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长篇
(父亲的长篇小说《安魂吟》不日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是为跋。)
生我那年，父亲38岁。当那声“女孩儿！”的高喝响起的时候，一股巨大的喜悦潮水一样“呼”地把父亲淹没了。
多少年后由我问起来，父亲觉得实在是没有办法用什么“高级”的词句来表述他当时的心境，终于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般地说：“嗨嗨，那简直就是一个——长篇！”
父亲的这句话对于我的冲击，甚至超过了我对于父亲的“淹没”。
我是父亲的长篇！
那时的父亲，已然有了短篇、诗篇、散文篇……只是没有一个长篇。
在我两三岁的时候，每日上下幼儿园，永远是坐在父亲自行车的前梁上。在那片记忆的屏幕上竟然没有另外任何一个家人，只有父亲和那截前梁。这事听上去很是怪诞,可我用尽力气去想，仍然是谁也没有，只有父亲。
那时候，长篇对于父亲来说，还只是一个远远的梦想，一个长长的希望绵延不绝。而他却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我。
60年代中期，正是我背诗的年龄，时至今日，我的唐诗宋词说什么也背不过毛主席诗词——那时的幼儿园里只教毛主席的诗词。听着老师给予我的“第一”的评语；听着我完全懵懂却伶牙俐齿地说些“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之类的句子，父亲一方面满心欢喜，一方面暗笑不止。伟人那气吞山河的诗篇，吞吐于一个小人毛毛之口，真是好笑极了。
乖巧如我这样的孩子，忽然有一天宁上了一根筋，说死也要一只小娃娃（那时我倒确实没有什么玩具）。于是一边在那里坚忍不拔地重复着一句话，一边周而复始地转拧着一只门把手。这期间，父亲一直没有说话。终于，他站起身，一声不响地关上门走出去了。
我讨了个大大的没趣，心中的怒气益发甚嚣尘上，便满怀仇恨地酝酿着一场暴风雨。父亲回来了，仍然什么也没有说，从口袋里取出了一只塑料小娃娃！那大概是我一生中头一次真切地体验了“一愣”的感觉，父亲是给予我那核桃般大小的心灵以震撼和感动的头一个人。我心里只有一个没完没了的念头：爸爸是多么的好呀，就是他什么也不给我买，他也仍然是那么的好。
打那以后，我绝少干下无理或有理取闹的事情，而是接连不断地给父亲得回“双百”来。父亲把他总得“双百”的孩子放在双膝上，高兴地颠着。
父亲在没有写出他的长篇的日子里，不知道给我讲了多少部长篇。父亲的故事就是一个没有多少糖果和玩具的孩子的灿烂星空。
一天的晚上，父亲开始读一首长诗（通常讲故事，父亲是从不凭借书本的）。一个叫加伦的美少年，在一个空寂的月夜，像一只鹿一样轻盈美丽，满身血迹。他跑啊跑啊，跑过了山坡，跑过了旷野，他从战场上跑回来。父亲和哥哥都战死了，他要跑回家里去。可是，最最疼爱小儿子的加伦的母亲，却没有给他开门。天要亮的时候，加伦杀死了自己，就在他家的门口。
父亲的孩子，一夜都不肯睡觉，她把一辈子的眼泪汇集起来，在那一个夜晚流淌着。她是在物伤其类——假如有一天，父亲变成了那位母亲，她也一定会去死的。
后来，父亲忽然给我讲起了鲁迅的书。一个孩子，哪里懂得什么阿Q，只是一心一意地可怜那个永远倒霉的家伙。一次，阿Q受了地保的一通欺负还赔掉了两毛钱（父亲为我随便折算的），弄得我一时间坐卧不安，我才不管什么“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呢，只想着跨越时空送去两毛钱给他。
我一直奇怪，父亲讲讲加伦便也罢了，干嘛要讲什么阿Q。后来我知道了，鲁迅在父亲的一生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父亲的长篇里，主人公于穷途末路之际投向了光明。那时的父亲，在东北，天天生活在失业的恐惧中，夜夜做着失业的噩梦。忽然有一天，一支革命的队伍，要在进步青年中招考学员，考题就是关于鲁迅和鲁迅的作品。父亲考了第一。
数不清有多少次，每一次我都如同头一次一样惊心动魄地听父亲讲他们当年如何随队伍从长春向佳木斯撤退。站台上，教务长情急之中拔枪顶住那个说来也是无辜的乘务员，为了保护这些冒死追随革命的青年。坐在铺着稻草的闷罐车里，头顶上全是敌机的俯冲、扫射和爆炸声。同行的大师姐搂着他们，慢声细语地说：“不要怕，我们死在一起。”……每到这里，我一定被感动得热泪盈眶，心想：这些革命人实在是值得父亲他们冒死相随的。
这段故事，后来写进了父亲的长篇（但这部长篇绝不是父亲的自传）。可是我总觉得，父亲写出来的，不大如他讲出来的，就像比起书中父亲的影子，我更爱真实的父亲一样，比起父亲的长篇，我更爱父亲的故事。
父亲的孩子10岁了，她开始“知恩图报”。离家两里地，有一间小食杂铺。每个星期六的下午，孩子两手攥着一只现在已绝少见得到的小号鲜桔汁瓶，步行去为父亲打一杯（相当于四分之一升）散装啤酒。
从掌柜的手里接过大把儿杯子，顺着小豁嘴儿朝桔汁瓶里灌。泡沫泛起来，塞住了瓶口，孩子停下来等，等了一程又一程，沫子泛起来又灭下去，孩子一滴一滴滴尽了大把儿杯里最后一滴啤酒。
有一个夏天，父亲以为他的“长篇”里奏出了一段华彩乐章。我要去北大念书的那几天，父亲竟至于在屋子里团团地走着简直就坐也坐不下来。可是他不知道，他的孩子正是在这以后变了。十八九岁，刚好是“嫌”父母的年龄，自认为世间的一切已足以应付。待到她豪情万丈而后“伤痕累累血迹斑斑”地回到家来，父亲仍一如她小时候那样迎着她，用她曾认为“用不着”的话语为她抚平创痛，她蓄积已久隐忍已久的热泪终于砰然而落，只当着父亲。
就在那个星期日的晚上，60岁的父亲，又开始送他的孩子，送她回20里外的学校，重演着20年前的一幕。一路上，不知是孩子搀着她60岁的父亲，还是父亲领着他20多岁的孩子，深秋的细雨中，街灯竟带着些许暖意。父亲的身影实在是太不够高大了，是他絮絮的话语暖暖地包裹着孩子，她仿佛又置身于那自行车的前梁……
孩子长大了。父亲这才开始以古稀之龄养育他的另一个长篇。父亲一辈子，从来以公家的事情为第一。他教书，面对着满礼堂的学员；他当所谓的“领导”，除了繁杂即是辛劳；他做编辑，终日忙于成就别人的短、中、长诸篇；他写文艺评论，用心去揣度着别人的作品……然而，他念念不忘的是，无论如何应该有一个自己的长篇。
眼见得老父亲一日日为他的长篇苦耗残年，我甚至一日日生活在恐惧之中。他几乎是在生命的边缘挣扎着，而朝着他的目标蹒跚前行。有时候我想,父亲真是糊涂，为什么一定要弄些个长篇来让自己受苦。其实，父亲一点也不糊涂，他亲历了国家与民族命运的沉浮，感悟了自我与他人的一生，这些，在他的心中冲撞激荡，他又怎能让这一切随着自己生命之火的熄灭而归于沉寂呢！
今天，父亲长长的、绵延不绝的希望终于有了结果，他有了自己的长篇。这本书之于我的意义全然不在父亲之下，因为，即使我辜负了父亲，还有她来替我。我衷心地感谢这本书——父亲的长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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