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剑雄先生： 您 好 ! 十六大開了，在銀光屏上看到很多熟面孔，很高興，也很感慨，但愿共和國更加可愛。 講九大時自已的一個真實故事，記憶仍在心中迥蕩。愿十六大能听到。 曉 帆 ——————————————————————— 一 一九六三年, 我从北京大学研究生(MA)毕业后, 走进了国务院外文局。「文革」期间, 调毛泽东选集翻译室。 不久, 出任包括乌尓都文、印地文、 阿拉伯文、波斯文、罗马尼亚文等大联组的组长。 但当时外文局的造反纲领, 令人有一种「末日来临」的忐忐忑忑的哀愁。 我曾任随军翻译, 立过一次功; 但作为归侨, 还是提心吊胆地过日子。这里有不少人活着是「整人」的, 批的批 , 抓的抓 , 关的关 , 人人自危 , 弄得一个好端端的部级机构 , 烟尘滚滚 , 鸡犬不宁。 一天午后。军代表(周总理联络员)打电话给我, 要我马上见他。我放下电话, 突然眼前满天星斗, 双脚发软, 自忖: 大难终于来临了! 我拖着蹒跚、沉重的脚步, 上楼应讯。我轻轻地敲响了军代表的门。听到「进来」, 心都快跳将出来了。 我脸如土色,慢慢地推开了门。岂料, 军代表站了起来, 脸带笑容,…

      炎炎夏日的“寻根之旅”途中，竟然遇到了你，令我激动万分；又见到虽已白发潇潇，但身骨依然硬朗，谈吐依然锋利的班主任，更是意外的惊喜。遗憾的是未能见上你的母亲－住院的伯母，哎，恐怕以后难得有此机会了。       当今，先进的通讯手段不是电话就是电子邮件，而此时的我却愿坐下来，静静地想一想，写一写，就这样悠哉悠哉地想到哪写到哪吧。你可愿和我一样，悠哉悠哉地读一读，忆一忆，而后再静静地想一想，写一写呢？       是什么使我们两个原本互不相识的小女孩走到一起的呢？哦，对了，不就是那场“史无前例的……”吗？当我们被莫名其妙地赶出那所“修正主义”的小学，惊慌失措地在另一所学校见面时，我们又惊奇，又欢喜。惊奇的是，我们怎么以前不知道是在同一个学校？欢喜的是，我们有伴儿了，有依靠了，因而胆子也壮了几分。从那时起，我们就像亲姐妹一样，互相鼓励着，互相扶持着，跌跌撞撞地走过一段段坎坷不平的道路。       那时，你的父亲被打成“走资派”，我的父亲被冠以“臭老九”。我俩儿就像一双失去了父母的孤儿漫无目的地彳亍而行，背后则招来怪异的目光，不停的指指点点。我们的心颤抖了，我们的眼睛潮湿了，两人对看一眼，从对方的眼神中获得了勇气。默默地，我们手拉着手，挺起胸，昂起头，大踏步地向前走。       有件事至今令我记忆犹新。一天，不知何故，你被叫进办公室，不久就传出你和一名工宣队员激烈的争吵。我当时在门外真为你担心。突然，房门大开，只见工宣队员不自然的笑容僵在脸上，一手作出送客的姿势。而你泪如泉涌，厉害的小嘴仍在不屈不饶地据理力争。我深深地被你的勇气折服，工宣队员也被你近乎疯狂的气势所震慑。自从那以后，再也没人敢随意找我们的麻烦了。       我永远也忘不了和你父亲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握手。那天，我们在路上不期而遇，你向你父亲介绍了我，又向我介绍了你的父亲，然后，伯父就微笑着伸出他那温暖厚实的手。我局促不安，我受宠若惊，在那黑白颠倒的岁月，我第一次有了被人尊重的感觉。而一个十几岁的黄毛丫头，怎配他那个级别的领导像对待同志一般的握手呢？只听你大大咧咧地在一旁催促：“快点，快点啊。”我羞怯地，迟迟疑疑地伸出了手，一下被伯父握在了手掌中。那种感觉啊，是真诚的、踏实的、信赖的、鼓励的，又是充满力量的。这样的一双手，怎么会被扳倒呢？       有人说，我们这一代是被耽误了的一代。岂知，我们也是经历过“烽火”，成熟的一代，是奋起拼搏的一代。君不见,       灰蒙蒙的煤都已现出晴朗的天空       黑黝黝的坑道已变成翠绿的南湖       大洋彼岸，船儿在万湖微波中荡漾，海鸥在碧空万里中飞翔。优美动听的故乡之歌可会传到我的身旁？！

      不知何故，儿时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是听父亲和叔叔、伯伯们在一起聊天。那是从父亲带我到他的办公室开始的。起初觉得很无聊，不清楚大人们每次都在争论些什么，有时竟在白炽化的争辩声中昏昏睡去。然而，时间一长，我倒听出一些味道来了－－我喜欢听他们海阔天空东南西北的侃侃而谈，喜欢听他们对古往今来人事变迁的种种感慨，喜欢听他们对文学艺术的评价和探讨，更喜欢看他们为了当时某些社会问题争论得面红耳赤。       那时，我还小，很多东西也听不大懂；有时，父亲也会对我下逐客令，说，大人讲话，小孩子不要听。但我总是找个借口，送上一杯茶，补充些糖果，想办法留下来。叔叔、伯伯们都抽烟，越激动，烟抽得越凶，室内弥漫着呛人的烟雾，熏得我眼睛红红的，嗓子痒痒的，可我还是喜欢赖在那。有时，盯着浮动在空中的袅袅烟雾，我竟出起神来－－看，那些烟有的是一团团的，浓浓的，好久散不开；有的则是一缕缕的，有宽有窄，有直有弯；有的更是有趣，就像小孩吹的泡泡，一圈圈的。后来，我发现，脾气急躁的是一口将烟喷出；气定神闲的则悠悠地呼出；“玩世不恭”的却由着性从鼻子释出。我的心情也随着大人们的谈话，一会儿紧张，一会儿高兴，一会儿激动，一会儿难过。       是否觉得很奇怪，在那个年龄，本应和其他孩子玩在一起，为什么偏偏愿意静静地坐在屋角，听大人们谈论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事呢？现在细细想来，只觉听长辈们的谈话确是一大享受，他们领你走过不同的历史朝代，带你领略祖国的壮丽河山，向你展示世间的美好和丑陋……从他们的谈话中，你不仅学到了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你还学到许多做人的道理。每次的谈话都是如此热烈，每个参与者都是如此投入。小小的聚会给叔叔、伯伯们提供了一个尽情表现自己，施展才华的舞台。在那，你尽可欣赏他们严谨的逻辑思维和雄辩的口才。而最令我入迷的是他们那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以及光明磊落的坦荡胸怀。       眼睛带我们走入世界，耳朵将世界带给我们。现在，可还有孩子愿从电脑、电视、电话中分出一点点时间，做下来听长辈聊天，听他们讲述旅途的跋涉，未来的憧憬，年轻时的抱负……？

日 前 搬 家，翻 检 出 当 年 在 北 京 求 学 时 的 日 记， 感 慨 良 多。虽 不 乏 稚 拙， 却 真 实 记 录 了 自 己 成 长 的 心 路。 其 中 一 篇，记 载 了当 时 对 池 莉…

R 君： 你好！过年好吗？想象不到你们那过年有什么特色节目。听国内的亲友谈起过年，觉得这春节越过越不象话，简单得已经不是那么回事了。反觉得，我们在国外过年热闹劲还要大 —今天一个PARTY明天一个PARTY；这里一个文艺晚会，那里一个聚餐，忙都忙不过来。 想起以前在家乡时过年，那才有意思。通常年三十那天早早就洗了澡，换上干净衣服（不是新衣服！），等着吃团圆饭。开饭前定是要放一串鞭炮的。团圆饭总是有十几个菜。父亲做得一手好菜，母亲和姐姐们也很能干，菜色总是特别好。不过，说真的，饱年饱节的，谁能吃得下多少？倒是家里有几位能喝酒的，给团圆饭的气氛升温不少。这一喝酒，特别是劝（攻）酒，那才叫热闹。我爸、哥和弟特能喝，就数我酒量小，不敢喝醉（自然就没醉过了！）。两姐夫一能喝一不能喝。能喝的那位每年总要喝醉，话匣子开关失灵；不能喝的那位总是给灌的脸带“猪肝色”，饭后必躲一边歇着，半句不吭，生怕一张口,“胃匣子”失灵了。 年初一那天，有逛街和到户外游玩的习惯。早饭（通常是斋饭）后，换上新衣服，或和家人或和朋友到外头看热闹。我总是约上三俩要好的同学先到一个住的较远的同学家，然后一同往城里走。路上要经过一条河，（记得那桥是叫“西门桥”吧），我们会在桥上花上大半个小时玩鞭炮。鞭炮是事先买好的，最小号的那种，比火柴梗粗不了多少，一来安全，二来经济划算。鞭炮点着了一个一个地往河水里扔。桥面离水面有七、八米、扔得恰到好处的话，鞭炮在水里发一声闷响，接着冒几个白色的烟泡。扔早了，引子一碰水就灭了；扔晚了，鞭炮在半空中炸响了；胆子过大动作过慢的，鞭炮便在手指间炸开。好在鞭炮是小号的，不太碍事。这种玩法确实有种刺激和满足感。 在桥上玩够了就往城里走，不时往公路两旁的小水沟扔几个鞭炮；遇上小涵洞，也往里扔几个，爱听那清脆的回音；在老树皮的缝隙间插上一颗，炸响后只见那裂开的树皮上冒着浓浓的白烟；偶尔在路边田地的烂泥上插上一颗，点燃后就拼命跑。若几人同时玩，“火候”掌握不一，逃离不及，免不了会被弹得一身烂泥。更有恶作剧的，在牛粪上点一颗！ 到了城里，要么看电影，要么看球赛，再要么到工会组织的游园玩玩，必要时到商店补充点“军火”（鞭炮）。尽兴了，就到我家玩扑克。有时玩疯了，就把中饭晚饭给忘了。 这一过年的传统，从初中开始，一直坚持到我念研究生。后来大家都离开了家乡，难得一同回去过年。再后来，我父母也迁到别的城市去了。去年在广州深圳见到了那几位同学，说起往事，记忆犹新，免不了一番感慨。恐怕，这一辈子也不会这样过年了。 罗罗嗦嗦的给你说了一通陈年旧事。也许，我真的老了，爱谈往事了。 下回你来信能否说说你们那是怎样过年的？ 陈 灵 二月十八日 于 美国 明尼苏达州

      我爱吃花生。       不记得平生第一次吃花生是什么时候了，只知道从小便喜欢它。不管是带壳炒的、剥了皮油炸的、裹在五香粗盐粒里炒的还是盐水煮的，只要是花生，一律觉得香得很，吃起来没够。       但是在很长时间里，花生对我来说是种难得一见的稀罕之物。打从我记事起，北京城里就没有卖花生的。那些在农村有亲友的家庭大概会偶尔得些救济，我家没有“外援”，只有到了每年的春节前夕，才可凭“粮本”购买炒熟的带壳花生半斤、葵花籽二两。       文革开始后，父母下放的下放、上干校的上干校，我成了家里的主要壮劳力。从我能够“掏裆”骑车的年龄起，便荣任了全家“节前花生瓜子总采买”一职。按“上级规定”，节日供应的花生瓜子只能在居住地附近的“指定”粮店购买，但是那样干风险很大：在国营商店，要求未买先尝是连想都不敢想的，赶上什么是什么。一旦“指定”粮店中售的花生恰巧炒糊、瓜子偏偏发霉，那年的春节便算毁了一半。在有了几次使全家皱眉苦脸的惨痛经历之后，遂调动全部聪明才智，决心戴罪立功。从此并不一开始供应便先买为快。而是耐心地等待、观察。勤跑粮店，一看二闻三打听，竖起耳朵，看邻居中有无因买到劣质花生而骂娘的，等等，从而显著减少了全家人皱眉过春节的次数。后来更大一些，还有了新的发现：似乎愈近年根，售粮员们的气便愈顺，一些不在我家附近的较大粮店也会通融售给，而大点粮店出售的花生往往质量好些，有时甚至多给称上一二两。感激与兴奋之下，出得粮店门来，真是看天也格外蓝，瞟太阳也格外晃眼，黄沙扑面也不觉牙碜，情不自 禁从心底里哼出《社会主义好》。       花生瓜子买回来了，倒进两只盛菜的磁盘，拣掉明显的糊、瘪、霉、空，以及为数不少的泥块、梗杆后，其余的一粒不能动。要摆。       很久以前，当革命老人们尚未老到尽管坐“红旗”，有人搀，春节互相拜访一圈之后，也要累得纷纷住“三零一”、挂点滴，因此而发明“团拜”之前，北京城上下是实行大年初二串门拜年的。亲友上门，呷茶水、剥花生、嗑瓜子是特有的节景，提前吃光了当然不行。那时的老百姓家中又没电话，亲友中谁来，啥时到，都是要等登了门才知道的，因此这花生瓜子一定要摆放几天，而且至少要摆到初四。之后如仍有剩余，方能轮到全家大小一饱口福。       七十年代初参加“革命工作”以后，每月学徒的十几元人民币工资偶有剩余，便寻机与好友结伴“下馆子”。记得除了两块六毛六一盘的清炒虾仁外，宫保肉丁也是常点的一个菜，不为别的，就奔菜里搭配的那几粒花生米去了。嚼着芡汁浇裹、半软半脆的花生米，心中时常涌起某种绕过封锁、偷尝禁果的快感。       “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帮”之后，第一件使我我真正觉得生活在好转、社会在前进、活着有了奔头的新事就是：北京街头有了推车卖花生的。那时，“农贸市场”尚未问世，农民进城做生意仍属非法。卖花生的是粮店的售货员们。带壳花生用加有花椒、八角的盐水煮熟，盛在白布遮盖的大笸箩里，推了三轮车在街上卖。自那时起，各种花生制品尽管价格有波动，但再未从市面上消失过。在粮票取消之前，还曾有过一段可以用粮票向走街串巷的农民换五香花生米的黄金时代。       有时想想，不禁奇怪：怎么文革结束前，吃个花生、瓜子那么难呢？文革之后，还是那么多地，还是那些人种，怎么花生一下子就“极大丰富”了呢？莫非毛主席、党中央曾经专门发过什么绝密文件，坚决不让全国广大花生爱好者们解馋？平心而论，恐怕还是他老人家一贯提倡的“以粮为纲”、和政府不许农民自产自销的绝户政策造成的“人祸”吧。       拉杂说来，不过是想学鲁迅先生“立此存照”的意思，给将来撰写“新中国人民幸福生活史”的人，留点史料。没想到，根据最近一期《新闻自由导报》的报导，由于粮油减产，辽宁、内蒙、山西等地的一些城市又开始重新实行城市居民凭粮本、优惠卡、信誉卡等票证限量购买粮油的办法了。使人不免油生“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的恐惧。在这里，只有衷心希望大陆的粮油危机早日从根本上解决，也祝愿今天的以及今后的孩子们，永远也不再需要为买几颗不糊不霉的花生，去练笔者当年的“三顾粮店”、“察颜观色”的功夫。        写于一九九四年尾

      几天前接到上海交大送来的通知， 说是今年六月底交大将在上海举行《毕业二十年，我们再相见》庆祝活动，以纪念77/78级毕业二十 周年。看到这个通知时，心头顿时涌起一阵热浪，随後是万般感慨。二十年了，大学时代的生活似乎早已被淡忘了。大学同学的面容都已变得模糊不清了。几天来，我在努力地回忆四年大学生活的点点滴滴。我想走回那段早已淡忘的校园生活，甚至想重新住回大学宿舍，与多年未见的室友们好好聊聊。大学时代的几个室友顿时又在我的记忆里活跃起来了。突然间，想写点东西将这几个室友趣事录下来。 “老憨”        “老憨”来自武汉。其实他是我所见过的最聪明的人。只因他做事莽撞，室友们便送给他“老憨”这个雅号。“老憨”是我大学时代最铁的朋友。我们俩的认识正应了“不打不相识“这句老话。        77级是文革後第一次高考招生。招生工作比较混乱。我是到了78年三月才接到录取通知。三月中赶到上海。进校第一天，“老憨”便给我一个下马威。我从系办公室领了床位分配和钥匙，便扛著行李来到宿舍。可是开门一看，我的床位上竟有一人躺在上面抽烟，此人便是“老憨”。我仔细核对了床位分配，那确实是分给我的床位。我便问他是不是占了我的床位。没想到他连看也不看我一眼，依然在那里喷云吐雾。我顿时急了，便大声问他：“你到底让不让？”。宿舍里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了。室长一看形势不对，马上出来圆场。他和其他室友一起把“老憨”的行李搬回到他的床位，一场风波平息了。没想到我和老憨以後却成为了最好的朋友。        老憨不仅聪明，而且为人很讲义气。我们俩趣味相投：都爱踢球，都爱打桥牌，都能喝几口小酒，也都不爱背书。踢球时我踢左边锋，他踢左後卫。两人都有“拼命三郎”的精神。老憨的球技虽然不是最好，但他以其“跑死牛”的劲头死盯住人，让对方前锋很少得手。我俩一块儿踢了四年球，仅有一次交换过位置：那是我锁骨摔断那次。锁骨摔断後，我自己不知道，只觉得疼痛难忍，跑动不便。老憨一看我速度下降，便大叫：“看你那麽慢，下来打後卫吧”。他自己跑上去打前锋了。可是後来我到医院接骨，换药，照片。全由老憨旷课陪同。他那份肝胆狭义，令我终生难忘。        说到老憨的聪明，的确是很少有人能与其相比。他看起书来过目不忘。学起东西来悟性极高。上课时，他总是坐在後排，抽屉里藏本小说看。助教开的小课他很少参加。考试前的复习课他从不参加。别人花四小时作的作业，他花一两小时便做完了。每学期期末考的时候，别人都恨不得一天拆做两天用。他倒悠哉闲哉，端著一盒围棋挨寝室找人下棋。回想起来，幸亏我不会下围棋。要不，一定让他害得毕不了业。更别说出国留学了。老憨虽然这麽贪玩，考试成绩总是名列前茅，一直是班上的尖子学生之一。他如今在华中理工大学做“博导”，带著三十多个研究生。两年前我回国，他专程从武汉赶到昆明见我。一聊起来，才发现他“憨”劲不减当年，至今还在逮研究生跟他下围棋，打桥牌。 “老病”        老病得此雅号，与其体重有关。他一米七的个头，体重还不足一百。因为他太瘦，我们便给他起了“老病”这个绰号。老病和老憨是两个绝然相反的人。老病他不打球，不下棋，不打牌，不抽烟，不喝酒。几乎是个小圣人。我们之所以没把他当作小圣人，只因他偶尔也会参与有关女生的讨论，并发表一些独到见解。        老病读书极其玩儿命。早晨第一个起床去操场背外语。晚上十点半熄灯後，他还会借著厕所或走道的 灯光再读半小时书。老病的长项是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这类的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他背起来头头是道，甚至连标点符号也不会错。凡是政治类的科目，如党史，哲学，政治经济学等等，他的考试成绩总是最好。        大四的时候，老病突然变了个人。他不再只热衷于读书了。找女朋友成了头等大事。他的第一个进攻目标是电子工程系的一个女生，他的武汉老乡小梅。小梅虽谈不上花容月貌。倒也是亭亭玉立，风度颇佳。老病请他的老乡老憨为其传递情书，与小梅约会了一次。可是那场约会仅持续了不到五分钟。据说人家的第一句话便是“我不想谈恋爱”。按照那个时代的恋爱辞典，那就是说“我不想跟你谈”。小梅计划失败以後，老病又转攻一个我们系七八级的女生。不幸再次失利。据他说两人倒也谈了十几分钟。可是那女孩借口他太瘦，不愿与他谈朋友。那对他是一个相当沉重的打击。大学毕业後，老病追到了原交大游泳队的队长，与其成婚。後来他在交大念博士生时，又认识了80级的一个女孩。便与游泳队长离婚，跟那个80 级的女孩结了婚。听说後来他们去了深圳。他与大家失去了联系。现在他是我们这次毕业20周年纪念活动的重点追查对象。 “瞎忙”        “瞎忙”是我们的室长。他得了“瞎忙”这个绰号，是因为他总是忙忙叨叨，不停地做些我们常人不能理解的事。“瞎忙”个子不高，极为好动， 而且心灵手巧。他为人热心，动手能力有强。我们寝室的行李架。就是他用从建筑工地上捡来的边角废料做的。他不仅为我们寝室做了行李架。也为全系女生 (77级全系女生不过20人)做了行李架。因此，他在女同学中的口碑很好。由于“瞎忙”的存在，我们寝室的卫生总是搞得很好，常被系里评为模范寝室。        “瞎忙”的热心，偶而也会给我们带来不便。有一次他把我们寝室的人关在门外整整一个下午。晚饭後我们好不容易敲开了门。只见他光著膀子，汗流浃背。我们问他关起门来干什麽，他说是在洗照片。进了寝室一看，只见我们所有的桌面上，椅子面上和箱子面上都贴满了照片。原来“瞎忙”是在帮班上女生洗照片。他害得我们整整两天无法用桌椅。        “瞎忙”学习成绩一般，只因他不花很多精力去学习。那些课余时间几乎全让他用去为别人做好事去了。“瞎忙”最不济的功课就是外语了。不知怎麽搞的，他只要是一上外语课就打瞌睡。有一次在外语课上睡觉，因鼾声太大被老师当场捉住。老师让他站起来念生词。也不知道他是哪根儿筋搭错了。念到WIFE 这个词就过不去了。他带著浓重的湖北口音站在那里“WIFE，WIFE”大声念个不停。念了得有十遍，却怎麽也不会念下面那个单词。全班人笑得前仰後合，连老师也笑得直不起腰，课都上不下去了。        “瞎忙”还有一特点，就是爱给别人复述他所看过或听过的故事，但就是常念错别字。有一次，他看完小说《斯巴达克思》，激动得不行。晚上宿舍熄灯後，他便给我们复述这个故事了。他说：拉(那)个斯巴达克思真是不得了唉，他的情人是个支(妓)女…… 。又让我们笑得半天睡不著觉。        听说“瞎忙”现在官拜湖北省机械厅老干处处长。这个工作有三大特点：杂事多，进医院多，致悼词多。不知“瞎忙”喜不喜欢这个工作，当是我想老干们一定会喜欢他这个处长。        当年同一个寝室好友们，毕业後各奔东西，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各人开始了自己新的生活。二十年过去了。见了面，我们还能彼此认识吗？还会象当年那样无拘无束地交谈吗？我还能再叫他们“老憨”，“老病”，“瞎忙”吗？不管怎麽说，想到又要回到交大，又要见到那些老同学，心里仍然是一阵热流翻腾。人生能有几个二十年呢？