，皇权政治统治模式千古不移；自然经济周而复始循环下去。 西欧国家在新航路开辟后，殖民扩张和掠夺引起价格革命和商业革命，商业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进一步壮大，而以固定地租为收入的领主阶级的经济统治地位瓦解了。经济上新统治阶级要求变革旧的政治统治模式以发展新型经济。英国的农业经济由小农生产通过“圈地运动”转化为资本主义大农场经营；在欧洲大陆，重商主义由法国传播到其他许多国家。欧洲专制王权在18世纪不断强化的同时却积极支持了私营工商业经济扩张，不自觉地削弱着自身赖以存在的小农经济，自掘坟墓，注定了灭亡的命运。首先摧毁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尼德兰与英国都是依赖相对强大的私营工商业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由资产阶级团结和领导农民打败旧势力，完成社会变革的。其中，尼德兰以弹丸之地聚集300多个工商业城市，号称“城市之国”。 遥远偏僻的地理位置限制了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规模，地广人稠的国情使西方影响难以普及深入。于是，中国的畸形社会模式顽冥不化，像一块坚冰。 ①耻辱的中国近代史唤起了国民的觉醒，呼吁学习欧美振兴祖国的志士滚滚涌现。②《海国图志》与《资政新篇》系统详备，《少年中国说》热情澎湃，《革命军》慷慨激昂，《猛回头》铿锵有力，《警世钟》声嘶力竭地呐喊，《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满腔热望地叫嚣“““③它们是脍炙人口的野味；它们是醉人的烈酒；它们是血泪交织的诉讼状；它们是扣人心弦的战鼓声。④整个中国思想界像奔腾的泥石流，像疯狂的海啸，像撕人心肺的沙场，像面临地动山摇的末日。⑤所有的仁人志士都愤怒地谴责旧道德，都无情地鞭挞旧制度，都热中于高谈阔论偏袒扼腕，都满怀信心地展望新纪元。 九十年代的今天，我们再返思本世纪的历程，一切如过眼云烟；禁不住有虎头蛇尾之感黯然神伤之愤，禁不住怆然欲泣！， 感慨之余，我们就该理智总结和筹划，如果中国尚未自暴自弃，还没有因心灰意懒而玩世不恭的话。 第二章：一百多年来中国再落后的总结 当中华民族处于内忧外患，水深火热之时，社会各阶层精英志士奋起拯救。魏源著《海国图志》将学习西方这一时代课题理论化；洪秀全发动教民起义，力图建立太平天国；洪仁蹲收缕废低诚昃〉靥岢鼋⒑头⒄棺时局饕寰煤驼沃贫龋谎笪衽晒倭乓浴爸醒澹餮谩蔽倒疑妫晃屡芍髡啪髁⑾芎托嗣袢ǎ灰搴屯藕推渌窦浠岬骋笄酃饕迩致允屏Γ涣⑾芘沙型逭陨隙赂男抡危桓锩梢猜玻⒚裰鞴埠凸涣菏楦恪跋绱褰ㄉ琛保魂萄舫跬菩邢卣ㄉ瑁还竦秤萌裰饕褰ㄉ柚泄还膊骋揽勘┝Π崴饺瞬撇窗焐缁嶂饕濉? 然而，先进的知识分子注重介绍学习西方社会制度，却未致力于斗争夺权实现理想；洪秀全建立新天朝而不能建立新社会模式；洋务派舍本求末；维新派力不从心；义和团偏执蛮干；立宪派流于空谈；革命党组织涣散；梁，晏的努力无补于事；国民党多灾多难；共产党荒唐野蛮。①简单归纳一下就是所有的政治方案都未兼备两个条件：强有力的政权基础和通晓西方政治经济制度的大批改革家。②继续探讨下去，就应该注意到近代中国缺乏一个扎根于深厚的工商业经济中的社会新阶层。③于是，被热情渲染的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纲领就缺少经济基础和社会阶级基础，社会无法为它拼凑出强有力的政治军事支柱。④于是，被饥寒驱使和人为煽动起来的农民和破产农民出身的苦工漠视那些空洞虚幻却富于热烈渲染的共产主义理论的可行性，盲目地踊跃进入政治祭坛；而血肉筑成的极端专制的强权却长期地恣意地用荒诞无稽方式折腾着国民和国民的各种生活。⑤于是，一百多年来中国再度衰落了。 要想深入探讨和总结中国再度衰落的原因，我发现应该辨析在不同时期内中国思想界的几种主流思想，同时比较中日两国近代史。因为一般看来在1840年前与中国类似而后来与中国有天壤之别的国家中，日本最典型。 ①从鸦片战争到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思想界的主流认识是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以军事卫国。洪秀全以宗教形式提出的经济平均思想仅限于愚昧无知的部分粤民接受，仅限于太平天国前期的经济政策；洪仁摹蹲收缕匪渖钊氲焦睦⒄棺时局饕寰煤驼沃贫龋谕牙胧导牙肱┟瘢吆凸眩抡颇衙斐梢恢娇瘴摹? ②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宣告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舍本求末思想彻底破产，《马关条约》的签订激怒了全国。在民情骚动北京哗然里，中国思想界认识主流迅速转向激烈要求进行近代化变革，移植西方经济制度和社会政治制度。③经过义和团运动，连清廷洋务派也转而倾向“新政”了。中国思想界的主要救国意见取得共识，只是在社会变革的实现方式和推进速度上展开论战和斗争。 ④中国社会思想认识的良性成长，解放了国民的精神。到20世纪初，甚至是偏僻落后的山村都能意识到中国社会发展苗头了。精神上的解放打击了等级观念，促进了平等观念和民主意识的成长，并随着新式学堂的广泛建立和留学救国思潮的滥觞而加深。帝国主义的掠夺，衰落王朝的盘剥以及连年灾荒使广大劳动人民日益陷入破产无聊的境地，各式各样的反抗斗争普遍展开。于是，旧社会人心惶惶，旧王朝岌岌可危。 ⑤光绪帝死后，保皇派失去了目标。1911年5月“皇族内阁”骗局真相大白后，许多沮丧的立宪派知识分子和地主官僚彻底绝望了。于是，对社会变革进行方式的论战也平息下来。思想界万马齐喑不言而喻通过民主革命建立民主共和国成为中国思想界认识的主流。 当中国思想界认识主流成熟发展的时候，社会经济模式的成长变化却极为缓慢，令人伤心焦躁。尚处于婴儿时代的民族工商业资产阶级处于仰人鼻息的窘境。①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产生的近代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到辛亥革命前，资本在万元以上的厂矿约700家，资本总额1.3亿多元。而1904年美国已有21万家企业，资本在100万美圆以上的有1900家，两国无与伦比。显然，相对于中国辽阔大地的小农经济来说，这点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只是一种调味品。②在社会政治力量角逐中，它根本不能采取有效行动支持代表其利益的政治团体。相反，由于近代中国工商业资产者大部分是官绅或通过捐献成为官绅，现实地位使他们倾向于通过特权来发展工商业经济，而对资本主义经济纲领不够热心，不存幻想，甚至追随封建势力反对革命。③辛亥革命建立起来的民主共和国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产物，而是以反满清王朝和摆脱民族危亡为目的，通过知识界的宣传鼓动，依靠海外华侨和青年新军官兵的志愿，人为地移植到一个以小农经济和殖民地经济为主的贫穷落后的大国。④它刚刚建立就因为缺乏国内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支持和农村租税的支撑，困难重重，分化变质。当“二次革命”失败，民主共和国尝试流产后，中国人就难得一天民主自由的日子，他们在本世纪里一次次由满怀希望到痛苦失望。⑤在这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巨型国家里，民主制度的经济基础必须逐步创造。在短时期内，哪个专制恶魔的喽罗最众多，百姓就必须把收获物奉送到他的勒索贡品的祭坛，以满足其血食的欲壑。 ①军阀割据混战局面形成后，保皇分子，封建余孽甚至外国传教士都像没头的苍蝇，纷纷诋毁民主共和制，鼓吹尊孔复辟。社会上又流行起鬼神迷信；一些庸俗文人混水摸鱼，以下流书刊黑幕小说渔利。曾经支撑国民信念的民主共和制精神支柱倒塌了，中国社会思潮陷入众说纷纭的混乱状态。 ②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首先掀起文化思想上的革命，使疯长起来的社会思想继续疯长，使处于痛苦，彷徨，苦闷和茫然中的许多精英知识分子纷纷皈依在他的旗帜下宣扬文学革命，启发国民的民主觉悟，为实现名副其实的民主共和国创造条件。③俄国十月革命的侥幸成功却迎合了部分急于求成而失去平衡的过激分子。他们狂热地盲目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在共产国际异常热情的支持下流毒泛滥，愚弄年轻一代，愚弄文盲半文盲。例如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它的全国代表平均年龄仅28岁，外围组织少年共产党则由一些娃娃组成。 ④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各种社会思潮蜂涌而至，广为流传。中国思想界里各派学说竞起争鸣。马克思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工读主义，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合作主义以及“好人政治”，省自治，制宪救国，废督裁兵等形形色色的理论热中于用华丽辞藻构筑一座座空中楼阁式的繁琐方案来改造中国，而不去深入考察它是否有社会基础，是否反映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结果，它们不是很快破产，就是招摇一番而归于破产。⑤虽然改良主义，实用主义，平民教育等方案认识到循序渐进开发实业，兴办教育才能使中国涵养民主制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逐步实现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但是它们不敢面对当时军阀割据混战局面如何消除问题。 ⑥通过俄国别有用心的帮助倒不是本国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支持，1924年5月国民党创办了黄埔军校，建立起新式军队，紧接着以武力消灭或震慑了各地军阀。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改良主义和平民教育才初步具备可行条件。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似乎是望而可达了。到1936年，“五五宪草”的颁布，国大代表的选举，经济的焕然一新，国民党内部的统一，都足以使国民有理由憧憬一个繁荣富强的未来。⑦然而，多灾多难的东亚古国竟未能如西亚土耳其幸运。中华第二民国仍然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产物。这次凭借了俄国的支持和民心所向下产生的政治优势，通过人为地加强武装建立起民主共和国，工商业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仍非常薄弱；被迫实行的“军政”“训政”又饱含独裁成分和封建残余。何况，它尚未历尽劫数：东方强邻虎视耽耽，贪得无厌；而共产党藉西安事变获得了一个苟延残喘的条件。 我们现在提起共产党，闻者无不为之深感头痛，像这样一个愚昧落后，野蛮残忍的政党（据1949年下半年统计，在320万中共地方党员中，农民占83%，工人占5.78%；文盲占69%，小学文化程度占27.66%，中学程度占3.02%，大学程度以上占0.32%），有不少国家深受其害深恶痛疾，经过长期忍耐终于砸碎了它的枷锁。但是在当今中国，它更加奸伪阴毒：隐蔽地吸食百姓，盘剥商贩；禁锢着知识分子，牢牢地控制着军警，妄自尊大，作威作福，妄图制造一个万马齐喑，唯唯诺诺的僵化社会；妄想永远醇酒妇人，靡烂下去。稍许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共的一些可怜经历，也领教了它长期无耻粉饰其本质，不讲常识制造骗局吹嘘标榜自己。自1989年的“六四”大屠杀以来，有良知的中国人深感国难当头，在魔怪喧嚣中不知道这种血腥恐怖何时是一个尽头！有人将这个问题与“老头子”的死活联系起来，有人认为要等到2000年，有人则悲观失望准备至少再忍耐10年！ 中国共产党是一系列偶然因素多重扭曲的产物。①当民主共和国精神支柱倒塌后，中国思想界在殚精竭虑下陷于释手无策一筹莫展中，很少有人认识到社会经济运行产生的政治要求是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②西欧文艺复兴的启示却使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这类急于求成的过激分子在肤浅的思想文化上大做文章，鼓吹“文艺救国”“精神救国”等海市蜃楼式的方案，并驾驭着朝气蓬勃，热中政治却一知半解的广大青少年鼓噪一时，同时塑造着那个时代青少年的灵魂。这种不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却虚张声势以意识形态来改变上层建筑的做法是一种舍本求末，缘木求鱼式的徒劳。以后我们将看到，任何一种社会运动，单靠知识分子鼓动而没有经济上强大独立的阶级基础，惟有以似乎是轰轰烈烈的悲剧告终。这种只有优秀的旗手和号手而没有粮草和战士的阵线经不起乌合之众的冲击！ ③正当中国思想界纷纷扬扬地谈论着民主共和国的实现条件时，俄国十月革命的侥幸成功以及它建立了一个不同于以往人们心目中楷模的国家，使彷徨中的中国思想界立即对此表示了过分的关注。1917年11月8日俄国新政府颁布了一条从未兑现的法令：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沙皇俄国在国外攫取的全部特权。中国思想界为之倾倒。④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隆隆炮火，威尔逊和平倡议骗局的曝光，巴黎和会的肮脏交易连续不断地败坏着西方民主共和国的典范形象。中国思想界乃至社会各界层彻底灭绝了对西方民主文明社会的向往，并由于怒不可遏而陷入歇斯底里之中，终于引起一场火山爆发—“五四”运动。⑤俄国新政府见机行事，趁热打铁，立即于该年7月25日发出第一次对华宣言，抛出一系列空头支票，使未曾体会到共产党劣行的中国新一代不谙世故的知识分子死心塌地了。在领教帝国主义伎俩的痛苦和谩骂中他们确信了帝国主义学说以至马列主义，从此成为其精神俘虏，齐心协力使整个国家盲目追随俄国“教士”，导演出半个世纪的恶作剧和闹剧。 ⑥当此之时，共产国际为贩卖马克思主义，扩大欺骗效果，对政治破产的孙中山加以扶植和利用，把中国共产党打入中国国民党，攀高接贵，虚张声势。但是，共产党的恶劣行径引起了国民党员以至大多数国民的反感。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粉碎了俄国人的阴谋。⑦中共于是提出赤裸裸的法西斯口号：“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流窜到极端落后贫穷闭塞的山野，聚啸绿林，与土匪勾搭，到处推行强盗政策，剥夺富裕农民而勾引贫穷农民，蜕变为一种内部血腥倾轧，对外肆无忌惮，野蛮嚣张的极端黑暗力量的核心。⑧它借着抗日战后国民党精疲力尽，中国大陆赤地千里强盗蜂起的有利时机，迅速膨胀起来，建立了一个恶毒的政权，通过农村包围城市，走以黑暗专横吞噬文明民主的道路，把中国社会一下子倒退到太古洪荒时代。 近代日中两国社会变革一成一败的真正原因在于中国小农经济根深蒂固，普遍而稳定。官绅地主不仅在政治上居统治地位，而且在经济上对独立的工商业者取得压倒优势，资本主义近代化变革缺乏经济基础与阶级基础。日本幕藩封建统治阶级在经济上处于仰人鼻息的窘境，幕藩财政经济严重危机；而资产阶级性质的豪农豪商在经济上凌驾于幕藩封建统治阶级之上，要求变革旧的封建统治秩序以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近代化变革有坚实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 近代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从地主，官僚，买办，商人和华侨中转化而来的。在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中，封建经济的代表—地主官僚创办或投资的企业在数量和投资总额方面都占绝对优势。①到1894年，资本在万元以上的53个商办企业的总资本为470多万元；同期19个洋务企业总资本达1600多万元。②据统计，1872—1913年的145家民族资本企业中，创办者和主要投资人有202人，其中地主113人，商人37人，买办50人。③在甲午战争前，中国产业工人约9万，在外资企业中有3.4万，在中国近代军工企业中有1万多，在近代矿业中约有2万左右，在煤铁纺织业中有6千，而在民族资本企业中仅有2.7万人。④甲午战后几年里，民族工业资本在10万元以上的厂矿的资本额占投资总额的93.3%，而这类厂矿大多是官僚与地主投资创办的，倒不是工商豪右创办的。⑤这些创办近代企业的地主官僚主要凭借田庄和特权发展经济力量，因而不像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化的新贵族那样积极参与近代化变革以发展资本主义经济。 近代日本的幕藩封建领主经济陷入深刻的危机中。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幕府，财政赤字年年达60万两白银，虽几度铸造劣币或加税都难以补救。日本不断出现以全部贡租收入都不足偿付欠债利息的封建领主。例如19世纪前期萨摩藩累欠债务达500万两白银，而财政年收入仅35万两左右，连付债务利息都不够。到六十年代末，借外债的藩有37个，欠外债400万日元（当时的旧币日圆）；到1871年，277个藩的内外债务达7813.3万日元（当时的旧币日圆）。 与此相反，近代日本的资本主义经济蓬勃发展。①其实，早在16世纪前期，日本就有200多个繁荣的工商业城市。有一批城市还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治权。例如堺市就拥有自己的法庭与军队，市政由36人组成的合众会管理，被欧洲称为“东方的威尼斯”。②19世纪前期，以“三都”（大阪，江户，京都）为中心的全国市场和工商业城市发展起来，大商业高利贷者在经济地位上已超过一般的封建领主阶层。例如大阪豪商贷给当地大名6000万两白银，年利息折合大米300万石，出现“大阪富豪一怒，天下诸侯惊惧”的局面。③在农村，商业性农业与手工业发展起来。资本主义手工工场的发展在一些先进地区占据统治地位。富农和商人通过领主承包，开垦荒地或收取无力偿还的债务人的抵押土地，成为豪农。④资产阶级化的豪农豪商在受幕藩封建领主经济剥削的环境下力量逐渐发展，迫切要求近代化政治革新。⑤外样大名在政治上无权，但借“天保改革”发展了资本主义经济，也日益要求进行近代化政治变革。⑥幕藩封建统治的支柱力量武士阶层占日本总人口的1/10，因为旧的封建经济崩溃，生活困窘，恨主如仇。他们被迫从事工商业经济，也接受了近代西方社会政治学说，转变为倒幕派的骨干力量。⑦这种由于经济生活作用产生的革命力量，能够获得巩固的根据地，并凭借雄厚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领导农民推翻幕府封建专制政府。 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受到双重压力和限制，十分缓慢。①1872—1911年民族资本总额为1.3亿多元，较快发展的1912—1919年新增资本也只有1.3亿余元。②同时，由于近代企业地区分布的大分散小集中，在整个社会经济中一个个被分化孤立起来，民族资产阶级难以联合起来支持代表其经济利益的政治团体。③维新派组织强学会，保国会的活动就局限于地主官僚知识分子而不是工商豪右。它们不能凭借自己独立的阶级基础进行武装斗争，反而由于上层官僚的背叛和攻击，迅速解体。④革命派团体同盟会的成员则局限于海外留学生，反满爱国志士，民间会党，地主知识分子甚至投机分子，主要受到海外华侨资本家的经济支持而缺乏国内民族资产阶级的帮助，无法在国内获得强有力的经济基础阶级基础和巩固的根据地，怎能在一个大国成功地进行革命？它实质上有名无实。⑤对于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同盟会内部许多会员各持己见或信心不足：南京临时政府一开始就财政困难，难以运行；辛亥革命后同盟会成员热中于跟立宪派，旧官僚厮混，袭取名位；南北和谈期间为保住名位则不断迁就妥协；宋教仁被刺后，连黄兴也对武装讨袁缺乏信心，大部分国民党议员空喊“法律倒袁”。⑥等到袁世凯准备就绪，步步进逼后他们再被动应战，就注定了“二次革命”的失败和民主共和国的夭折。 ①相反，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雄厚的近代日本倒幕派迅速提出“草莽崛起”思想，并经过“草莽联合论”发展到“草莽武装论”。②其代表人物高杉晋作得到国内大资产者白石正一郎的帮助，在长州藩组织一支草莽武装—奇兵队。它由爱国武士，豪农豪商，农民渔民，猎人和僧侣等组成。③同时，长洲藩倒幕派其他志士也组织了类似武装，并联合起来，粉碎了幕府的两次征讨。④至于倒幕各藩结盟，进军京都，成立新政府，彻底平定叛乱，推行近代化变革等都是水到渠成而已，无须深究。 第三章：国情决定与历史速度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20世纪中国长期并存着90%以上的落后农牧业经济成分和少数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成分，决定了各派政治力量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的强弱，从而注定了中国社会上层建筑模式的反复演变。 20世纪初，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认识到近代化变革这个显而易见，确凿无疑的历史大趋势了。争论退入实现的途径上—谁能真正实现变革。大家都集中在变革的必要性上意气风发，没有谁的思维问津困窘的可能性。现在分析那时候中国的社会模式，我们应该切记当时落后的小农经济遍布全国，哀鸿遍野。自1872年至1900年，新诞生的中国民族资本经营的近代工矿企业只有156家，资本总额仅5000余万元；1901—1911年新设厂矿340家，资本总额仅1.01亿元。凭这点资本，藉这几百家微薄的资本主义力量在一个地广人稠的国家搞近代化变革，同盟会当然力不从心；立宪派则必然拙于请愿；保皇派将依然承望囹圄中的皇帝；旧官僚显然要仰仗贵族集团；清政府虽然在1906年9月正式发布“预备仿行宪政”的谕旨，背地里却玩弄一套骗局。但是，举国一致的意志使社会历史朝良好的方向前进。1911年5月皇族内阁真相大白后，万姓怏怏，于是在武昌起义后群情激昂群起响应。革命派的虚张声势和袁世凯的软硬兼施终于将老大帝国清除出历史舞台，大多数国民于是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①1912—1919年，中国民族资本厂矿又新建成470余家，加上原有企业的扩建，新增资本1.3亿余元，被称为“黄金时代”。然而在中国这个可怕的大穷坑里，资本主义仍是微不足道的经济成分。纯粹的资本家阶层的经济力量根本无法跟官僚，地主，军阀，买办的经济实力相比。②同盟会不善于开发利用遍地皆是的社会资源—单联络各地会党而不广泛发动农民起义。他们无足轻重的地位和国民可怜的文化素质使悲伤的中华民族自暴自弃了。③社会舆论人为地促进政治模式高度化，后果是欲速则不达。既然民主共和国无法取得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的坚强支持，中国的社会历史只好倒退，政治模式重新与殖民地经济基础相适应。于是，1913年的南北较量结束后，中国社会就恶性滑坡，到1916年终于陷入封建地主军阀割据混战的泥淖中。④然而不久，现代政治理论在热情洋溢的知识分子推波助澜地宣扬下摆脱复辟思想束缚继续疯长；可恨地是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仍辗转不前。这就造成了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严重脱节，越来越流于空谈；使相形之下的北京政府的民国招牌更显空洞虚伪。 ⑤正当中国人冷冷静静地痛感“迟迟钟鼓初长夜”而伤心泄气时，在俄国人别有用心地帮助下，孙中山的政治军事实力迅速壮大。不依靠国内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而凭借外国支持和意识形态疯长下民心所向的政治优势，1926年7月广东国民政府依靠学生军，革命军以及部分地方部队进行北伐。由于先进知识分子广泛参加，青年志士踊跃当先，沿途国民热情支援，北伐军迅速消灭或震慑了各地军阀。在粉碎共产党的阴谋后再次建立起近代民主共和国，开始发展资本主义经济。⑥这个凭借军事武装而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支撑的中华第二民国当然有很多落后国情决定的专制成分。既然民主制度赖以生存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薄弱，再一次靠人为力量建立的民主共和国的地位仍然不是深厚巩固的。一旦它遇到更强大的武装攻击，襁褓中的新型资本主义经济成分早殇必将导致政权的变质变色甚至干脆崩溃。 ①因为连续10年（1916—1926）的旧军阀割据混战，因为国民党内部派系的继续混战，因为连续8年（1927—1935）的严重自然灾害，中国经济陷于灾难的深渊。随处可见饥寒交迫的难民流离失所，饿殍遍野；草食矿食尸食惨象络绎不绝。无论城乡，满目疮痍，萧凉凋蔽，催人泪下。②于是盗贼蜂起，土匪猖獗；民不聊生，蠢蠢欲动，一触即发。阴谋破产后共产党变态分子在丧心病狂之下普遍展开武装暴动，到处烧杀；甚至提出“杀尽豪绅”，“焚尽城市”，“使小资产者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等灭绝人性的口号，不断掀起“革命高潮”。城乡居民日夜陷于赤色恐怖，惊慌失措。③不过不久，在众怒难犯下共产党分子就孤立龟缩。城市经济逐渐复苏，蒸蒸日上。农村社会也在1934年后走向稳定。到1936年，重要谷物收成价值猛增至56亿元，工业总产值达122亿元，均创历史最高记录。在工业企业中，资本主义生产占58.6%，官僚资本与民族资本的比例为12%∶88%，当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甚至高于1980年前共产党治下的中国大陆。欣欣向荣的经济景气一直持续到1937年7月。④不过，这种昙花一现的资本主义经济繁荣不能支持民国政权而必须靠民国政权哺育。它极容易遭到战火蹂躏而夭折，不能像欧美经济发达国家那样反而产生“战争景气”。 ⑤因此，中国的命运不容乐观。在伤心的30年代，她的国民有90%以上是愚昧的农民，有80%是绝对不识字的文盲，学龄儿童入学率维持在1/4左右。落后的青海省每千人仅有两人上学读书，而西康省每万人才有1.7个学生。学校师资力量也严重短缺。⑥衰亡的农村社会给专制的赤匪政权准备了广泛的生存土壤，毛泽东因此炮制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糟糕的一些共产党旁支在城市混不下去了，跑到极端贫穷落后的山村进行蛊惑人心的煽动和欺骗。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潦倒的贫雇农立即响应，扔下农具，到处瓜分富人的田地财物；普通农民在威胁和利诱之下，认准形势，纷纷出头，打家劫舍，乱中取脏。整个赤色地区是非颠倒，天良丧尽！由于推行经济低平均思想（洪秀全的失败尝试），到1932年经济一落千丈，衣食极度艰难。 ⑦由于赤匪内部恶劣的派性争夺和激烈火并，由于勤劳本分农民深恶痛绝，由于国民党各派军队一致重点痛剿，赤匪地区纷纷光复。各地赤匪畏罪逃窜，惊魂未定。即使在这种垂头丧气的亡命途中，共产党内部各派仍彼此猜忌，念念不忘施展阴谋诡计进行分裂夺权活动。当1936年冬三支残兵畏缩一团后，张国焘的两万多喽罗立即被以“西征军”的堂皇名义牵入死谷，全军覆没于河西走廊。共产党惯于同室操戈于危难之际，由此略见一斑，何必再论抗战时期的奸伪做法？剩下不到3万的“中央红军”在风雨飘摇中，畏葸一团，四面楚歌，心灰意懒，无可奈何；面对几十万大军层层压来，顿时肝胆俱裂，手忙脚乱，不知所措。⑧仅仅是趁着老蒋与张学良的隔阂，它才抓住幼稚的少帅这根救命稻草，极尽欺骗惑乱之能事，唆使他搞出冒险举动，骑虎难下；勉强插手拣取一条求和协议，以苟延残喘，以养痈蓄疽而毒害中国。 对于中共一贯嚷嚷它幕后怂恿而演成的“西安事变”为合作抗日这类御用官样文章，丝毫也不足信的。早在“九一八”事变后，针对日军无止境的贪欲，中共中央不是号召全党集中力量抗日救国，而是胡说什么“反苏战争导火线”“武装保卫苏联”，充分暴露它为俄国主子卖命的嘴脸。等到丧师失地，狼狈奔窜到陕北后，它急于获取喘息之机，仓皇改头换面，伪装抗日，惑弄张杨。西安事变消息传出后，它登时凶相毕露，鼓噪欲行歹毒。仅仅是在战云密布，古城欲摧，自己朝不保夕的压力下它才无可奈何，收敛祸心，阴谋要挟，从中渔利，得以苟延。等到真正的抗战开始后，它游而不击，东奔西窜，虚声冷枪，活似舞台小丑。…

編 輯 同 仁 : 轉 上 中, 日 二 位 教 授 談 漢 俳 的 文 章 , 以 壯 大 明 華 的 隊 伍 . 曉 帆

遥远有多远 金明春 遥远有多远？梦有多远？遥远如梦。 新疆，美丽遥远的地方。遥远是地理位置的遥远，并不是心灵方面的遥远。新疆，是一个梦境，美丽亲近在你的枕边，虚幻缥缈又离你遥远。泰山、天山，万里之遥，遥如天国。而我一踏入新疆，一种感觉真切呈现，新疆其实并不遥远，它离我是那么的近。就像心灵的老家，不遥远也不陌生。万里之遥处，竟有如此紧贴我心灵的地方！它像梦，走千万里，也许你无法抵达，但那梦就在你的枕边。在这遥远的地方，有我真切的梦，有我亲切的心灵之家。在这遥远的边缘地带，一切都是如此真诚。 穿越万水千山，我深切的体会到什么是遥远。 列车向西北行使。进入河西走廊，已是黄沙漫道，四野茫茫。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戈壁滩上，；骆驼草几乎是唯一的生命、唯一的绿色。骆驼草正像沙漠戈壁中跋涉的骆驼，我似乎听到了它生命的铃声。戈壁干旱、贫瘠，荒芜裸露。 古长城遗迹令人感慨。他静静地躺着，在夕阳的金光下默默的守候着荒凉。当年的威武矗立，而今历经风雨的侵蚀，以变的低矮颓废。 但我隐约感到它仍然铁骨铮铮。 铁路两侧，人工种植的十字格草网将周围的沙土抓住。沙土上的小灌木和低低的野草，是那么倔强与亲切。 呼啸而过，这是人们在内地对火车的感觉。而此时，它爬行在大漠戈壁滩上，就像一条长虫。此时，我想，一个人的脚步能成载多少使命。 八千里路云和月，穿越风，穿越雨，穿越岁月时空。 这里有最炽热的盆地把你拥抱， 这里有最高的清凉高地使你清静。 这里有清澈如塔吉克人眸子的湖泊， 这里有挺拔像维吾尔人鼻端的山脉。 她把最贫瘠的戈壁展现给你。 她把最富有的矿藏呈现给你。 她用最苦涩的碱水让你润喉， 她用最甘醇的马奶酒使你眩晕。 这里狂烈的沙暴让你的皮肤粗糙， 这里柔曼的温泉有让你的肌肤细腻光滑。 她雪山般的粗狂会慑去你的魂魄， 她美妙动听的歌舞会让你流连忘返。 这里有月球般沉寂的沙漠， 这里有烈焰般的火焰山。 新疆，是个神奇的地方，辽阔、豪迈，瑰丽、 神秘遥远的新疆，以宽广的胸怀，把我拥抱。这里有一片又一片的神山。那一座座山峰像拉着丝绸的驼队，一匹匹骆驼，表现着千姿百态的动作，或似行走、或似就地而卧、或似低头吃草。在这炎热的夏季，这里却有冰山，远远望去只见白雪皑皑，白雪在太阳的照射下发着五光十色，活脱脱的彩色宝石。 戈壁滩上，有荒漠中的公主—-红柳，它们成片矗立着那淡淡的玫红色的枝叶。干枯的秃地泛着烟碱，而红柳却展放着她那美丽和 鲜活，她倔强、自豪地挺立着，在她那玫红色枝尖的下面，那青绿色的枝叶和枝杆让荒凉的沙漠有了生机。红柳，戈壁滩上的生灵。这里还有香味逸人的沙枣树。树叶微微泛着白色的沙枣树，开春时节那淡黄色的小花爬满了沙枣树的枝头，空气中飘溢一丝甜味的芳香，沙枣花的果实沙甜，越是干旱地方的沙枣越是甘甜。这是上帝载下的一种植物吧？在这样的环境下，它们是怎样存活的啊？ 　　在这遥远的地方，一切是那样的不同。这里有奇异的自然景观，这里有多彩的民族风情。 　　乌鲁木齐二道桥，是维族同胞聚集的地方。走在街头，仿佛来到一个神秘的国度。无论是建筑，还是人们的服饰，处处洋溢着纯正的维吾尔特色，伊斯兰风格。它使你感觉很遥远又十分真实，街头长纱蒙面的妇女，戴着各种小帽的少数民族兄弟，仿佛在梦中见过，又仿佛就是邻家兄弟。许多保存完好的土耳其式院落散落在现代化的建筑之中。几株粗大的古树下是寂静而神秘的古寺。在小巷中闲逛，好象到了”一千零一夜”的故事背景中。每条巷都有很多分叉，很深也很静，偶尔看到有开着门的院子内都挂着传统的艾丽的丝绸。每碰到一个维族女子都会让我有惊艳的感觉，尤其是少女，美若天仙。维族人既有着东方人细腻洁净的肤质，又似西方人那样高鼻深目，轮廓分明。华美的色彩、热烈的气氛和温暖的人情味，使人神往。友好、质朴的维吾尔族人操着不太流利的汉语和我们交流着，不久巴扎（集市）开始了：民族手饰、乐器、器皿、花帽令人目不暇接，临街的木器店、铁匠铺、首饰作坊一派繁忙。 这是上帝安排的一个小村庄，一个维吾尔族人的小村庄，大概有十来户人家，从一个泥土房子里，飘出来一个穿着民族服装的维吾尔族小姑娘，黑黑的眼珠，深眼窝，扎着两只肩的小辫儿，穿着传统式的花边长裙。村子里，墙根下一溜排坐着十来个老人，清一色的黑色维族衣袍，戴着高耸的富有民族特色的黑棉帽。村子是那么宁静祥和，虽然有些落后，但充满幸福。 新疆的大漠，令人向往抑或敬畏，使人神往抑或畏惧。 沉寂的沙漠，胸怀辽阔，它张开双臂欢迎你，它腾起满天风暴迷失你。走进大漠，整个大漠就像属于你的，你好像拥有了整个大漠。走进大漠，大漠就像抛弃了你，你失去方向。大漠，提供给你的没有任何可以食用的，它提供给你的只是无边无际。 沉寂的沙漠，死寂的大漠。 其实，大漠并不寂静，风声、驼铃声充满大漠。风，在这里一年只刮两次，但是一次要刮四个月。风在大漠上奔跑，一路高歌。再就是驼铃，叮叮当当，那是行进的节奏。而演奏这美妙音乐的，便是”沙漠之舟”之称的骆驼了！ 对于骆驼，在我心里，那是一种神圣的令人敬仰的生灵。跋涉于茫茫沙漠，不畏艰辛，甘于奉献。 当我远远的望见骆驼时，一种亲切之感油然而生。 但当我走近它时，见到的却使我悲哀和心痛。它似乎扮演的是悲剧的角色，一块块的毛都在脱落，斑驳的皮肤上隐隐的露着血迹。嘴张着，下巴垂着，有上气无下气的在喘。 这就是在沙漠中驰骋的沙漠之舟？ 站在我一旁的一个人说：”骆驼是最蠢的动物。” “怎么？”我问 “它只会消极的忍耐。给它背上驮再重的重载，它也会承受。它肯吃大多数哺乳动物所拒绝食用的荆棘苦草，它肯饮用带盐味的脏水，它 奔走三天三夜可以不喝水，这并不是因为它的肚子里储藏着水，而是因为它体内的脂肪氧化可制造出水。默默跋涉，无声无息。” 望着这骆驼，我心情沉重。 任重道远，倾情奉献。这本该是赞美你的词语，难道这些都埋在大漠深处了吗？我望着大漠，大漠无语。我望着骆驼，骆驼无语。 “你从哪里来？”他问。 我说：”山东莱钢。”…

论中国国运 作者:全钟祥 拙文前三章写于1994年4月与5月，后两章写于1994年秋。第四章多次改动，1996年冬定稿。自1994年7月—1997年2月拙文发至全国各地。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漫长的社会史里，专制皇权根深蒂固；重农牧抑工商的经济制度与诗文经典为主的文化构成一种完整闭塞，自我循环的社会模式。它自持天朝大国，对外惟我独尊。面对这个地广人稠，遥远偏僻，贫穷落后，自我陶醉，顽冥不化的东方大国，谁试图从外部施加作用力以促其转化，实在是蚍蜉撼大树，徒劳而已。就目前言，甚至大印度，黑非洲地区的社会成长也较中国来得容易些。因为大印度能接受自由世界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意识，而黑非洲的人口密度要小得多。当一个世界人道主义组织讨论起支援中国内部正义力量却深为自己杯水车薪的作用摇头叹息的时候，当千千万万海外华侨倾囊相助世代献身而无济于事的时候，单单为此惋惜与遗憾是不可取的。我们不妨一点一滴分析和挖掘其必然性，再综合设计并附著行动，力求靠中国内部力量来改变它的命运。首先，我们从历史出发，分析中国传统社会的模式。 第一章：畸形的社会历史 同古希腊古罗马的原始军事民主制相仿，古代中国的四岳十二牧会议制度限制了部落联盟首领的权力。然而，在原始军事民主制时代，中国没有萌芽性质的三权分立制度。从目前考古资料也找不出与氏族贵族会议即四岳十二牧会议并立的公民大会。这种贵族共和制导致部落联盟首领的权力不断扩张。而最关键的是禅让制不完善—部落联盟首领终身任期制。这个终身制使古代中国部落联盟首领易于扩张权力，结党营私，对抗氏族贵族会议，并逐渐控制它，直到把它变成自己和后任独裁统治的工具。①我们知道，四岳十二牧会议曾先后推选尧舜禹做部落联盟首领，他们也都受到前任的长期考验，在群众中树立了威信，从而顺利地继承了首领职务。相反，尧子丹朱，舜子商均却在政治斗争中失败了，后来被传统舆论作为“不肖”的典型。②到禹当上部落联盟首领后，四岳十二牧会议推选皋陶为继承人。③皋陶不幸先于禹死。于是，伯益被推选为继承人。④伯益资历浅，无威望，无党羽。禹虽同意伯益为继承人，但不给他实权，阻止他培养班底。相反，禹凭借多年的治水活动和行政活动，培植了大量的政治羽翼，形成强大的政治集团。⑤禹暗中培养自己的儿子启，启和他的亲信掌握了许多权力。⑥禹死后，伯益按例居丧三年便谦让首领职位。各部落首领慑于启的威力，都远离伯益而朝见启，连讼狱者也求见启而不找伯益。⑦在一片讴歌声里，启继承了部落联盟首领的位置，而伯益却避居箕山之阳。后来，启杀掉伯益，诛除胞弟武观，镇压了叛乱；废除了禅让制，实现了“家天下”。 由此，古代中国社会舆论主流由崇尚民主过渡到崇尚君主，并在世俗政权支持下，逐渐稳定下来。虽然后世不断有人重提“禅让”，但都不是为恢复军事民主制，而是假借历史成例为僭主们提供谬论依据。 ①从“太康失国”到“少康中兴”，夏的“家天下”更加巩固了，世袭君主制度得以强化。②商代又借用“天子”名份的原始迷信，把它发展成为政教合一，君权神授的君主政治理论。③西周时期，君主政治理论被类推到各种社会人际关系中，建立起“宗法制”，形成繁琐的一套“周礼”，培育起族权和夫权，实现了日常生活专制化—家长制，使社会意识形态和行为规范系统化。④春秋战国时期，代表个体手工业者利益的墨家学派主张选举贤能的人做天子，诸侯国君和各级官吏，主张“兼爱”，“非命”，颇似近代欧美的“博爱”，“自由”等观念，使民主平等思想在百家争鸣中成为“显学”。但是，它得不到世俗政权的支持，且因为私营手工业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薄弱，“工商食官”的官营垄断手工业经济力量排挤，不久就衰落下去。相反，儒，道，法三家学说却从不同的角度和深度，直接间接地为君主专制的政治服务。⑤秦统一后的许多措施是法家理论的运用和发展。⑥西汉搞“外儒内法”统治术，还崇尚黄老之学，形成“外儒内法中道学”理论体系，董仲舒又给君主统治披上宗教性的神圣的外衣—“大一统”。⑦这就完成了意识形态与专制主义皇权政治的明暗双簧配套。它成为禁锢中国民众两千多年的精神枷锁的楷模，扭曲着国民的人格和民风，塑造了畸形的社会心理意识和行为规范，导演了绵绵不绝的畸形社会历史。 当今仍有一些学者以中国传统文化的连续性佐证它的优越性。①然而，如果我们来分析它的历史作用，就会发现这种以等级观念为核心的儒教文化既不能发展生产力，又未能促成“天下大治”；②它既不为民众服务，也不为百官服务；③它翻来覆去只为皇帝一人服务！因此，它能得到任何一位征服者的宠爱和推行。④它适应专制社会，于是长期地强劲地桎梏着社会，连绵不断地导演着畸形的历史剧。与此相反，古希腊古罗马文化饱含民主平等思想，不适应弱肉强食的强盗横行的等级森严的专制社会史潮流，被暴君僭主们极度仇视着践踏销毁了。在古代中国的历史上，墨翟以后东晋有鲍敬言，元代有邓牧，清初有黄宗羲等，屡次提倡民主普选制，屡遭打击。 重农牧抑工商的经济制度有力地配合着这种精神文化枷锁，使民众无力公开挣脱这种精神束缚。于是，畸形社会史无限循环。这一点，通过两种社会经济模式的对比，便可获得鲜明深刻的认识。例如在10~12世纪，西欧经济体制与中国的微小差别是政府对手工业的态度。①以私营为主的西欧手工业发展很快，迅速摆脱家庭手工业或庄园手工业的局限，成为专门的个体手工业生产行业。②逃亡的西欧手工业农奴建立起工商业城市，演化出同农庄经济相对立的城市经济模式。这繁星般的中世纪西欧城市跟古代中国的城市不同，它们的职能是工商业。古代中国庞大的城市例如长安，洛阳虽然有更繁荣的官营垄断工商业，但其主要职能是政治和文化。那种人口规模达百万的巨型城市不是个体手工业者自主建立的，而是工商业者依附政治机构发展起来的。③11~12世纪，工商业城市遍布欧洲各地。城市经济是商品经济，它的兴起促使自给自足的西欧农庄经济走向商品化与专业化，加强了各领主领地的经济联系，加速了西欧社会自然经济的解体。④城市经济力量壮大起来以后，就要求在政治上摆脱专制领主控制，争取自治权。通过赎买，暴力或者兼而有之的方式，绝大多数西欧城市获得自治，发展成为独立的城市共和国。这种城市共和国反对君主专制，盛行贵族共和制，重新崇尚民主平等精神，唤起了对原始军事民主制的向往。⑤城市共和国内部主要矛盾是城市贵族和市民平民之间的斗争。佛罗伦萨，科伦等城市的行会向城市贵族夺取政权后，民主制度进一步发展。⑥城市里的学徒，帮工组织兄弟会，友谊会等早期工会展开斗争使民主意识更加普及和深化。⑦正是繁荣的工商业经济成为西欧民主制社会政治模式成长的根本的主要的推动力，而不是以后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运动等。 古代中国盛行小农经济制度及其理论，使重农牧抑工商的经济系统自我封闭，自我循环，使民主政治制度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无法形成，导致了社会成长机制的萎缩。即使多次受到游牧民族的冲击，重农牧抑工商的社会经济形态依然如故。在皇权政治和规模巨大的官营手工业排挤下，私营工商业经济发展缓慢。专制统治者在社会上歧视私营工商巨贾，在经济上重税盘剥，在政治上机械控制官营“匠户”的人身自由，限制工商豪门入仕，甚至以专卖，统购等僵化手段扼制流通环节。然而，最为深刻的还是精神枷锁。在“以末致财，用本守之”，“农业为天下之本务”的农本思想支配下，富商巨贾经济实力达到一定规模后，纷纷转向田地产业和高利贷业，限制了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转化，削弱了独立的工商业阶层，使政治上的官僚地主统治阶层在经济上也永远占统治地位。于是，皇权政治统治模式千古不移；自然经济周而复始循环下去。 西欧国家在新航路开辟后，殖民扩张和掠夺引起价格革命和商业革命，商业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进一步壮大，而以固定地租为收入的领主阶级的经济统治地位瓦解了。经济上新统治阶级要求变革旧的政治统治模式以发展新型经济。英国的农业经济由小农生产通过“圈地运动”转化为资本主义大农场经营；在欧洲大陆，重商主义由法国传播到其他许多国家。欧洲专制王权在18世纪不断强化的同时却积极支持了私营工商业经济扩张，不自觉地削弱着自身赖以存在的小农经济，自掘坟墓，注定了灭亡的命运。首先摧毁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尼德兰与英国都是依赖相对强大的私营工商业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由资产阶级团结和领导农民打败旧势力，完成社会变革的。其中，尼德兰以弹丸之地聚集300多个工商业城市，号称“城市之国”。 遥远偏僻的地理位置限制了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规模，地广人稠的国情使西方影响难以普及深入。于是，中国的畸形社会模式顽冥不化，像一块坚冰。 ①耻辱的中国近代史唤起了国民的觉醒，呼吁学习欧美振兴祖国的志士滚滚涌现。②《海国图志》与《资政新篇》系统详备，《少年中国说》热情澎湃，《革命军》慷慨激昂，《猛回头》铿锵有力，《警世钟》声嘶力竭地呐喊，《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满腔热望地叫嚣“““③它们是脍炙人口的野味；它们是醉人的烈酒；它们是血泪交织的诉讼状；它们是扣人心弦的战鼓声。④整个中国思想界像奔腾的泥石流，像疯狂的海啸，像撕人心肺的沙场，像面临地动山摇的末日。⑤所有的仁人志士都愤怒地谴责旧道德，都无情地鞭挞旧制度，都热中于高谈阔论偏袒扼腕，都满怀信心地展望新纪元。 九十年代的今天，我们再返思本世纪的历程，一切如过眼云烟；禁不住有虎头蛇尾之感黯然神伤之愤，禁不住怆然欲泣！， 感慨之余，我们就该理智总结和筹划，如果中国尚未自暴自弃，还没有因心灰意懒而玩世不恭的话。 第二章：一百多年来中国再落后的总结 当中华民族处于内忧外患，水深火热之时，社会各阶层精英志士奋起拯救。魏源著《海国图志》将学习西方这一时代课题理论化；洪秀全发动教民起义，力图建立太平天国；洪仁蹲收缕废低诚昃〉靥岢鼋⒑头⒄棺时局饕寰煤驼沃贫龋谎笪衽晒倭乓浴爸醒澹餮谩蔽倒疑妫晃屡芍髡啪髁⑾芎托嗣袢ǎ灰搴屯藕推渌窦浠岬骋笄酃饕迩致允屏Γ涣⑾芘沙型逭陨隙赂男抡危桓锩梢猜玻⒚裰鞴埠凸涣菏楦恪跋绱褰ㄉ琛保魂萄舫跬菩邢卣ㄉ瑁还竦秤萌裰饕褰ㄉ柚泄还膊骋揽勘┝Π崴饺瞬撇窗焐缁嶂饕濉?br /> 然而，先进的知识分子注重介绍学习西方社会制度，却未致力于斗争夺权实现理想；洪秀全建立新天朝而不能建立新社会模式；洋务派舍本求末；维新派力不从心；义和团偏执蛮干；立宪派流于空谈；革命党组织涣散；梁，晏的努力无补于事；国民党多灾多难；共产党荒唐野蛮。①简单归纳一下就是所有的政治方案都未兼备两个条件：强有力的政权基础和通晓西方政治经济制度的大批改革家。②继续探讨下去，就应该注意到近代中国缺乏一个扎根于深厚的工商业经济中的社会新阶层。③于是，被热情渲染的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纲领就缺少经济基础和社会阶级基础，社会无法为它拼凑出强有力的政治军事支柱。④于是，被饥寒驱使和人为煽动起来的农民和破产农民出身的苦工漠视那些空洞虚幻却富于热烈渲染的共产主义理论的可行性，盲目地踊跃进入政治祭坛；而血肉筑成的极端专制的强权却长期地恣意地用荒诞无稽方式折腾着国民和国民的各种生活。⑤于是，一百多年来中国再度衰落了。 要想深入探讨和总结中国再度衰落的原因，我发现应该辨析在不同时期内中国思想界的几种主流思想，同时比较中日两国近代史。因为一般看来在1840年前与中国类似而后来与中国有天壤之别的国家中，日本最典型。 ①从鸦片战争到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思想界的主流认识是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以军事卫国。洪秀全以宗教形式提出的经济平均思想仅限于愚昧无知的部分粤民接受，仅限于太平天国前期的经济政策；洪仁摹蹲收缕匪渖钊氲焦睦⒄棺时局饕寰煤驼沃贫龋谕牙胧导牙肱┟瘢吆凸眩抡颇衙斐梢恢娇瘴摹?br /> ②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宣告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舍本求末思想彻底破产，《马关条约》的签订激怒了全国。在民情骚动北京哗然里，中国思想界认识主流迅速转向激烈要求进行近代化变革，移植西方经济制度和社会政治制度。③经过义和团运动，连清廷洋务派也转而倾向“新政”了。中国思想界的主要救国意见取得共识，只是在社会变革的实现方式和推进速度上展开论战和斗争。 ④中国社会思想认识的良性成长，解放了国民的精神。到20世纪初，甚至是偏僻落后的山村都能意识到中国社会发展苗头了。精神上的解放打击了等级观念，促进了平等观念和民主意识的成长，并随着新式学堂的广泛建立和留学救国思潮的滥觞而加深。帝国主义的掠夺，衰落王朝的盘剥以及连年灾荒使广大劳动人民日益陷入破产无聊的境地，各式各样的反抗斗争普遍展开。于是，旧社会人心惶惶，旧王朝岌岌可危。 ⑤光绪帝死后，保皇派失去了目标。1911年5月“皇族内阁”骗局真相大白后，许多沮丧的立宪派知识分子和地主官僚彻底绝望了。于是，对社会变革进行方式的论战也平息下来。思想界万马齐喑不言而喻通过民主革命建立民主共和国成为中国思想界认识的主流。 当中国思想界认识主流成熟发展的时候，社会经济模式的成长变化却极为缓慢，令人伤心焦躁。尚处于婴儿时代的民族工商业资产阶级处于仰人鼻息的窘境。①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产生的近代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到辛亥革命前，资本在万元以上的厂矿约700家，资本总额1.3亿多元。而1904年美国已有21万家企业，资本在100万美圆以上的有1900家，两国无与伦比。显然，相对于中国辽阔大地的小农经济来说，这点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只是一种调味品。②在社会政治力量角逐中，它根本不能采取有效行动支持代表其利益的政治团体。相反，由于近代中国工商业资产者大部分是官绅或通过捐献成为官绅，现实地位使他们倾向于通过特权来发展工商业经济，而对资本主义经济纲领不够热心，不存幻想，甚至追随封建势力反对革命。③辛亥革命建立起来的民主共和国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产物，而是以反满清王朝和摆脱民族危亡为目的，通过知识界的宣传鼓动，依靠海外华侨和青年新军官兵的志愿，人为地移植到一个以小农经济和殖民地经济为主的贫穷落后的大国。④它刚刚建立就因为缺乏国内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支持和农村租税的支撑，困难重重，分化变质。当“二次革命”失败，民主共和国尝试流产后，中国人就难得一天民主自由的日子，他们在本世纪里一次次由满怀希望到痛苦失望。⑤在这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巨型国家里，民主制度的经济基础必须逐步创造。在短时期内，哪个专制恶魔的喽罗最众多，百姓就必须把收获物奉送到他的勒索贡品的祭坛，以满足其血食的欲壑。 ①军阀割据混战局面形成后，保皇分子，封建余孽甚至外国传教士都像没头的苍蝇，纷纷诋毁民主共和制，鼓吹尊孔复辟。社会上又流行起鬼神迷信；一些庸俗文人混水摸鱼，以下流书刊黑幕小说渔利。曾经支撑国民信念的民主共和制精神支柱倒塌了，中国社会思潮陷入众说纷纭的混乱状态。 ②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首先掀起文化思想上的革命，使疯长起来的社会思想继续疯长，使处于痛苦，彷徨，苦闷和茫然中的许多精英知识分子纷纷皈依在他的旗帜下宣扬文学革命，启发国民的民主觉悟，为实现名副其实的民主共和国创造条件。③俄国十月革命的侥幸成功却迎合了部分急于求成而失去平衡的过激分子。他们狂热地盲目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在共产国际异常热情的支持下流毒泛滥，愚弄年轻一代，愚弄文盲半文盲。例如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它的全国代表平均年龄仅28岁，外围组织少年共产党则由一些娃娃组成。 ④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各种社会思潮蜂涌而至，广为流传。中国思想界里各派学说竞起争鸣。马克思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工读主义，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合作主义以及“好人政治”，省自治，制宪救国，废督裁兵等形形色色的理论热中于用华丽辞藻构筑一座座空中楼阁式的烦琐方案来改造中国，而不去深入考察它是否有社会基础，是否反映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结果，它们不是很快破产，就是招摇一番而归于破产。⑤虽然改良主义，实用主义，平民教育等方案认识到循序渐进开发实业，兴办教育才能使中国涵养民主制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逐步实现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但是它们不敢面对当时军阀割据混战局面如何消除问题。 ⑥通过俄国别有用心的帮助倒不是本国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支持，1924年5月国民党创办了黄埔军校，建立起新式军队，紧接着以武力消灭或震慑了各地军阀。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改良主义和平民教育才初步具备可行条件。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似乎是望而可达了。到1936年，“五五宪草”的颁布，国大代表的选举，经济的焕然一新，都足以使国民有理由憧憬一个繁荣富强的未来。然而，多灾多难的东亚古国竟未能如西亚土耳其幸运。东方强邻虎视耽耽，贪得无厌，而共产党藉西安事变获得了一个苟延残喘的条件。 我们现在提起共产党，闻者无不为之深感头痛，像这样一个贫穷落后，野蛮残忍的政党（据1949年下半年统计，在320万中共地方党员中，农民占83%，工人占5.78%；文盲占69%，小学文化程度占27.66%，中学程度占3.02%，大学程度以上占0.32%），有不少国家深受其害深恶痛疾，经过长期忍耐终于砸碎了它的枷锁。但是在当今中国，它更加奸伪阴毒：隐蔽地吸食百姓，盘剥商贩；禁锢着知识分子，牢牢地控制着军警，妄自尊大，作威作福，妄图制造一个万马齐喑，唯唯诺诺的僵化社会；妄想永远醇酒妇人，靡烂下去。稍许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共的一些可怜经历，也领教了它长期无耻粉饰其本质，不讲常识制造骗局吹嘘标榜自己。自1989年的“六四”大屠杀以来，有良知的中国人深感国难当头，在魔怪喧嚣中不知道这种血腥恐怖何时是一个尽头！有人将这个问题与“老头子”的死活联系起来，有人认为要等到2000年，有人则悲观失望准备至少再忍耐10年！ 中国共产党是一系列偶然因素多重扭曲的产物。①当民主共和国精神支柱倒塌后，中国思想界在殚精竭虑下陷于释手无策一筹莫展中，很少有人认识到社会经济运行产生的政治要求是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②西欧文艺复兴的启示却使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这类急于求成的过激分子在肤浅的思想文化上大做文章，鼓吹“文艺救国”“精神救国”等海市蜃楼式的方案，并驾驭着朝气蓬勃，热中政治却一知半解的广大青少年鼓噪一时，同时塑造着那个时代青少年的灵魂。这种不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却虚张声势以意识形态来改变上层建筑的做法是一种舍本求末，缘木求鱼式的徒劳。以后我们将看到，任何一种社会运动，单靠知识分子鼓动而没有经济上强大独立的阶级基础，惟有以似乎是轰轰烈烈的悲剧告终。这种只有优秀的旗手和号手而没有粮草和战士的阵线经不起乌合之众的冲击！ ③正当中国思想界纷纷扬扬地谈论着民主共和国的实现条件时，俄国十月革命的侥幸成功以及它建立了一个不同于以往人们心目中楷模的国家，使彷徨中的中国思想界立即对此表示了过分的关注。1917年11月8日俄国新政府颁布了一条从未兑现的法令：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沙皇俄国在国外攫取的全部特权。中国思想界为之倾倒。④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隆隆炮火，威尔逊和平倡议骗局的曝光，巴黎和会的肮脏交易连续不断地败坏着西方民主共和国的典范形象。中国思想界乃至社会各界层彻底灭绝了对西方民主文明社会的向往，并由于怒不可遏而陷入歇斯底里之中，终于引起一场火山爆发—“五四”运动。⑤俄国新政府见机行事，趁热打铁，立即于该年7月25日发出第一次对华宣言，抛出一系列空头支票，使未曾体会到共产党劣行的中国新一代不谙世故的知识分子死心塌地了。在领教帝国主义伎俩的痛苦和谩骂中他们确信了帝国主义学说以至马列主义，从此成为其精神俘虏，齐心协力使整个国家盲目追随俄国“教士”，导演出半个世纪的恶作剧和闹剧。 ⑥当此之时，共产国际为贩卖马克思主义，扩大欺骗效果，对政治破产的孙中山加以扶植和利用，把中国共产党打入中国国民党，攀高接贵，虚张声势。但是，共产党的恶劣行径引起了国民党员以至大多数国民的反感。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粉碎了俄国人的阴谋。⑦中共于是提出赤裸裸的法西斯口号：“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流窜到极端落后贫穷闭塞的山野，聚啸绿林，与土匪勾搭，到处推行强盗政策，剥夺富裕农民而勾引贫穷农民，蜕变为一种内部血腥倾轧，对外肆无忌惮，野蛮嚣张的极端黑暗力量的核心。⑧它借着抗日战后国民党精疲力尽 ，中国大陆赤地千里强盗蜂起的有利时机，迅速膨胀起来，建立了一个恶毒的政权，通过农村包围城市，走以黑暗专横吞噬文明民主的道路，把中国社会一下子倒退到太古洪荒时代。 近代日中两国社会变革一成一败的真正原因在于中国小农经济根深蒂固，普遍而稳定。官绅地主不仅在政治上居统治地位，而且在经济上对独立的工商业者取得压倒优势，资本主义近代化变革缺乏经济基础与阶级基础。日本幕藩封建统治阶级在经济上处于仰人鼻息的窘境，幕藩财政经济严重危机；而资产阶级性质的豪农豪商在经济上凌驾于幕藩封建统治阶级之上，要求变革旧的封建统治秩序以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近代化变革有坚实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 近代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从地主，官僚，买办，商人和华侨中转化而来的。在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中，封建经济的代表—地主官僚创办或投资的企业在数量和投资总额方面都占绝对优势。①到1894年，资本在万元以上的53个商办企业的总资本为470多万元；同期19个洋务企业总资本达1600多万元。②据统计，1872—1913年的145家民族资本企业中，创办者和主要投资人有202人，其中地主113人，商人37人，买办50人。③在甲午战争前，中国产业工人约9万，在外资企业中有3.4万，在中国近代军工企业中有1万多，在近代矿业中约有2万左右，在煤铁纺织业中有6千，而在民族资本企业中仅有2.7万人。④甲午战后几年里，民族工业资本在10万元以上的厂矿的资本额占投资总额的93.3%，而这类厂矿大多是官僚与地主投资创办的，倒不是工商豪右创办的。⑤这些创办近代企业的地主官僚主要凭借田庄和特权发展经济力量，因而不像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化的新贵族那样积极参与近代化变革以发展资本主义经济。 近代日本的幕藩封建领主经济陷入深刻的危机中。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幕府，财政赤字年年达60万两白银，虽几度铸造劣币或加税都难以补救。日本不断出现以全部贡租收入都不足偿付欠债利息的封建领主。例如19世纪前期萨摩藩累欠债务达500万两白银，而财政年收入仅35万两左右，连付债务利息都不够。到六十年代末，借外债的藩有37个，欠外债400万日元（当时的旧币日圆）；到1871年，277个藩的内外债务达7813.3万日元（当时的旧币日圆）。 与此相反，近代日本的资本主义经济蓬勃发展。①其实，早在16世纪前期，日本就有200多个繁荣的工商业城市。有一批城市还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治权。例如堺市就拥有自己的法庭与军队，市政由36人组成的合众会管理，被欧洲称为“东方的威尼斯”。②19世纪前期，以“三都”（大阪，江户，京都）为中心的全国市场和工商业城市发展起来，大商业高利贷者在经济地位上已超过一般的封建领主阶层。例如大阪豪商贷给当地大名6000万两白银，年利息折合大米300万石，出现“大阪富豪一怒，天下诸侯惊惧”的局面。③在农村，商业性农业与手工业发展起来。资本主义手工工场的发展在一些先进地区占据统治地位。富农和商人通过领主承包，开垦荒地或收取无力偿还的债务人的抵押土地，成为豪农。④资产阶级化的豪农豪商在受幕藩封建领主经济剥削的环境下力量逐渐发展，迫切要求近代化政治革新。⑤外样大名在政治上无权，但借“天保改革”发展了资本主义经济，也日益要求进行近代化政治变革。⑥幕藩封建统治的支柱力量武士阶层占日本总人口的1/10，因为旧的封建经济崩溃，生活困窘，恨主如仇。他们被迫从事工商业经济，也接受了近代西方社会政治学说，转变为倒幕派的骨干力量。⑦这种由于经济生活作用产生的革命力量，能够获得巩固的根据地，并凭借雄厚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领导农民推翻幕府封建专制政府。 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受到双重压力和限制，十分缓慢。①1872—1911年民族资本总额为1.3亿多元，较快发展的1912—1919年新增资本也只有1.3亿余元。②同时，由于近代企业地区分布的大分散小集中，在整个社会经济中一个个被分化孤立起来，民族资产阶级难以联合起来支持代表其经济利益的政治团体。③维新派组织强学会，保国会的活动就局限于地主官僚知识分子而不是工商豪右。它们不能凭借自己独立的阶级基础进行武装斗争，反而由于上层官僚的背叛和攻击，迅速解体。④革命派团体同盟会的成员则局限于海外留学生，反满爱国志士，民间会党，地主知识分子甚至投机分子，主要受到海外华侨资本家的经济支持而缺乏国内民族资产阶级的帮助，无法在国内获得强有力的经济基础阶级基础和巩固的根据地，怎能在一个大国成功地进行革命？它实质上有名无实。⑤对于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同盟会内部许多会员各持己见或信心不足：南京临时政府一开始就财政困难，难以运行；辛亥革命后同盟会成员热中于跟立宪派，旧官僚厮混，袭取名位；南北和谈期间为保住名位则不断迁就妥协；宋教仁被刺后，连黄兴也对武装讨袁缺乏信心，大部分国民党议员空喊“法律倒袁”。⑥等到袁世凯准备就绪，步步进逼后他们再被动应战，就注定了“二次革命”的失败和民主共和国的夭折。 ①相反，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雄厚的近代日本倒幕派迅速提出“草莽崛起”思想，并经过“草莽联合论”发展到“草莽武装论”。②其代表人物高杉晋作得到国内大资产者白石正一郎的帮助，在长州藩组织一支草莽武装—奇兵队。它由爱国武士，豪农豪商，农民渔民，猎人和僧侣等组成。③同时，长洲藩倒幕派其他志士也组织了类似武装，并联合起来，粉碎了幕府的两次征讨。④至于倒幕各藩结盟，进军京都，成立新政府，彻底平定叛乱，推行近代化变革等都是水到渠成而已，无须深究。 第三章：国情决定与历史速度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20世纪中国长期并存着90%以上的落后农牧业经济成分和少数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成分，决定了各派政治力量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的强弱，从而注定了中国社会上层建筑模式的反复演变。 20世纪初，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认识到近代化变革这个显而易见，确凿无疑的历史大趋势了。争论退入实现的途径上—谁能真正实现变革。大家都集中在变革的必要性上意气风发，没有谁的思维问津困窘的可能性。现在分析那时候中国的社会模式，我们应该切记当时落后的小农经济遍布全国，哀鸿遍野。自1872年至1911年，新诞生的中国民族资本经营的近代工矿企业只有156家，资本总额仅5000余万元；1901—1911年新设厂矿340家，资本总额仅1.01亿元。凭这点资本，藉这几百家微薄的资本主义力量在一个地广人稠的国家搞近代化变革，同盟会当然力不从心；立宪派则必然拙于请愿；保皇派将依然承望囹圄中的皇帝；旧官僚显然要仰仗贵族集团；清政府虽然在1906年9月正式发布“预备仿行宪政”的谕旨，背地里却玩弄一套骗局。但是，举国一致的意志使社会历史朝良好的方向前进。1911年5月皇族内阁真相大白后，万姓怏怏，于是在武昌起义后群情激昂群起响应。革命派的虚张声势和袁世凯的软硬兼施终于将老大帝国清除出历史舞台，大多数国民于是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①1912—1919年，中国民族资本厂矿又新建成470余家，加上原有企业的扩建，新增资本1.3亿余元，被称为“黄金时代”。然而在中国这个可怕的大穷坑里，资本主义仍是微不足道的经济成分。纯粹的资本家阶层的经济力量根本无法跟官僚，地主，军阀，买办的经济实力相比。②同盟会不善于开发利用遍地皆是的社会资源—单联络各地会党而不广泛发动农民起义。他们无足轻重的地位和国民可怜的文化素质使悲伤的中华民族自暴自弃了。③社会舆论人为地促进政治模式高度化，后果是欲速则不达。既然民主共和国无法取得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的坚强支持，中国的社会历史只好倒退，政治模式重新与殖民地经济基础相适应。于是，1913年的南北较量结束后，中国社会就恶性滑坡，到1916年终于陷入封建地主军阀割据混战的泥淖中。④然而不久，现代政治理论在热情洋溢的知识分子推波助澜地宣扬下摆脱复辟思想束缚继续疯长；可恨地是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仍辗转不前。这就造成了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严重脱节，越来越流于空谈；使相形之下的北京政府的民国招牌更显空洞虚伪。 ⑤正当中国人冷冷静静地痛感“迟迟钟鼓初长夜”而伤心泄气时，在俄国人别有用心地帮助下，孙中山的政治军事实力迅速壮大。不依靠国内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而凭借外国支持和意识形态疯长下民心所向的政治优势，1926年7月广东国民政府依靠学生军，革命军以及部分地方部队进行北伐。由于先进知识分子广泛参加，青年志士踊跃当先，沿途国民热情支援，北伐军迅速消灭或震慑了各地军阀。在粉碎共产党的阴谋后再次建立起近代民主共和国，开始发展资本主义经济。⑥这个凭借军事武装而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支撑的中华第二民国当然有很多落后国情决定的专制成分。既然民主制度赖以生存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薄弱，再一次靠人为力量建立的民主共和国的地位仍然不是深厚巩固的。一旦它遇到更强大的武装攻击，襁褓中的新型资本主义经济成分早殇必将导致政权的变质变色甚至干脆崩溃。 ①因为连续10年（1916—1926）的旧军阀割据混战，因为国民党内部派系的继续混战，因为连续8年（1927—1935）的严重自然灾害，中国经济陷于灾难的深渊。随处可见饥寒交迫的难民流离失所，饿殍遍野；草食矿食尸食惨象络绎不绝。无论城乡，满目疮痍，萧凉凋蔽，催人泪下。②于是盗贼蜂起，土匪猖獗；民不聊生，蠢蠢欲动，一触即发。阴谋破产后共产党变态分子在丧心病狂之下普遍展开武装暴动，到处烧杀；甚至提出“杀尽豪绅”，“焚尽城市”，“使小资产者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等灭绝人性的口号，不断掀起“革命高潮”。城乡居民日夜陷于赤色恐怖，惊慌失措。③不过不久，在众怒难犯下共产党分子就孤立龟缩。城市经济逐渐复苏，蒸蒸日上。农村社会也在1934年后走向稳定。到1936年，重要谷物收成价值猛增至56亿元，工业总产值达122亿元，均创历史最高记录。在工业企业中，资本主义生产占58.6%，官僚资本与民族资本的比例为12%∶88%，当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甚至高于1980年前共产党治下的中国大陆。欣欣向荣的经济景气一直持续到1937年7月。④不过，这种昙花一现的资本主义经济繁荣不能支持民国政权而必须靠民国政权哺育。它极容易遭到战火蹂躏而夭折，不能像欧美经济发达国家那样反而产生“战争景气”。…

识字革命系列谈之二 汉字本质新论 汉字是世界上仅存的象形文字，表意的汉字在世界文字之林中异乎寻常，它的创造显示出我们祖先与世不同的文明传统和感知世界的方式。它与拼音文字极不相同，因而二者也应有不同的学习方法。用种麦子的方法种水稻水稻必然最差的作物，如今汉语成为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也是教学方法的根本错误造成的。 诚然，语言无优劣，但学习有易难。用一位朋友的话说：“最好的语言是学少而知多的语言。”可以看到汉语更具有这种特点。一方面，象形字与实物还有着直接间接的联系（如从山水牛羊等字中还能看到实物的影子）；另一方面，字形又与读音实现了分离。形音分离看起来是缺陷和不足，实际是优长和高明。文字是（口头）语言的记录者，声音是流动的思想，转瞬即逝无法把握，文字把这种流动的东西固化物化，使之长期存在乃至永恒。但文字很难既记声又记形，汉字最大限度地达到既表音又记形。各国的山水牛羊都差不多，但表示它们的语言也许有数百种，然而只有汉字还能看到山水牛羊的影子，而从英语的mountain、water、ox、sheep中却根本不能。拼音文字记的是声，与实物没有任何相像，但与发音一致，识全字母或许基本就能见字即读，但人可以读出却可能根本不知其意，他的“识字”有时并不是真正的“识字”而只是“识字母”而已。而在汉语中，文盲根本不认识他说话中包含的字。知而不识（会说不会认）是全世界的儿童和文盲的共同特点，但“识而不知”却是拼音文字独有的特点，因而其真正的识词量很大，初学似易，深入很难。汉字不识就是不识，但人真正认识了这个字（词），他也差不多就理解了其中的意思（过于专业的知识除外，但就是这一部分，汉语也比拼音文字好得多，比如中国人认识了“大肠杆菌”其意思就基本理解，而在外文中据说极难），其识字量并不大。汉语中的“识字”是真正的识字。由此可见读书上学一定要把识字放在第一位！汉字是音形意的统一，常用的就那么三两千个字，初学看难并不难，深入更容易。 然而，仅仅汉字的数量少还不能说这就是优点就是抓住了本质，关键要说明为什么这么少的字能够满足人们的需要，足以表达丰富的思想、适应社会和时代需要。这才是事物的本质和真正的优点，而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汉字本身差不多就都是词了，而且汉字极其活跃，组词能力特别强。 汉字和拼音文字都要面对新事物，表述新认识，即要产生新的概念、范畴。任何语言造词时都有组词的痕迹，但拼音文字组词性质较弱，一般是造个新词，而汉语一般则是组个新词，比如导弹在两千年前不存在，但导和弹字两千年前就存在，汉语认识和理解的负担就比拼音文字轻多了。汉字本身已经表意，是音形义一体地、立体式、网络状地表示事物，容量很大，字再组词和词组当然就更适于表意容量更大。世界上没有任何语言像汉语一样用如此之少的常用字（基本相当于西方的单词）组成如此之多的常用词（相当于西方的单词和词组）。组词显然比造词简洁合理。年长日久二者就有了数量和质量的差别。拼音文字单词几乎天文数字而且每年还在大量增加着，而汉字三四千个足矣够矣！中国今天的常用字，也差不多是古代就有的常用字，我们很容易看懂三两千年前的文献，言文基本一致后的书就更加好懂。可以断定几百年后的中国也造不了几个新字就能适应科学发展（大不了造些“钌”“铑”“钯”“氢”“氧”“氮”之类字，而如果中国科技发达世界领先造字就会更少），足以应付知识爆炸。由衷感谢先民创造汉字为我们留下了既十分简洁又无限丰富的发展空间。而据说西方人能看懂五百年前的著作就得极有学问才行，现代英美报纸有的每天还要注上生词才能让人看懂。汉字的组词能力之强是人们想像不到的，汉字的生命力也在于运用，在于组词知词用词。词是字的组合但又不是简单组合自由组合，词是实践的需要和纪录。一两岁孩子就会说“门”字和“下”字，但他决不知道和理解“门下”这个词。 汉字据说有五六万，而常用的只要有三千多就足够了，而用这三四千字可能还没有不能表达的思想和事物。常用字为什么成为常用字？在于这些字的活跃程度即使用程度极高。古代造字阶段，字造得多（如异体字多，孔乙己常常炫耀他知道回字的四种写法）但许多字却用得不多不活跃，特别是士大夫们闭门造车孤芳自赏和故弄玄虚刻意愚民，往往故意造、用一些与众不同的冷僻字却终究不为大众所知所认同。而在民间，在社会实践中，一般群众所知所用的字一定不会太多，但是这些字语浅意深极其活跃，人们翻来覆去地用这些字组新词来表示新思想指代新事物。经过大浪淘沙历史检验，极少数常用字越来越活跃，而其他绝大多数汉字归于沉寂，今天更是这样。虽不能说汉字从古到今越用越少，但这三四千可能是一个最佳点，大概不会大量增加常用字来应付未来的发展。而拼音文字就摆脱不了造词的命运。经过千百年的锤炼、亿万人的使用，汉语的精华就集中在常用字常用词中了。常用字词是我们中华文化的珍宝，要研究它善待它，它也足够我们表达我们的思想。用那些没有人用过的字、词所组成的东西常常不是有水平而是没有水平的表现。古今好的诗文都不在于用了他人不用或少用的难懂的字词，相反都是用了人们最常用最好懂的字词，才让人一看就懂而又常读常新。“须知妙语出天然”，“眼前景物口头语，便是诗家绝妙词”。 古人常讲“至味不慊，至言不文”；“琢雕自是文章病，奇险尤伤气骨多”（陆游）；“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梅尧臣）。真正的语言大师从来都不是用的字词深奥古僻一般人不知不懂不用而是相反，他们都是用最常最俗最好懂的字词写出了最优最雅的诗文，这就叫深入浅出千锤百炼。苏轼赞美柳宗元、韦庄的诗是“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胡震亨评论刘禹锡“其诗气赅古今，词总华实。运用似无过人，却都惬人意，语语可歌，真才情之最豪者”。大俗就是大雅，大雅必定大俗。雅俗共赏雅俗本一。深入才能浅出，不能浅出正是不曾深入的表现。深入浅出是有学问的表现，而浅入深出正是没学问的表现。那些自以为是、用华丽词藻堆砌的诗文，既没有人欣赏，更不曾流传开来。事物和文词，用的人多便流传开来；用的人少便流传不开，没有人用就灭亡了。常用字就这样成为常用字，怪僻字词就是这样沉寂的。 表意和拼音两种文字差别还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 字随音走的拼音文字有易读（不是易懂）的特点但难免易分化易消逝的命运，汉字似不易认但具有认识即懂特别是字形稳定的特点。声音的易变性使得字随音变极易分化，欧洲的一种语言分化成许多种语言进而分裂成许多国家，而我相信欧盟今后语言的统一将比经济、政治、军事的统一困难得多。而汉语音随字走以字正音，音变字不变，使得中国自古以来都是作为一个巨型国家而存在。中国有万千种方言似难沟通，如果是拼音文字就会产生万千种语言，形成无数小邦小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汉字是最值得我们珍视和自豪的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魂根和基因。正是音随字走而不是字随音走，才使中华文明代代相传绵延不绝生机旺盛，才使中华广袤国土亿万人民保持统一而分裂者终归失败。广东人北京人可能听不懂一句对方的土话，但写出来后就能交流和各自纠正自己。如果字随音走中国能出几千种语言！那就分裂容易交流困难了！表音和表意是对立的，汉字已经最大限度地做到了音形意的统一，拼音只能做认识和输入汉字的辅助工具，要想在不废除汉字的情况下代替汉字是根本不可能的。汉字不仅是我们智力开发的工具，更是促进国家统一、扩大中国影响的利器。如同李敖所说，让汉语变得十分好学，汉语从此就站起来了，这就像毛泽东当年宣布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一样意义重大。 （作者为北京装甲兵工程学院哲学教授，来信请寄100072北京装甲兵工程学院政教室张广照，email:0819zhang@163.com，电话010——66718426）

识字革命系列谈之三 集中识字识词，汉语不再难学 汉语的最大特点是字词为本，字少词多。中国人历来把读书识字合在一起，认为会听会说不叫有文化，会读会写才叫有文化，读书就是要识字，汉语教学一定要把识字放在第一位。而现在的教学不是教人识字而是教人说话，这就造成了少慢差费的结果。说话是任何一个来上学的学生已经解决了的问题，他们的问题就在于不识字。教人说话的教材无所谓好坏，教人说话差不多任何正常人都合格。正因如此中国才有那么多的人都来编教材改教材！你编李白诗，我选东坡词，你编小白兔，我编大灰狼……至于对外汉语教学教材，这个大学编购物旅游，那个大学编访问做客……种类多容易编，人人都来编教材恰恰说明教材不科学！他们做的不过是家庭和幼儿园做过的事情，重复村夫村妇早已解决了的教人说话的问题，每课有几个生字，在教人说话的课文中认识那几个字而已，各种“精心”选编的教材及效果其实也无大区别！让人识这两三千个字却用了七八年、十几年的时间！而中国自古就有集中识字的传统，我在此基础上又有所增加，解决了汉字的难认难写难理解问题。我的原则有五条，概括地说就是集中识字识词识佳句。 我首先要指出汉字改革者的一个方向性的错误：没有把识字放在第一位。掌握一种语言和文字，最重要的是要能够认识其字词，判断一种语言文字好学不好学，也就要看它是否让人好认好识，而不是什么好写以及好输入。外语好写好输入但被难认识抵消了，英语国家的文盲和阅读有障碍者并不少，汉字难写（其实不甚难）难输入（现在根本不是问题）可以为其好识好学所补充，识字多和快后写和输入不是问题；而汉字改革者没有把力量放在如何使汉语好识好认上而放在好写上，从开始就没有抓住关键，其成果拼音有价值，简化字是毁誉参半，至于想搞拼音化和一语双文则根本不可能。 关于集中识字，韵语成篇。我借鉴古代《千字文》的成功经验，编写了2800多个字却包括了小学六年要认识的2500多个常用字在内的《爱我中华识字歌》。《千字文》是南朝人周兴嗣编写的，至今不少人欣赏和使用，可见有其内在原因，但道理和优长何在？周兴嗣和后人都没有上升到方法论的角度。其实就在于汉字可以集中认识。四字一韵较雅致较连贯的韵律也是最好编最好记的韵律（很难设想编个几千字的五言六言七言的识字歌，儿歌类故事类识字教材没有流传下来也证明它们有着致命弱点），而这是拼音文字绝对做不到的。《千字文》的思路是正确的，但是由于没有理论说明，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和发展。其自身也有不少问题，一是选字太少，只识一千字等于没过识字关；二是选字不精不雅，很多未必是古今最常用字，大概是作者只用了自己编着顺当的近千字；三是据说是一夜编出，因而疏于锤炼，词句并不甚精美，用典过多也不利于学习。在今天已不适用。但其方法值得继承发扬。集中识字、韵语成篇、先认后写自古以来民间形成的最好方法，这也是很多人包括对外汉语教学工作者的共识，有趣的是，甚至一些外国人编的教材也采用了集中识字的方法，笔者就见到了韩国人编的两种汉语《千字文》。民间现在推行的许多快速识字教材不约而同地用了集中识字、韵语成篇的方法，区别只在于水平高低。现在多数教材不精不通集中度不高，许多佶屈聱牙似通不通，类似字的堆积。如一本自称《中华字经》的书中充满了“笃录甚很，紊奏芜鄙。瑕疵兑玷，吝啬阐惜”之类，真不知依何理是何意！须知，“我们”是词，而“们我”不是词！汉语教材要说汉语，不成话不成文的东西正如刘勰指出的：“一字诡异，则群句震惊；三人弗识，则将成字妖矣”。《颜氏家训》也说：“文章当从三易：易见事，一也；易识字，二也；易诵读，三也。”但有意思的是，就是再拙劣的集中识字教材，也比现在的分散识字教材的综合效果好得多。“教育”部门仍然用分散识字方法进行对内对外汉语教学，实在是过莫大焉！ 关于先认后写，识字第一。汉字并不难认不难说。识字多和快就等于交给了初学者一把打开智慧宝库的钥匙，是授之以“渔”而不是“鱼”，这也是解决书写和理解的前提和关键。值得注意的是经过几十年的失败，教材课标也承认识写不必完全同步而加快识字步伐，不过他们仍然采用分散识字的方法就是了。必须明确，让已经会说话的中国孩子和外国初学者快过识字关后，教师一切都好办，学生自己也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和主动性。当然也只有汉语才能如此之快地过了识字关。 关于阴文描红，写练同一。汉字是方块字，我们承认有难写的一面，但写好又是一门艺术。用阴文模板让学生描红一二百个课文中的字，就解决了孩子和外国人初写方块字的困难。现在的写字板只是成人练字用效果不错，而初学者使用更有必要。孩子初学写字，手还发抖；外国人更没写过方块字。让他们在模板中写，这就变平面模仿为立体模仿，变被动为主动（比手把手教他写还要好），不会写的会写了，会写的写好也不难了。 关于随字组词，熟字开花，集中识词，识解统一。我的方法是让学生随字识词，比如认识十个字就学习这十个字之间相互可以组成的词，认识一百个字、一千个字都是如此，2500多个常用字相互组成近六万词，我精选了四万左右最常用词。这是我的创造，初衷只是让孩子不背书歌加深对字的印象，而实际作用比这大得多，这涉及到了汉字更为本质的东西，使得汉字难认难理解的问题不复存在。这大概是谁也没有想到的，也是任何一本词典没有这样排列过的！比如“天”就在2500个常用字中组成了五百多个词！语言专家都说“汉语是以单字为基础的二次构词法为主”，但到底哪些字能组多少词，大概也都不甚了了吧！看到可以这样集中识词，对于汉语的本质和魅力我们有了更为切身的感受，对于学习汉语的问题和方向也许有了新的体会了吧！ 关于随字集中识佳句。如果说识字识词可以集中，那么我更进一步集粹中华文明，精选格言警句，让人们在最早的时候用最短的时间掌握中华文明的精髓。文字是文化和文明的载体，识字归根结底是要掌握文化和文明。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几千年来一脉相承，从未间断，在为政为文，立身处世，更不用说写景状物上留下了无数绝妙好词，言简意赅，字字珠玑，是我们非常需要发扬光大的，在识字识词的同时学习佳句，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如果说识字是了解中华文字，集中识词是了解中华文化，那么集中识佳句则是让人们了解、热爱、继承和发扬中华文明。我这是在不自觉中把《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增广贤文》等中国千百年来行之有效的方法综合了起来并加上了我的集中识词和阴文描红。幼儿识记力强不必甚解接受薰陶即可，其作用体现于未来体现于一生，“早岁读书无甚解，晚年省事有奇功”（苏辙）；中小学生则直接通过这些认识中华文明，认识真实的社会；对外国人体味中华文明，提高自身能力更是必不可少的。至于成人阅读本书更有必要，这不仅是他们参与和指导孩子学习，提高孩子和自身文化水平的恰当教材，更对他们为人为文有极大帮助。 综上所述，这五条原则结合，音形字义一体，识写听说兼顾，使学生真正成为字的主人从而成为学习的主人。五六岁孩子一百个课时掌握一般没有问题。外国人半年内绝对能过读写听说关。这就使汉语成为世界上极好学也不难写的语言，识字（甚至写字）像说话走路一样几乎成为中国人的本能，在学前在家庭（至多一年级）就能解决。汉语有着独特的美，这是一种人性美智慧美从容大度的美，学习汉语的过程和方法更美更独特，汉语和如何学习汉语共同构成汉语文化汉字文明美的一部分，这种独特的美本身就是灿烂辉煌的汉语魅力和优势的表现。识字革命的意义是无可估量的。 （作者为北京装甲兵工程学院哲学教授，来信请寄100072北京装甲兵工程学院政教室张广照，email:0819zhang@163.com，电话010——66718426）

识字革命系列谈之四 识字中对音形字义的掌握不必同步 张广照 现在识字学习效率低下的第一个原因是分散识字，第二个原因就是要求学生对字要达到“音形字义”全面掌握，读写用完全同步，这个要求似是而非极不合理，大大放慢了识字速度。这是从教者、研究者、专家自身而不是从学生、从从实践、从汉字本身出发的要求。所谓“音”，就是要会发音能说出来，而这是每一个有说话能力的中国人都掌握的。据研究，学龄前儿童所说的话中包含的汉字在一千以上二千以下，能够组织出来的词汇就更多。至于成人文盲就更不用说。幼儿和文盲的困难和限制在于只能借助声音学习，只能借助声音体态等与人进行面对面的交流，需要听人家讲以后他才能知道，才能思考和运用所学的知识，否则就是不可能的甚至是搞反了的。他只能以自己活生生的血肉之躯和同样活生生的人打交道，以他的亲身接触为限度，只能进行即时交流，用哲学的话说就是“声音和人是直接同一”不能分割的，人的声音与人的肉体共存亡。人类创造的成果主要是以文字的形式体现、保存和传承的，我们的世界在相当程度上是一个文字的世界数字的世界，文盲和儿童最大的不便就是不能享受和接受这种成果，他不知道形形色色的文字说的是什么。面对充满文字符号的世界，他在现实生活中的困难和痛苦是我们非文盲想象不到的。文盲眼中的世界是一个残缺的世界，当然这可以通过识字来解决。 所谓“形”，就是要能认识汉字，你写出来他能够认识。汉字是象形文字，每一个字都像一幅图画，是音形义的统一体。会说的不一定能认识，但认识的就一定能说能用了。声音是思想的“外化”，是流动的思想，那么文字则是思想的“物化”，是凝固的思想。思想用文字表达出来以后就有了更广阔更长远的存在甚至永恒，其意义也更加重大。文字和人不是直接同一而是可以分开的。它使人的思想成果并不随着人的活动停止而停止，并不随着人的消失而消失，可以长期存在甚至永恒。孔子死去两千多年了，但他的思想还存在还在影响着我们，而孔子的爹，孔子的许多同代人到底想、说、做了什么我们实在无从得知而成为万古之谜。历史上一定有无数伟大的思想没有流传下来！多么可惜啊！文字使思想存在的时间和空间大大扩展了。文字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和原因，识字则是一个人有文化和大大发展自己智力的标志和途径，因而绝对应当把识字放在学习的第一位。识字的伟大意义就在于使人摆脱了作为自然人必不可免的局限性，可以在广阔乃至全世界全人类的范围内接受信息，向古今中外的人学习和与之交流而不必亲身亲见，他面前打开了一个无限的天地。因而学习也就应该把这作为第一位的任务而抓紧抓好不能以任何理由耽误，更何况它并不是最难而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现在的学校却忽视了这个任务。本来孩子说话已经包括了一两千字，学习应该考虑尽快让他达到和超越这个水平，学习应当有适当的超越性。但是进了学校以后却把他当作一个不会说中国话的外国人似的，从比如说 “人手口刀马牛”学起，一年下来学了三五百字，六年也才两千多字。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把熟悉了的东西变成了不会的东西，扼杀了人的兴趣爱好和创造性。现在语文教学在第一步也是在根本的问题上出了错。 所谓“字”，就是要会写，认识了的字要同时能够写出来。这个要求使得识字的速度大大放慢了，而且看似合理其实不然。说话先于和易于识字，识字也要先于和重于写字，不应该也不可能要求它们齐头并进同时完成。识和写本来就是两个阶段两种水平，可以而且应该把它们适当分开，这既是承认现实，也是加快学习的方法。可以断定：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认识的字词要比写出的字词为多。汉字是象形文字，和翻来覆去就是二三十个字母组成的外语单词相比，初学者写汉字有一定难度，而写好后则是一门艺术！这种特点是汉字的一种不利，也是汉字的一个优长！识写同步就是扬短避长！应该理解和顺应这种相对难写的特点，把难题适当推后一点才是扬长避短。识字是学习的开始，汉字就这么三两千字，会写本是不成问题的事情，但儿童由于识字少和手的协调能力差等，一开始会认而写不出或者缺胳膊短腿地写错几个字没有什么了不起，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罪过”，继续学下去把认识了的字写出来不成问题。要求会认就要会写只能以牺牲识字速度为代价而误入歧途。这也违背了汉字的成字规律。汉字绝大多数字都是由一个以上的字组成的，还真难找到几个不是由其他字组成的汉字，越复杂的字越是这样，它实际上并不难认也不难写。就像书法家喜欢写复杂而不喜欢写简单的字一样。让学生尽快地过了识字这一关，他识的字越多，他看复杂的字就越简单，写正确的能力就越强。起初只要求他会写简单的就行了，不要因此耽误了识字的速度。学得慢不一定写得好，写得好的办法恰恰在于多认字快认字而不是少认字慢认字。只学几个简单的字时的确很难认很难写，但是后来他认识了更多的字就不难了。这样读写分开不求绝对同步，汉字的劣势就变成了优势，或者说我们真正掌握了汉字的规律。反之则把优势当成劣势！这是识字速度慢下来的主要原因，也是我们要改革和改变的主要方面。有的学校强调“会写”，已经到了残酷无情的地步，孩子写错一字要罚他重写数十遍数百遍，简直是虐待狂心理！这既是语文教学的异化，也是教育制度的异化！我这不是鼓励学生写错字不写字，而是说现在对孩子写字的要求是不合理的。 至于说到“义”，要求孩子学一个字就要理解其“义”，就更是自相矛盾强词夺理了。要说理解一点，可以说他对所学的这三两千字中的常用字绝大多数都有基本的理解，对于较难的也都有或多或少的理解，不要把汉字字义看得那么高深莫测神秘至极。识字多和快不等于不能理解其字义，相反，识得越快读得越多，孩子对字的理解就越深越多，越是可以用一个字词来解释另一个字词，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汉字的字义谁又能解释准解释全呢？慢了就行吗？汉字一字多义，一字可以组成多词，要求在第一次学习时理解其（全部）含义是根本不可能的。第一次学习只能知其一或其基本含意，如何能讲清其全部含意？字意不是在停止学习而是在继续学习中才能理解和加深理解！任何字词都给人留下了理解的无限空间！如果一个字的含义为人们全部了解了，这个字也就死亡了。再说除了字典编辑外谁又能和有什么必要说清一个字的所有含义？就说“大”吧：长度长是大，面积多是大，体积大重量多是大，年纪长是大，排行前是大，地位重要是大，至于大事之大，伟大之大………千年万年千人万人都永远不能穷尽甚至不能说清它的意义，为什么要让孩子都知其“义”？“人”字更是这样，从古自今世界上所有的学问都没有解释清楚“人”，你小学一年级第一课就解释清楚了？这样看，以理解字“义”来延缓识字速度就更加没有道理！是字典编辑者的思维，是官学霸道和文人迂腐的又一典型。如果教者要求孩子学一个字就理解这个字的意思是合理的，那么我们要求教者认识一个词就理解这个词的意思也应该是合理的，认字最多的人就应该是古今中外所有人所有知识的总和。我们这样要求他难道不应该吗？换个角度思考就知道先前的做法问题何在了！现在的教学中有太多类似的“理论”统治国人折磨着学生！只因为学生是孩子他们无法辨别和辩争就是了！ 当然现在这种同步性要求有所改变，但是并没有人从理论上批判和清算它，因而其改正也就似是而非，影响依然存在。这也是我分析批判它的原因。识字就是识字，它是解决其他问题的前提和手段，但它不可能也不需要解决一切问题！ （100072，北京装甲兵工程学院政教室张广照，电话010——66718426，010-87493576;email:0819zhang@163.com,

识字革命系列谈之五 儿童早识字快识字事半功倍 张广照 现行的语文教学目标并不明确或者说没有目标，因为如果有一些互相矛盾的不切实际不合理的目标等于没目标，只会导致任何目标都不能实现。它要求孩子学一个字就要会写一个字要知其偏旁结构，似乎在培养文字专家；它要求孩子学习每个字都要掌握其含意，似乎是在培养修辞学家；它所选的课文内容，又承负着高尚然而却是假大空的教化作用；至于现在一些人搞的读经背诗词，更是对以上要求的综合和超越。不能说这些要求都没有一点道理，但相互矛盾胡子眉毛一把抓，就算它们是合理的达到这些要求 的根本途径也在于快速识字。这一点要明确：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汉字就是他们的一个工具而不是他们的职业，工具就是工具，人是工具的主人而不是相反，学习要以人能很好地使用这个工具为标准而不是要成为语言专家修辞学家大文豪，即使让他们成为“大家”也应当讲究方法，先把最主要最简单的学到手。要给人以最基本的东西，满足绝大多数人的需要而不是相反。打个比方吧，人有开汽车、修汽车、造汽车之分，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汽车只是他的代步或工作的工具（如专职司机），主要的是能把车开好就行了，车有问题要交给修理工；修车则是修理工的职业，他懂的就要比司机多很多；至于汽车制造厂，那就要懂得更多更多。用电脑、修电脑、造电脑也与此类似。人能力有限职业有别，只应该和能够掌握自己需要的知识而并不是懂得越多越好。高级阶段的人需要掌握初级阶段的东西，低级阶段的人则不需要掌握高级阶段的东西，那样不仅造成浪费而且贻误正事，教者是以此害人，学者是因此害己。而且这是在垄断和专制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必然出现的情况。 诚然，识字不是学习的最终的唯一的目的，识字是为了应用语言，但识字是语文学习首要的基本的任务，是解决语文学习乃至一切学习的前提和基础（语言理解能力对数学、物理、化学更不用说对于历史、地理等功课的作用很大），因而一切有利于更快更好识字的方法应当大力推广，反之都应当破除。识字的早晚快慢对于人的学习和智力发展意义极大。识得早而快是事半功倍，识得晚而慢则是事倍功半。汉语的特殊性和古往今来的无数事实证明汉字学习汉语要有不同于拼音文字的方法，汉语实际上是世界上最好学的语言。孩子识字早了多了就可以阅读更多的东西，语言丰富思想就丰富，思维就发展，智力就发展。这是不证自明的道理。少年时期是大量输入信息的好时候，识记是他们的强项，书写和理解是其弱项，而汉字恰恰是好识（相对）难写，因此我们要顺应双方特点，让孩子多识多读，不要把功夫过多地放在咬文嚼字上。过了识字关后的阅读既是有效地记忆和理解生字的最佳方法，更是学生获取知识的有效途径。现在语文教学的目标和要求不明确，内容高深，方法不当，正好搞反了。总之，现在的识字要求看似科学而实无道理，需要从根本上加以改变。识字是学习中的头等大事，是解决深化“字”和“义”要求、实现语文教学要求的根本手段，万万不可耽误！识字应该成为语文教学关键和首要的任务，不要听什么“专家”说孩子识字不必要的结论。中国文化中国教育本来就缺乏平民色彩和普及意识而充满神秘主义和贵族气息，有点文化有点权力的人常想垄断文化傲视民众，很多人故意“设租”来维护其神秘性而求保其威权和饭碗，对文化神秘化神圣化是为了神圣化他们自己，为难别人才是真有学问真有权力！这才是中国“教育”的症结所在，这才是中国教育包括识字少慢差费的根本原因！必须从哲学上批判现行教育和识字理论才能实现方法的变革！识字这个最重要最基本的看似不是问题的问题实际上成了一个被人忽视的问题：不识字的人没有能力解决它，识了字的人认为没有必要解决它，甚至情愿维护它的神秘性复杂性！中国人学汉字为什么这么苦，上学为什么这么累？都是这些死知识笨方法造成的！现在家长都希望孩子早识字，也有无数家长通过摸索让孩子五六岁过了识字关而为人羡慕，但是“大纲”、“有关部门”就是不让孩子识字，就是只准幼儿园大班孩子傻疯傻玩（只让孩子学习或者只让孩子玩都不利于孩子）。识字也只准用他们那种一年识几百字的方法！不准幼儿学识字的这种规定明显不适应时代需要和家长要求，但是这种规定只有人颁发而无人取消，成了反对探索酷爱保守的一些人的尚方宝剑。固然把小学六年的课程提前搬到幼儿园没有必要，但是如果能让孩子毫无困难地过了识字这一关，有什么不好？如果儿童就过了识字这一关，对于我们的中小学语文教学和中国文化的发展，对于扫除文盲，更不用说对于中国的国际地位，其意义不可估量无法想象。以快速识字为前导，有可能对现行语文教学的内容和方式来一个根本性的变革。 有的人反对新方法特别有劲，他们说，现行方式使用多年，必有其“科学性”，其实未必，只要不允许试验别的方法，错误的东西就无法证明其错误！中世纪医生见了病人就放血，把人放死他还会说放晚了呢！人们认为现在的方法好，不过是因为它从来没有被替代过罢了。我们人人、年年都在识字的内容上下了不少功夫，但很少有人对这种方法本身进行反思，这才是更根本的！除了分散识字，不能有别的方法吗？不能试验别的方法吗？不管怎么说，把汉字搞成世界上最难学的文字就是失败的错误的！传统方法不能改一改吗？另辟蹊径才能谈得上革命！决不能认为实行了的方法就是最好的，不需和不能改变的。更何况有一些古已有之的有效方法！值得注意的是，现在的语文教学也在改变过去的识字方法，看到和开始解决这些问题，比如《语文课程标准解读》就批评了“在阅读教学中一味偏重技术分析，放弃了语文作品对学生的熏陶感染作用”，“把大学中文专业有关语法、修辞、逻辑、文学的知识系统，压缩以后放进中小学语文课程”等等现象。新的语文课程适当降低了汉语拼音的教学要求，特别是提出了识写分开，指出“认识”和“会写”是两种目标。要求一二年级两年内“认识常用汉字1600——1800个。其中800——1000个会写”，认为“两年要求认1600——1800个常用汉字，这是建国以来历次教学大纲所不多见的”。指出“儿童有蕴藏着极大的学习潜能，只要教师引导得法，识字、写字的面貌就会大为改观。”（P52）不过他们采用的还是分散识字方法。而用集中识字方法一年级学生一学期就能认识2500多字，效率是《标准》的五六倍。集中识字与分散识字的关系就像任何集中与分散的关系一样道理很简单效果很好比，是事半功倍和事倍功半的关系。炒一盘肉菜是一块肉一块肉地炒快呢还是合在一起炒快呢？这是不言而喻的。现在教材墨守成规拒绝变革说明他们无能保守和霸道就是了。集中识字其实既是古代《千字文》就已采用过的方法，也是一切教材编写者们在某种程度上采用的方法，他们通过课文而不是字典让孩子学习就说明他们知道绝对分散地进行识字是不可能的。我们要大声疾呼改变传统观念放弃语言霸权对现行识字方法进行革命！任何抗拒这种变革的理由和方法都是没有道理的！ （100072，北京装甲兵工程学院政教室张广照，电话010——66718426，010-87493576;email:0819zhang@163.com）

中国文字改革指谬 张广照 一、文字改革总评价 改革中国文字曾经是一个很响亮的口号，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名称也曾存在了很多年，如今主流派语言文字学家差不多都是改革派们的传人。文字改革委员会十几年前就换了牌子改称为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了，曾经作为改革方向和目标的废除汉字，汉语走拉拼化的道路的事情也被无限期地推迟了。然而为什么不再这样提这样做，这样提这样做到底对在何处抑或错在哪里，这些年来并没有谁出来给个说法或者进行讨论，像在其他许多问题上一样，中国人并不进行或者不允许进行深入研究和学理探讨，而汉语难学的问题更没有很好地解决。无可否认的是，人们汉语水平日见退化，汉语在外（英）语面前节节败退。我们有必要从根本反思一百多年来的中国文字改革，评说其是非功过，推进汉语学习，完善中华文字，发展中华文化，弘扬中华文明。 我的研究证明，中国最早的汉字改革者初衷是让汉语更容易学习，这个值得肯定，也功不可没。至于后来的众多改革者，则像世界上许多改革者一样，改革和他们的方案成了目的本身，他们只是为改革而改革，为自己的虚名实利而改革，早就走向了反面成为社会进步的阻碍者。文字改革者从一开始就认为汉语难学的原因在于汉字而不是汉字教学方法，而这种认定是根本错误的，但是他们百多年来“一条道走到黑”，这就决定了他们所能达到的有限程度和最终命运。他们最大的成功是在一个重要的细枝末节问题——创制拼音、推广普通话——上取得了胜利，他们做了一件至今毁誉参半今后也很难说的工作是简化汉字，至于至今一些人还在（想）走什么取消汉字用拼音，什么一语双文这种既不得人心更大谬不然的死路一条，则是“自古君王不认错”的私利至上，连其动机都值得我们怀疑的了。 二、早期文字改革者对汉语的诅咒 与历史上的文字改革不同，近代汉字改革有着强烈的政治背景，是对中国落后挨打民族生存危机的反思和反应。汉语难学，汉字落后，中国落后三者似乎是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与此对应，拼音先进， 拼音好学，西方强盛三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似乎也是不言而喻的。看看早期文字改革者对汉语的诅咒，简直不能相信出自中国人之口。这里略引一二，证我非诬。 随着西风东渐，全盘西化的呼声在20世纪中国不断高涨。于是，谭嗣同号召“尽改象形文字(按，即汉字)为谐声(按，即拼音文字)” ，蔡元培认为：“汉字既然不能不改革，尽可直接的改用拉丁字母了” 钱玄同宣布:“汉字的罪恶，如难识、难写、妨碍教育的普及、知识的传播”，“改用拼音是治本的办法,减省现行汉字笔画是治标的办法.……治标的办法实是目前最切要的办法”。 1918年钱玄同在《新青年》《中国今后的文字问题》中称，“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须（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钱玄同希望中国能废除汉字，因为“处处都足以证明（汉字）这个老寿星的不合时宜，过不惯二十世纪科学昌明时代的新生活”。 汉字拉丁化的发起者和领导者从二十世纪初就从政治上将汉字定性为“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压迫劳苦群众”的工具。1931年9月26日在海参崴召开的，吴玉章等人参加的中国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汉字拉丁化的原则和规则》。这一指导中国文字改革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其第一条原则称：“大会认为中国汉字是古代与封建社会的产物，已经变成统治阶级压迫劳苦群众工具之一，实为广大人民识字的障碍，已不适应现在的时代。”(转引自吴玉章：《文字改革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78年12月第一版，第58页)三十年代的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左翼作家瞿秋白说：“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茅坑。”（瞿秋白文集二卷六九○页。）在瞿秋白眼里，拉丁文字是印有ISO9001标签的抽水马桶，代表先进文明。鲁迅认为“汉字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是“劳苦大众身上的结核”，“倘不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鲁迅全集六卷一六○页）鲁老先生断言，“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废除汉字，“走世界共同的拼音化道路”，这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最高指示”。陈独秀与胡适也是主张废除汉字的。只是胡适态度稍显温和一些，认为一切都得慢慢来，先把汉字变成白话文，再谈消灭汉字，因为文言文里有太多的单音节词，“决不能变成拼音文字”。胡适持此主张，虽是权宜之计，但他的白话文运动让汉字这个“象形文字的残根余孽”能爬出中世纪的茅坑，多少算是救了汉字。具有中华民族骨气的老一辈的科学工作者认为， “汉字是古代与封建社会的产物，已变成了统治阶级压迫劳苦民众工具之一”（中国新文字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汉字拉丁化新文字的原则和规则》第一条）。中国语文学界的“大师”和“宗师”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与国际舆论相呼应，认为“电子计算机是汉字的掘墓人”，“汉字行将就木”。吕叔湘先生于1983年3月6日重申他过去的、一贯的关于汉字落后论和汉字拉丁化优越论的主张。他说：“拼音文字能机械化，汉字不能机械化”（《吕叔湘文集》第四卷，第91页）；“汉字加文言，配合封建社会加官僚政治，拼音加语体文配合工业化社会加民主政治——这是现代化的两个方面。”（《吕叔湘文集》第四卷，第116页）；汉字书法“这一项艺术注定了要衰落”，汉字“现在通行的老宋体(其实是明朝后期才有的)，实在丑得可以，倒是外国印书的a，b，c，d，有時候还倒真有很美的字体呢。”（《吕叔湘文集》第四卷，第113页）。他的结论就是汉字不能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和面向现代化。（参见《吕叔湘文集》第四卷，第134—138页）中国汉字拉丁化的权威刊物《语文现代化》丛刊1980年第一期宣告：“方块汉字在电子计算机上遇到的困难，好像一个行将就木的衰老病人”，“历史将证明：电子计算机是方块汉字的掘墓人，也是汉语拼音文字的助产士。”（《语文现代化》1980年第一期，第71页）与汉字“行将就木”论相配合，另一方面，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叶籁士和秘书长倪海曙公开与1958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汉语拼音方案》的决议和周恩来《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中规定《汉语拼音方案》不是拼音文字的原则唱反调，大造《汉语拼音方案》就是“拼音文字”（参见《语文现代化》1981年第五期，第62页、第89页）的舆论，急切地为“汉语拼音文字”“助产”。 三、文字改革者的错误何在 文字改革者的出发点是要变汉语的难学为好学，让人民更好地掌握汉语。但是汉语难学不难学本身就是一个问题而不是定论，即使真地难学也有汉语不好和汉语教学方法不好两种可能（可以把任何一种东西搞得很难，只要我们有垄断权），而汉字改革者认定是汉语的问题汉字本身是落后的。他们的错误有四：一是认定问题出在汉字上是他们根本性的错误，二是随之而来对汉语的批判和对拼音文字的赞美也是错误的，三是他们的种种“改革” （除拼音注音外）也都是错误的失败的，而坚持错误和以权谋私则是错上加错。 关于汉语是否难学拼音文字是否好学。这里不说从古至今都有很多人很早很好地就掌握了汉语证明汉语并不难学，只说其难学我也证明了不是汉语而是汉语教学方法不当造成的，是历代某些文人和官僚政府刻意为之，是传统教育和官方文化特权主义、霸权主义、专制主义、神秘主义、伪精英主义、贵族气息本质的表现，是为其脱离实践，统治、欺骗和愚弄群众的政治服务的。 关于中外语言文字，我对双方进行了比较，证明汉语并不难学，拼音文字并不易学（许多使用拼音文字的国家文盲并不少，中国人学习英语也证明英语并不好学）。至于写的问题，这与识相比是第二位的问题，拼音文字好写是真的，而汉字只要认识它，会写也不难，汉字可以识得多识得快，会写并不困难，写好则是一种艺术。至于说语言与发明创新有直接关系，汉字妨碍中国人发明创新，这更是一个伪问题。而汉字是否与计算机相容，这更不是一个问题。 关于改革方案。用拼音为汉字注音和推广普通话，这是一个成绩。但也到此为止。简化汉字只是减少了笔画，是在不了解和不尊重汉字规律的情况下进行的，因而意义不是太大而付作用却是不少，使一些字失去了它的意义，增加了一些人的识字量，更不利于全世界华人的文化认同。至于想用拼音代替汉字或者什么一语双文，更是根本行不通的。与其辛辛苦苦地新创一种文字， 不如直接废除汉字直接使用英法德俄等任一拼音文字。 任何文化思潮，不管它本身多么激进，多么偏激，只要有东西制约它，就不可怕。例如“五四”时期钱玄同废除汉字、推行世界语的主张当然很激进，但《新青年》内部就不同意，陈独秀就写了编者按语表示对这种主张有保留。鲁迅也嘲讽钱玄同“才从‘四目仓圣’面前爬起，又向‘柴明华先师’脚下跪倒。”后来还嘲讽钱玄同“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文革”中造反派们推行第三批简化汉字，连“雕”字都要简化成“刁”字，王力先生发言反对，说“要是我敢把‘毛主席雕像’写成‘毛主席刁像’，我岂不成了反革命？”造反派也只好改回来。所以，最重要的是要有不同思想见解能够并存、相互匡正、相互制约的机制，提出文化生态平衡的问题，就是要建立这种机制（本段引自网上）。 文字改革派在中国很快地掌握了话语权，权力为推行他们的主张提供了支持。但是事物发展自有其规律。同一切事物的发展一样，凡是有理有效有利的东西，推行就较快效果也较好（如拼音方案），反之则反之。然而没有制约的权力又很容易走向反面。马克思指出，“不仅探讨的结果应当是合乎真理的，而且引向真理的途径也应当是合乎真理的”（马恩全集第一卷第八页），即使是真理强行推广也会走向反面，更何况许多并没有掌握真理的人对于自己的货色更会强行推行呢。科学与民主一家，谬误与霸道同在。中国文字改革者的错误，根本的还不在于他们没有使汉语更好学，而在于他们强行推广他们那一套，他们系统地形成和宣传“汉字落后论”、“汉语难学论”、“拉拼优越论”、“幼儿识字有害论”，把汉语变成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中国人学习十年八年汉语过不了关，至于对外汉语教学就更谈不上科学，请看2004年4月28日《人民日报》报道，侨办编写的两套海外华人教材，适用于亚洲的叫《汉语》，全套50册；适用于欧美的是《中文》，全套48册！），并且反对和压制任何不同意见。而这不只没有使汉语好学，更给中华文字文化和文明造成了严重后果，这岂止是个学术问题！醒醒吧专家们！ 四、集中识字识词识佳句，汉语不再难学难写难理解 我们探讨和研究问题，不是与谁过不去或者过得去，而是为了掌握汉字本质，发扬汉字优长，使汉语成为世界上最好学的语言，还文化于人民，让中国文字中华文化和中国文明走向世界。为此我不惮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个人私利永远不能置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之上。我不仅仅是从感情而是从理性上说，汉字是先民的伟大创造，是世界上最古老最美丽最丰富最优秀最简洁最特殊的语言（之一），也是世界上最好学的语言。中国自古就有集中识字，韵语成篇，先认后写的识字传统，我在此基础上又有所增加，编写出《爱我中华识字歌》，解决了汉字的难认难写难理解问题，使得任何人学习中华文字、文化、文明都是很方便的事情。五六岁的孩子在五六个月的时间内就能够掌握2500多个最常用汉字，这相当于小学六年的识字量，更见识由这些字组成的近四万个词和几千条中华文明的佳句，这更适用于外国人学习汉语。（100072，北京装甲兵工程学院政教室张广照，电话010——66718426，010-87493576;email:0819zhang@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